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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教’與‘育’的古今中外 近代中國的重點與制度轉型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60835
- 條形碼：9787208160835 ; 978-7-208-16083-5
- 裝幀：平裝-膠訂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新書--‘教’與‘育’的古今中外 近代中國的重點與制度轉型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歷史愛好者和專業學者重建中國自己的話語系統和條理脈絡，深入認識中華民族新的智能生成運作機制形成的進程、狀態和局限，認識世界一體化進程中東亞文明的別樣性及其對人類發展提供多樣選擇的價值，爭取和保持對于世界文明發展日顯重要的中國歷史文化解釋的主動和主導地位。
新書--‘教’與‘育’的古今中外 近代中國的重點與制度轉型 內容簡介
以西學、東學、中學為支點，打破分科治學的局限，不以變化為進化，不以現在為現代，從多學科的角度，用不分科的觀念方法，全面探究近代以來中國的概念、思想、學科、制度轉型的全過程和各層面，溝通古今中外，解析西學與東學對于認識中國歷史文化的格義附會，重建中國自己的話語系統和條理脈絡，深入認識中華民族新的智能生成運作機制形成的進程、狀態和局限，認識世界一體化進程中東亞文明的別樣性及其對人類發展提供多樣選擇的價值，爭取和保持對于世界文明發展日顯重要的中國歷史文化解釋的主動和主導地位。 在認定西學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之學的時趨下，由分科教學培養起來的一代又一代新人，所使用的語言概念、知識系統與前人全然不同，他們自以為可以和世界溝通，卻越來越失去理解自己先人言行的能力。他們只能透過西洋鏡的色彩和曲折，來審視本國的歷史文化。這樣的理解，無疑包含著多少的誤解和曲解。
新書--‘教’與‘育’的古今中外 近代中國的重點與制度轉型 目錄
總 說 / 1
**節 問題的提出 / 2
第二節 觀念與取向 / 11
第三節 做法與釋疑 / 29
分說：“教”與“育”的古今中外 / 47
**章 終結科舉制的設計與遺留問題 / 54
**節 科舉制的改與停 / 55
第二節 科舉文體與文風 / 57
第三節 立停科舉情非得已 / 63
第四節 融不進學堂的科舉考試 / 66
第五節 科舉制的其他功能 / 71
結 語 后科舉時代的難解之題 / 78
第二章 清末學政改制及其糾葛 / 85
**節 停科舉后學政去留兩難 / 86
第二節 學務處與學政孰優孰劣 / 91
第三節 學政改制方案 / 96
第四節 學政的裁改 / 102
結 語 / 113
第三章 清季直省各級新式學務機構的構建—— 以廣東為例 / 115
**節 兩廣學務處與廳州縣學務公所 / 115
第二節 直省提學使司與廳州縣勸學所 / 138
第三節 廣東咨議局與勸學所 / 158
第四章 晚清的“私塾”話語生成與“私塾改良”活動 / 170
**節 清末“私塾”話語的形成 / 173
第二節 嘈切錯雜的“私塾改良”/ 185
第三節 新話語遭遇活事實 / 200
結 語 / 206
第五章 民國高等教育制度的轉型—— 國立廣東（中山）大學的建立與變制 / 209
**節 文化爭勝與籌建國立大學 / 210
第二節 學制變更與高專升大 / 222
第三節 廣東高等教育界的統一與國立廣東大學變制 / 237
第四節 整合與提高 / 250
第六章 政教合一與民國鄉村建設運動 / 260
**節 政教的分與合 / 261
第二節 鄉村建設政教合一的模式與糾葛 / 277
第三節 新縣制政教合一的合作與分工 / 311
第四節 政教合一的背景和成因 / 327
結 語 / 341
第七章 首都遷移與教育興革—— 20 世紀 20 年代北京國立大學的合并風潮 / 345
**節 北京統一前朝野的合并計劃與行動 / 346
第二節 統一后“三中”下的“中華大學”/ 351
第三節 北平大學區的推行與反對風潮 / 357
結 語 派系與政潮的糾纏 / 365
第八章 清華大學“教授治校”制度的萌發與成型 / 373
**節 順水推舟 / 375
第二節 形同實異 / 382
第三節 貌合神離 / 386
第四節 同舟共濟 / 393
結 語 / 400
征引文獻 / 402
人名索引 / 418
展開全部
新書--‘教’與‘育’的古今中外 近代中國的重點與制度轉型 節選
美國學者任達（DouglasR.Reynolds）的《新政革命與日本》（TheXinzhengRevolutionandJapan）一書，出版以后引起不小的爭議，對其觀念和材料方面的種種局限議論較多。［1］不過，作者指出了以下至關重要的事實，即新政前后，中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截然兩分，此前為一套系統，大致延續了千余年；此后為一套系統，經過逐步的變動調整，一直延續至今。作者這樣來表述他的看法： 在1898年百日維新前夕，中國的思想和體制都刻板地遵從中國人特有的源于中國古代的原理。僅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國人的思想和政府體制，由于外國的影響，已經起了根本性的變化。 從*根本含義來說，這些變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國的新舊名流（從高官到舊紳士，新工商業者與學生界），改變了語言和思想內涵，一些機構以至主要傳媒也藉此表達思想。在體制方面，他們按照外國模式，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建立的政府組織，改變了形成國家和社會的法律與制度。 如果把1910年中國的思想和體制與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國相比較，就會發現基本的連續性，它們同屬于相同的現實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們發現，在思想和體制兩大領域都明顯地彼此脫離，而且越離越遠。［1］ 也就是說，中國人百余年來的精神觀念與行為規范，與此前的幾乎完全兩樣，這一天翻地覆的巨變，不過是百年前形成的基本框架，并一直運行到現在。今日中國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貫之的社會文化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來的知識與制度體系大變動所形成的觀念世界與行為規范的制約之下。任達認為，這樣的變動是以清政府和各級官紳為主導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并且強調在此過程中日本影響的主動與積極的一面。對于諸如此類的看法，意見當然難期一律，表達異見十分正常。但任達所陳述的近代知識與制度根本轉變的事實，卻是顯而易見，不宜輕易否定的。 不過，這一轉型的過程及其意義，遠比任達所描繪的更為復雜和深刻。因為它不僅涉及明治日本，還包括整個豐富多樣的“西方”；不只發生在新政時期，而是持續了半個多世紀（其實受域外影響發生觀念行為的變化，從來就有，如佛教和耶穌會士的作用，尤其是后者，令西學已經東漸）；不僅政府主導的那些領域出現了觀念和制度變化，全社會各個層面的各種知識制度體系，幾乎全都根本改觀；參與其事者不僅是清朝官紳和日本顧問，外國來華人士和廣大中國知識人也紛紛介入其中。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革命性變動不是單純移植外國的知識與制度，今天中國人所存在于其中的知識與制度體系，雖然來源多在外國，因而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大體相似，但還是有許多并非小異。這些千差萬別，不能簡單地用實際上未能擺脫西化的現代化理論來衡量和解釋。 今日中國人在正式場合用來表達其思維的一整套語匯和概念、形成近代中國思想歷史的各種學說、教學研究的學科分類，總之，由人們思維發生，獨立于人們思維而又制約著人們思維的知識系統，與一個世紀以前中國人所擁有的那一套大相徑庭。如果放棄這些語匯、概念和知識系統，面對各種信息，人們將無所適從，很難正式表達自己的意思。而習慣于這些語匯、概念和知識體系的今人，要想進入變化之前的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也十分困難，即使經過專門訓練，并且具有相當程度的自覺，還是常常發生格義附會的誤讀錯解。不僅如此，要想認識今日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盡管處于同一時代，但要分辨那些看似約定俗成、不言而喻，實際上各說各話的話語，如果不能從發生發展的淵源脈絡理解把握，也很難真正做到了解同情。近年來學人所批評的“倒放電影”和所主張的“去熟悉化”，［1］顯然都由此而生。 同樣，體現和規范今人的行為，維系社會有序運作的各種制度，與百年以前也是迥異。這些制度覆蓋政治、經濟、軍事、對外關系、教育、金融、司法、醫療、治安、社會組織、社會保障與救濟等各個方面，幾乎無所不包。除了少數“仍舊”或“全新”外，多數情況是“古已有之”而“變化多端”甚至“面目全非”。這就導致今人既不易理解前人的種種行為方式和運作模式，又無法深究今日各種制度規定及其運行軌則的來龍去脈，難以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結果，一種制度之下存在著多種行為樣式，甚至主要的樣式與設制本身的立意相去甚遠。有時觀念與制度之間發生離異，觀念層面的優劣之爭并不影響制度層面出現一面倒的局面。如中西醫的是非優劣，歷來爭論不已，至今只能說是各有高下，而醫療和醫院制度，已經幾乎完全照搬西洋方式。 出現上述情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晚清民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并非由中國的社會文化歷史自然發生出來，而是近代中外沖突融合的產物。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從外部世界移植到本土，并且改變中國思維與行為的基本面貌的產物。換言之，這是世界體系建構過程中，中國一步步被拖入世界體系的結果。今人爭議甚多的全球一體化，仍是這一過程的延續。 然而，事情如果只是如此簡單，也就不難認識。實際情形不僅復雜得多，而且潛移默化，令人習以為常。所謂“世界”，其實僅僅處于觀念形態，如果要落到實處，則幾乎可以斷定并不存在一個籠統的“世界”，而是具體化為一個個不同的民族或國家。更為重要的是，那個時期的所謂“世界”，并非所有不同民族和國家的集合，實際上主要是以同樣籠統的“西方”為藍本和基準。在“西方”人看來，“西方”只是存在于東亞人的觀念世界之中。認真考察，西方不但有歐美之別，歐洲內部還分為大陸和英倫三島，大陸部分又分成歷史文化各不相同的眾多國家。此外，本來是東亞一部分的日本，因為學習西方比較成功，脫亞入歐，似乎也進入了西方發達國家的行列，而逐漸成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如此一來，近代中國面臨的外部沖擊和影響，就知識系統而言，不僅有“西學”，還有“東學”。而“西學”的基本憑借，即“西方”既然只存在于觀念世界，“西學”相應地也只有抽象意義。一旦從籠統的“學”或“文化”落實到具體的學科、學說，可以發現，統一的西方或西學變得模糊不清甚至消失不見了，逐漸顯現出來的是由不同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文化淵源生成而來的獨立系統。各系統之間或許大同，但也有不少小異，這些小異對于各種學科或學說的核心主干部分也許影響不大，但對于邊緣或從屬部分則相當關鍵，往往導致不同系統的學科分界千差萬別，從而使得不同國度的不同流派關于學科的概念并不一致。來龍不一，去脈各異，不同國度的同一學科的內涵也就分別甚大。大者如“科學”，英法德含義不同，小者如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的分科與涵蓋，歐美分別不小，歐洲各國也不一致。至于社會文化研究，究竟是屬于社會學的領域還是人類學的范疇，不僅國與國之間存在差異，同一國度的不同學派也認識不一。 上述錯綜復雜是在長期的漸進過程中逐漸展開，因此一般而言，對于親歷其事者或許并不構成認識和行為的障礙，而后來者或外來人則難免莫名所以，無所適從。當由歐洲原創的人類知識隨著世界體系的擴張走向全球時，為了操作和應用的方便，不得不省去繁復，簡化約略，使得條理更加清晰。這樣一來，原有的淵源脈絡所滋生出來的糾葛被掩蓋，學科的分界變得涇渭分明。將發源于歐洲的各種學科分界進行快刀斬亂麻式的后續加工和劃一，開始不過是有利于缺少學術傳統又是移民社會的美國人便于操作，后來由于美國的實力和地位迅速上升，對世界的影響不斷擴大，甚至成為霸主和中心，美式的分科成為不少后發展國家接受外來影響的主要模式。可是，在清晰和方便的同時，失去了淵源脈絡，一味從定義出發，一般而言也無大礙，仔細深究，尤其是還想弄清楚所以然，就不免模糊籠統。因此，格義附會、似是而非的現象不僅多，而且亂，看似異口同聲，實則各唱各調的情況比比皆是。 近代中國在西方壓力之下發生的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如果只是全盤西化式地照搬移植，問題也就相對簡單。可是，中國的文化不僅歷史悠久，而且一脈相傳，始終活躍，其巨大張力所產生的延續性，對于近代的知識與制度轉型產生著重要的制約作用。
新書--‘教’與‘育’的古今中外 近代中國的重點與制度轉型 作者簡介
桑兵 河北威縣人，生于廣西桂林，歷史學博士。歷任廣東省珠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學逸仙學者講座教授。現任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清代以來的學術與思想、近代中日關系史、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等。 關曉紅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廣東文史館館員，著有《晚清學部研究》《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從幕府到職官 ：清季外官制的轉型與困擾》《清末新政制度變革研究》等，目前研究方向為晚清史與近代政治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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