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 節選

"魯迅后期，對國民性認識上的局限性逐漸被克服了，特別是對于國民性病根的分析更是非常科學而深刻了。例如，他曾經論及中國的群眾落后，“彼此漠不相關”，是“因豺狼當道”，嚴酷的統治壓迫所造成的。又如，20世紀30年代，有些人常常慨嘆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而把國家危亡的責任推給民眾。魯迅駁斥說：

其實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國人的。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于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先前有跪香，民變，造反，現在也還有請愿之類。他們的象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來說，就是“治績”。

針鋒相對地駁斥了對于人民大眾的誣蔑，并明確指出，是“大小統治者”的剝削階級本性，害怕人民大眾團結，破壞人民大眾的團結，以至把全中國變成了“一盤散沙”。這就和已往籠統地談“中國人”的精神病狀截然不同了，認識也準確而且深刻了。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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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畢竟是資產階級學者，他同“五四”時代的許多先驅者一樣，犯有形而上學的大毛病。在中西文化問題上，他曾主張“拼命走極端”，頌揚西洋文明，往往一切都好，過分美化；指摘東方文明，又往往一切皆壞，“百事不如人”，甚至帶有民族虛無主義的傾向。這無疑是應該批評的。但我們也不應據此便指胡適為民族虛無主義者。他有時使用一些過分苛酷的言辭，似乎全盤否定民族文化，卻往往是激憤之辭，骨子里是要提倡一種反省責己的態度，反對國人的“夸大狂”傾向。例如，他曾致信吳稚暉，說“先生對東方民族的悲觀，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發“中國不亡，世無天理＇的感慨。此次繞地球兜了一個小圈子，——不曾觀看印度洋、紅海一帶的不長進民族，——更深信一個民族的興亡強弱決非偶然僥幸的事；回頭看看咱們這個民族，實在只有低頭嘆氣！”這是何等的民族自卑和虛無傾向！然而，胡適對民族前途還是抱有希望的，他其實并不完全同意吳稚暉的悲觀論調，故又說：

然而我終不忍不作一點“好夢”。我深信有一分努力，終有一分半分效果，也許有五分十分的效果。“白吃辛苦”不算什么；我們自己看得見與看不見收獲，也不算什么。

胡適的這種希望并非幻想，而是以歷史眼光觀察文化所得的結論。他曾指出：“各種民族都在那‘生活本來的路’上走，不過因環境有難易，問題有緩急，所以走的路有遲速的不同，到的時候有先后的不同。”他認為“現在全世界大通了，當初鞭策歐洲人的環境和問題現在又來鞭策我們了。將來中國和印度的科學化與民治化，是無可疑的”。世界上一些幼稚的民族，根行淺薄，往往當不起環境的逼迫，往往成為環境的犧牲；至于像我們這樣“向來有偉大歷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決心，終還有生存自立的機會”。胡適說：“這是使我們對于前途*可樂觀的。”這樣的認識與態度，顯然不是民族虛無主義者所能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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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畢竟是資產階級學者，他同“五四”時代的許多先驅者一樣，犯有形而上學的大毛病。在中西文化問題上，他曾主張“拼命走極端”，頌揚西洋文明，往往一切都好，過分美化；指摘東方文明，又往往一切皆壞，“百事不如人”，甚至帶有民族虛無主義的傾向。這無疑是應該批評的。但我們也不應據此便指胡適為民族虛無主義者。他有時使用一些過分苛酷的言辭，似乎全盤否定民族文化，卻往往是激憤之辭，骨子里是要提倡一種反省責己的態度，反對國人的“夸大狂”傾向。例如，他曾致信吳稚暉，說“先生對東方民族的悲觀，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發“中國不亡，世無天理＇的感慨。此次繞地球兜了一個小圈子，——不曾觀看印度洋、紅海一帶的不長進民族，——更深信一個民族的興亡強弱決非偶然僥幸的事；回頭看看咱們這個民族，實在只有低頭嘆氣！”這是何等的民族自卑和虛無傾向！然而，胡適對民族前途還是抱有希望的，他其實并不完全同意吳稚暉的悲觀論調，故又說：

然而我終不忍不作一點“好夢”。我深信有一分努力，終有一分半分效果，也許有五分十分的效果。“白吃辛苦”不算什么；我們自己看得見與看不見收獲，也不算什么。

胡適的這種希望并非幻想，而是以歷史眼光觀察文化所得的結論。他曾指出：“各種民族都在那‘生活本來的路’上走，不過因環境有難易，問題有緩急，所以走的路有遲速的不同，到的時候有先后的不同。”他認為“現在全世界大通了，當初鞭策歐洲人的環境和問題現在又來鞭策我們了。將來中國和印度的科學化與民治化，是無可疑的”。世界上一些幼稚的民族，根行淺薄，往往當不起環境的逼迫，往往成為環境的犧牲；至于像我們這樣“向來有偉大歷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決心，終還有生存自立的機會”。胡適說：“這是使我們對于前途*可樂觀的。”這樣的認識與態度，顯然不是民族虛無主義者所能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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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談到為什么要介紹木刻的三條理由，**條就是“因為好玩”，并寫道：“說到好玩，自然好象有些不正經，但我們鈔書寫字太久了，誰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會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掛在墻上的畫，那豈不是更其好？”

文藝能給人美感的享受，愉悅人的精神，具有供人休息的娛樂作用。這本是文藝產生以來就客觀存在著的天經地義。可是，一些道學家和某些有極左思想的革命者，在這個問題上走到一塊了：都諱言文藝的娛樂性，好像一說“玩”，一說娛樂，就有些不正經，或是什么修正主義。這其實是極荒謬的。魯迅提出，好玩與有用，休息和勞作，娛樂性和功利性，看去似乎沖突，實際上是對立統一的關系。文藝“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斗之前的準備”。他早年曾抨擊所謂“志士”借口“破迷信”，禁止農民舉行賽會的做法，說農人終歲勞作，稍得余閑，“必求一揚其精神”，因此借迎神賽會的儀式和娛樂活動“稍息心體”，而休息又正是為著“備更服勞”。到了30年代，魯迅又抨擊那些“叫人整年的悲憤，勞作的英雄們”，指出，“在實際上，悲憤者和勞作者，是時時需要休息和高興的”，而佳節、文化娛樂、文藝等，就應該發揮讓人休息、高興的作用：

說到“趣味”，那是現在確已算一種罪名了，但無論人類底也罷，階級底也罷，我還希望總有一日弛禁，講文藝不必定要“沒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