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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及其本土資源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1329337
- 條形碼：9787301329337 ; 978-7-301-32933-7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法治及其本土資源 本書特色
1978—2014年影響中國十大法治圖書 一部改變當代中國法學視野的現象級著作 著名法學家蘇力代表作2022年全新修訂 刪去三篇舊文，重寫、改寫超過三分之一內容 承載蘇力“反省自我，檢點昨天”的心力 再次回答“什么是你的貢獻”
法治及其本土資源 內容簡介
本書是著名法學家蘇力的代表作，是法律社會學及中國法治研究領域的經典之作，是改變當代中國法學視野的現象級著作，曾獲1978—2014影響中國十大法治圖書獎。本書首版于1996年，2002年、2015年兩次修訂再版，本書為第四版。全書以“法律多元主義”為進路，通過對轉型中國若干個案的理論考察，從法律規避和法律多元、法律本土化、法律專業化、市場與法律的替代以及法學研究方法論等多個方面對中國“法治”賴以推進的“本土資源”進行了生動展開和規范轉化，并提煉出“國家法與民間法”的關系這一核心命題，表達了要從社會生活中的各種非正式資源、有傳統習慣的法律制度中吸取中國法治建設的營養的實踐關懷和理論立場。本書在國內較早運用交叉學科的知識與方法，創造性地將法學、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闡釋學、語言哲學知識和方法引入中國法學研究，充分展現出法治資源的復雜性、學科知識的不可分割性和多元方法的學術優勢。本書是法學文體寫作的典范，此次修訂，作者刪去三篇文章，改正了原書編校中的錯訛，重新調整了每篇文章的語句，使全書論題更為集中，語言更為凝煉，風格更為鮮明。該書對當下中國法治建設資源的獲取、對中國法學研究方法的完善仍有不可忽視的實踐指向和理論價值。
法治及其本土資源 目錄
第四版序
第三版序
第二版序
什么是你的貢獻？（自序）
致謝
**編 變法與法治
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爺的悲劇
附錄：從文學藝術作品來研究法律與社會？
法律規避和法律多元
轉型社會中的違法犯罪
市場經濟對立法的啟示
市場經濟需要什么樣的法律？——從韋伯視角的切入
變法、法治及其本土資源
第二編 司法制度研究
論法律活動的專門化
關于抗辯制改革
《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藥案和言論自由
附錄：關于賈桂花案件的幾個民法問題
第三編 法學研究的規范化
法學研究的規范化、傳統與本土化
什么是法理學？——《法理學問題》譯后
讀《走向權利的時代》——兼論中國的法律社會學研究的一些問題
后現代思潮與中國法學和法制
展開全部
法治及其本土資源 節選
什么是你的貢獻？（自序） 這是近年來我常常思考的問題。我甚至一度想以此作為這本文集的書名，終因不像一部法學文集的，更像一部小說、散文或雜文集的書名而放棄了。盡管如此，這個問題卻不是選擇后就一揮即去了。 一 中國目前正處于一個社會變革、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很有可能，到下個世紀初葉，就經濟總規模而言，中國成為世界*大的經濟體。中國的復興已不可避免。這是100多年來中華民族一切仁人志士為之奮斗的理想。作為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我感到一種詩人說的“歷史的多情”，盡管歷史本來無所謂有情還是無情。 這也許是現代中國對人類的一個*重要的貢獻。與這一貢獻相比，任何理論學術都會黯然失色，都不過是一種解說，而且不會是*后的解說。盡管如此，解說卻是重要的。對一個人來說，解說使他能夠把本來無序的世界化為有序，從而“有意義”；對于社會生活來說，從一定視角看，社會的形成，就是在一個相對確定的社會環境中，人們的諸多理解和解說相互沖突、磨合、融合的過程，進而對他們共同的生活世界有了相對確定的解說和預期，由此影響了人們的行為習慣，構成“制度”，形成文化共同體。 就過去100多年來說，中國無論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尤其是前兩個學科）都從外國、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進口了大量知識，就連這些學科劃分本身也幾乎全是進口的，盡管如今它們成為我們無法擺脫、也不想擺脫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在借鑒了這一切外來知識之后，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或之后，世界也許會發問，以理論、思想和學術表現出來的對于世界的理解和解說，什么是你——中國——的貢獻？ 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可以回避這一問題，找出種種理由很容易。而我也相信，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學術傳統的形成和發展，后代中國學者必定會提出精美的理論。然而，后代中國學者也同樣會發問，什么是你的貢獻？ 這個問題完全是虛構的，永遠不會有人對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一定有人提，那么也只能是我們自己。出于我們面對永恒的一種戰栗。 二 也許，重要的問題是有沒有可能作出我們的貢獻。 回答是肯定的。盡管西方學者和前輩學者已經提供了大量的視角、理論、模式、命題和概念，但是假如沒有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假如人類歷史不是重復的，假如具體現實的生活有無限的豐富性，假如每個人的體驗都有某種不可替代性，假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那么就可以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知識都是闡釋學意義上的“偏見”，每種知識體系都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局部的知識，昔日的學者、思想家沒有也不可能窮盡一切知識。從理論上說，我們這一代有可能根據我們的經驗作出我們的貢獻。 這種貢獻不是以我們的經驗體悟為目前主要由西方學者提供的理論、模式提供一些注腳，充實或補充他們的理論框架；而必須是一種真正的無可替代的貢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歷史傳統、眾多的人民（包括我們自己）以及100多年來中國的偉大變革給了我們一個學術“富礦”，提供了巨大可能。關注中國當代的現實生活，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是中國學者有可能作出獨特學術理論貢獻的必由之路。 關注本土問題并非如同一些主張“弘揚中國傳統”的學者那樣，試圖從中國傳統社會和文獻中尋找某些據說具有“現代性的因素”。有學者將儒家的“仁”解說為民主，將“恕”解說為寬容，同西方概念接上了茬，中國傳統因此就得到了繼承了。這種做法仍然以西方的某些理論、觀點、思想、命題甚至概念/語詞作為現代化和學術的標準。一切他們認為值得弘揚的，僅僅因為其甚或其中的某些因素“符合”（但什么是“符合”呢？）外國的某個或某些理論或做法。這類做法，表面看是在大力弘揚民族文化，但嚴格按照其邏輯，其實全然沒有存在的理由。如果一切值得弘揚的中國文化因素，就因為它們符合或大致符合某種外國理論或實踐，為什么我們不省點事，直接從外國照搬，為啥還要從中國文化中尋求那些“萌芽”呢？這類做法和說法的背后仍然是缺乏自信。如果條件合適，如熟悉外國文獻、精通外語，他立馬可以從中得出“徹底砸爛中國傳統文化”的結論。除了學術理論上沒想透或不周延外，這種做法，往往并非出自并追求對中國文化傳統和對外國文化的理解，而是出自“我們先前也富過”的阿Q精神，甚至是下意識地出自對各種自我既得利益的維護。 真正的貢獻，只能產生于一種對中國的昔日和現實的真切且真誠的關懷和信任；相信并假定：過去和今天的任何人（包括西方學者）都大致和我們一樣理性，他們當年的選擇，即便被后人認定錯了，但在其選擇之際，也仍可能具有語境化的合理性。以此為基礎，深入理解和考察現實，予以學術的和理論的概括總結；不斷反思自己的發現，既勇于堅持自己的真切感受和確信，也準備在有足夠說服力的新證據和充分證據面前修正自己，接受真有說服力的理論、觀點和模型。 三 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為做學問的人準備了一個“富礦”，但我們仍面臨很大困難，中國法學尤甚。與其他一些學科相比，中國當代的法學研究不僅缺少學術的傳統，也缺少研究中國社會實踐的傳統。不僅無法與中國傳統文科如文史哲相比，與社會學相比，也缺少像費孝通先生那一代很有成就的學者，沒有《江村經濟》《鄉土中國》那樣富有洞察力、有學術支撐的著作；與經濟學相比，也缺乏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傳統，以及更為堅實的理論和學術訓練。中國當代法學研究，盡管在法律實踐問題上有不小進步，但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對一些命題、甚至是政治命題本身的爭論（都算不上討論），趨于把法學視為一種普適的學術知識，很少關注法律作為職業技能的特點，對中國當代城市和農村的法律實踐，對中國人因其生產生活方式塑造的法律行為方式，都缺乏關注。我們仍習慣于用18、19世紀西方學者的一些應然命題來規定生活。法學研究方法也相當落后，從應然到應然，對其他社會學科的影響和支撐法學研究的理論缺乏了解、研究和包容，對司法問題缺乏綜合性研究，習慣于從部門法出發把活生生的案件簡單歸納為民法或刑法案件。甚至，法學研究的基本學術紀律和規范也尚未形成。 中國法學的成熟還有漫長的道路。 然而，我們仍沒有理由拒絕面對這樣的問題：“什么是你的貢獻？” 四 這里收集的是我3年來寫作發表的一些大致屬于法學的論文。是面對這樣的發問而不敢松懈的結果。它們算不上什么“貢獻”，只是這種追求的腳印。 當初寫作時，我也沒在意要集中關注什么問題；因為我相信“君子不器”。我不認為學科應當、事實上也從來不能限制任何人的自然關注。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認為天經地義的學科專業劃分只是由眾多先前學者的實踐塑造的，一直并將永遠處于流變中。盡管如此，現在回頭整理這些文章時，卻發現，自己也說不清為什么，我的關注可以大致分為四個方面。這本書集中了前三個方面的文章，分別有關中國法律、司法和法學的實踐。幾篇有關法學知識演變的文章，篇幅略長，沒收入這本集子。 集于**編的論文都有關中國法治的社會實踐，問題相對宏觀，我卻力求從微觀切入。我沒有也沒法把法律視為一種抽象和理想化的價值，或體現了此類價值的條文，我傾向于從法社會學角度來理解法律，把法律理解為與人們具體現實的生活方式無法分離的一種規范性秩序，包括國家制定法，也包括各類有強制性的社會規范，稱“習俗”或社會規范均可。我認為中國法制/治建設的真正立足點必須是當今的社會生活。我主張充分理解中國社會背景，綜合考慮法制建設。我分析了看起來普遍正確的理想化的法律為什么被人們以各種方式拒絕，分析了法律規避的合理性和其在變革時期對制度創新的作用。我也分析了一些流行但容易令人誤解的法學命題。這一編的文字反映了我對當代中國法制建設的基本想法，也是我研究其他問題的指導思想。這種關切也具體體現在其他兩編的文字中。 第二部分關注的是中國的司法，包括制度設計、變革和過程。在有關司法專業化的一文中，我實際分析的是一個“審判獨立”的問題。不是從這個概念或相關前人的論述開始，我把這個問題放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從社會勞動分工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學者習慣于從政治哲學進入的問題。針對中國傳媒日漸發達的現實，我也分析了審判獨立在當下中國的一個新維度，適度隔離社會輿論對司法的影響。有關抗辯制的論文沒有為審判方式改革“鼓與呼”，而是試圖展示推動抗辯制改革的社會問題和力量，以及由此可能引發的某些頗為現實和具體的法學和法制現實問題。關于電影《秋菊打官司》和邱氏鼠藥案一文，更努力從司法個案來展示司法問題的復雜性和世俗性，力圖在宏觀法學理論與微觀司法實踐之間尋求契合。之所以關心司法制度和過程，因為我認為司法是法律有所作為并產生實際影響的重要途徑之一，一個司法個案的社會影響力可能遠超過頒布一部立法。由于司法是具體操作的，法官面臨的各種社會考量與扶手椅上的法學教授的想象會有很大差異。司法實踐更可能是法學理論發展創新的基礎，而不是相反。 第三部分關注的是中國法學研究的規范化，包括學術批評和法學教育。規范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只有在規范（即制度）約束下，才可能形成有活力的法學共同體，才能有真正的學術交流和批判，形成良性的法學研究傳統，進而影響法學教育，影響法律實務，促成法律職業共同體。 應當說，這幾個方面，都是中國當代法治建設和真正形成的要點。之所以關注中國或本土，是因為，既然法治從來都是在特定時空地域中展開的，那么總體而言，就一定不存在普適的法治模式。當然，你可以抽象出幾條法治的原則或標準，但法治實踐永遠是也必須是具體的，在于如何做，而不是懂得如何做。也因此，法律職業共同體和法學共同體的形成極為重要。關注這些問題，研究具體問題，實踐中或努力重構，或微觀調適，就是促進法學的發展，法治的形成。眾多此類的努力，就是中國法治的本土資源。也因此有了現在這個書名。 五 收入本書前，我對文章都作了些修改和補充，有的還有較大調整。盡管如此，我感到許多方面仍有不足。例如，盡管文章強調關注和研究當代中國現實，但許多文章還主要是理論論證和邏輯分析；文章的許多觀點也不無爭議，至少許多結論與教科書或流行觀點或命題不一致。中國法治的實踐和公共選擇*終也許會否定文章的許多甚至全部結論。因此，我希望讀者別太關注文章的具體結論?！八^結論”，按照Matz“定理”，“就是你懶得繼續思考下去的地方”。從這個意義上講，結論并不重要，結論只是人們為退出某一具體研究時一個比較有效又體面的戰術或策略。不會有*后的結論，許多問題都可以繼續爭論。如同多年前我寫春天的一首詩：“一切都是熟悉的，一切又都是初次相逢；一切都理解過了，一切又都在重新理解之中。” 如果可能，我倒是希望讀者更多注意這些文章的角度、思路、方法或論證方式，注意文章對其他社會和人文學科知識的利用，關注發生在身邊、人人知道但傳統法學往往視而不見的人和事，注意自覺并提煉我們自身的經驗和感悟。這是我的一種學術追求，追求對法律制度的學術研究和理論思考，追求對法律的交叉學科研究，追求消除籠罩在法律上的理念光環，使它成為一種“世俗但不卑俗的事業”。 1996年3月20—25日于北大蔚秀園寓所
法治及其本土資源 作者簡介
蘇力，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祖籍江蘇，1955年愚人節出生于安徽合肥。少年（1970年）從軍，再當工人；1978年恢復高考后，復轉軍人進了北大法學院。1985年讀研期間赴美留學，先后獲碩士、博士學位。1992年回北大法學院執教至今，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 先后發表論文、書評200余篇，出版《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走不出的風景：大學里的致辭,以及修辭》《大國憲制：歷史中國的制度構成》《是非與曲直：個案中的法理》等個人專著、文集和譯著2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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