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社會思想史(第三卷) 節選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三卷 漢譯名著本）》：　　諾維科夫深信，嘲笑罪惡，比往往只能引起索然無味之感的訓誡，更能減少罪惡的作用。但是如果諷刺作家僅限于一般地嘲笑某種罪惡，那么，在染有這種罪惡的人們中，便會沒有一人將這種嘲笑算在自己的賬上：任何人都會以為這是指的別人。因此必須給以暗示，使某一犯了罪過的人由于這種暗示而理解到作者所說的就是他，而不是任何與他相近的人。“真理愛好者”在描述前面所說的官吏普羅拉茲的行為時寫道：“我斷言對人而發的批評更能改正罪惡。”但是就這樣，也要做得十分謹慎。必須使對某一人，對某一犯了罪惡的人所發的暗示，不為大家所了解。“不然的話，如果把這人寫得這樣明顯，以致所有的讀者都知道是他，那時，這犯有罪惡的人便不會改正，而會除了舊惡之外，增加新惡，亦即增加仇恨。”　　從這種實在說是很幼稚的意見里，可以看出諾維科夫和他的思想同道們所謂“指名道姓的批判”只是單純地揭發個別人的不道德行為。官吏普羅拉茲的例子和在《雄蜂》、《繪畫》等雜志上看到的許多其他例子證明，“指名道姓的批判”主要是要暴露“掌握權力和濫用權力”的人們。“真理愛好者”要求對被揭發者保持慎重態度，也許不只是表示他們擔心為大家所了解的暗示會產生過于強烈的心理作用，而且表示他們害怕被揭發的達官大吏會進行報復。　　諷刺作品在其發展的初期到處都是“不顧情面的批判”。但是，無論其*初的步子或其進一步的發展，都依據社會條件的不同，而取得了不同的形式。眾所周知，阿里斯托凡的喜劇，也是“不顧情面的批判”。但他生活在民主制的雅典共和國，享有極大的言論自由，不怕對犯有惡行的人提出指名道姓的批評。相反，在葉卡捷琳娜的俄羅斯，對于當權的達官大吏的哪怕是極為小心的暴露，也會給揭發者帶來巨大的麻煩。像女王一樣，達官顯貴們都認為一般描寫罪惡，比“指名道姓的批評”好，而且比具有“逗笑精神”的著作則差得多。當然，諷刺雜志自應招來發自他們的巨大不快。　　由于諷刺作家（如果不辜負這個稱號）是很難用“逗笑的精神”來寫作的，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俄國諷刺一暴露作家的處境，很快就變得十分艱難。1769-1774年間諷刺雜志在許多場合里由于不由自主的情況，一個又一個地停閉了。不言而喻，它們的消失，不能使它們所代表的社會需要得到滿足。因此，由于對諷刺作品的需求沒有消失，遂不時出現了新的諷刺刊物。但是它們所遇到的困難，并未隨著時間的消逝而減少。相反，由于伏爾泰的女弟子愈來愈加明白法國新理論的實際意義，這種困難是愈來愈多了。當革命的風暴在法國勃然興起時，事情變得完全不可收拾。這時，俄國一些作家受到兇殘的迫害。諾維科夫和拉季謝夫的命運，是人所共知的。至于女王的不滿，波及當時還很年輕的克雷洛夫，這一事實卻不是那樣為人所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