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 21 節選

　　《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1）》：　　李樂樂（以下簡稱李）：先從現實生活中您與王富仁老師的幾次“交集”談起吧，*早是您在碩士論文當中提到王老師的“舊詩新解”，后來搜集整理了王老師這一系列文章，編成《遠古的回聲》出版。您怎么看待王富仁老師轉向“舊詩”的研究？　　姜飛（以下簡稱姜）：如果超越一點，可以發現人生際遇，那無數的偶然常常美得讓人胸懷感激。十八歲出門遠行，來到川大中文系，古代、現代、外國的作品一視同仁，讀了半天，討厭外國文學的翻譯腔，更討厭現當代文學的翻譯腔，于是沉浸在古人的世界。好古之心，同窗皆知。有一天，免試讀研的機會從天而降，我跑到系上去報名，看哪個教古代文學的老師招生，卻在樓道遇見從事現當代詩歌研究的尹在勤老師，他曾看過我發表的散文，印象好，知道我來報名，說他今年招生，然后夸我一頓。才華橫溢卻矜持寡言的尹老師似乎沒有熱情夸人的習慣，我當即像觸電一蒙，于是莫名其妙地投到尹老師的門下。讀研了，講新文學大系的陳厚誠老師發現我分析《雨巷》的時候，有新批評色彩，于是邀我參加他的項目“西方當代文學批評在中國”，承擔“英美新批評在中國”的研討，完稿便是碩士論文。于是我又成了陳厚誠老師的研究生，不過依然掛在尹老師名下。　　搜集新批評在中國的實踐案例，我嗅到《名作欣賞》雜志有新批評氣息，于是成天翻閱舊雜志，與王富仁老師的“舊詩新解”不期而遇。我對王老師的*早認識，便是認為他在中國當代“實踐新批評的細讀方面*深入也*有影響和規模”，而他當時也自陳：“我相信，新批評終能解決以舊有方法不易解決的問題或實際感到又說不清的問題。”王老師的許多解讀，既展示了新批評的語言分析和結構分析的有效性，又呈現出他強大的主體性力量，敏銳、通達、自信。然而我也看出他的問題，譬如他將宋祁《玉樓春》中的“紅杏枝頭春意鬧”解為“顆顆紅杏”，我認為他違背了新批評的一致性原則，如果他充分注意末句“且向花間留晚照”，當不至于將“紅杏”解為“顆顆”，而是解為“朵朵”；我也認為他對蘇軾《蝶戀花·春景》的新解過分拘泥，過度將詩意坐實在蘇軾身上，落人了新批評指斥的“意圖謬誤”之中。我那時年輕氣盛，雖然行文節制且只論學理，內心卻是輕狂，王老先生啊，“瑜不掩瑕”，被我看見啦。　　碩士畢業我就留校了，沒有學術理想，**年沒讀博，無所事事，偶爾寫點文學隨筆，隨意點評現當代一些文本的技法，積久也就有了幾十篇。師姐謝明香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做編輯，我給她看了，她給總編輯看了，說要出版，但說單出一《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1）》沒什么影響，不如出個“新銳批評文叢”，現當代一本，古代一本，外國一本，讓我幫忙組稿。外國文學我找到了伍厚愷老師，古代文學我想到了王老師的“舊詩新解”，可見終究還是“瑕不掩瑜”。文章都現成，雖然王老師在江湖上成名既久，算不得“新”，卻比較“銳”。于是我在川大圖書館復印了王老師的全部“舊詩新解”，交給謝師姐，謝師姐則南下請王老師同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來謝師姐說，王老師要求附上批評他的文章，于是我又去圖書館復印了全部的“商榷”。謝師姐讓我寫“編輯者說”，我寫了。又讓我給每《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1）》命個名，我的那本是有名字的，“感性的歸途”，便隨意給王老師的書命名為“古老的回聲”。現在想來，我感覺對不起他，“古老的回聲”，不倫不類不通，為什么當時不用現成的“舊詩新解”。　　好像離題萬里了。如何看待王老師“轉向”研究“舊詩”？其實，“轉向”問題未必存在，王老師從首都機場坐飛機，前往汕頭，他有幾個小時像是過著“云上的日子”，但我們不能說他“轉向”了“云里霧里”，事實證明，他依然在堅實的大地上行走和工作，研究和批判，輻射出迷人的主體力量，并未“轉向”。　　李：王老師20世紀90年代轉向舊詩研究，除了學術興趣，也有一重對現實的失望在里面，這倒是很像魯迅當年在紹興會館埋頭抄古碑的復雜意緒。如何理解“精神界戰士”、倔強的啟蒙者，在人生某一階段的“避世”與“頹唐”？中國的知識分子似乎習慣在復古的幻想中逃避現實，在審美的愉悅中麻醉來自現實的棘刺，不過，與魯迅極為相似的是，對王富仁老師而言，這種“復古”又是短暫與可改造的，是什么戰勝了他們思想遺留中的避世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