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明之境-問道《傳習錄》 內(nèi)容簡介

瑞士著名的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有一句名言：“我的一生，是無意識自我實現(xiàn)的一生。”（《回憶·夢·思考》）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傳統(tǒng)中國儒家哲學則認為：“我的一生，是有意識自我實現(xiàn)的一生。”在讀畢《傳習錄》之后，我相信，每個人都會對之產(chǎn)生深深的認同之感。 中國儒家哲學認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遞進式路線，是儒家設計的君子*為理想的生命行程。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在儒家看來，“修身”是君子的立身之本，其主體內(nèi)容，是認識自我內(nèi)在靈魂的超越性價值指向，完成對自我個體的道德升華。換言之，儒家的自我是“修身”的自我，是道德的自我。在君子的道德人生中，“修身”是如此重要，以致于儒家視“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其衍生出的必然果實，修身然后能齊家，齊家然后能治國，治國然后能平天下。在某種意義上，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過是君子內(nèi)在“修身”的外向式展開。一句話，儒家所規(guī)劃的君子的一生，其本質(zhì)就是君子的道德自我逐步實現(xiàn)的一生。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是儒家的“內(nèi)圣外王”之學。其中，“修身”是君子的“內(nèi)圣”之道，“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君子的“外王”之業(yè)。自古以來，人們不僅稱道帶有“立德”色彩的“修身”成圣之業(yè)，也盛贊帶有“平天下”意味的“立功”之舉，同時也激賞“為天地立心”的“立言”之行。合而觀之，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為“三不朽”。放眼古今，儒家君子多見能立德、立言者，而鮮見能立事功者。縱覽史乘，翻檢其間，其真能當?shù)闷稹叭恍唷敝撸贿^幾人而已。而且，即便在這屈指可數(shù)的幾人之中，后世對他們是否真的符合“三不朽”的要求，還存有不小的爭議。 但是，到了明代王守仁（陽明）那里，這種爭議止息了。清代王士禎說：“王文成公為明**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絕頂。”陽明故居瑞云樓的楹聯(lián)說：“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萬人師。”近代著名學者康有為說：“言心學必能任事，陽明輩是也。大儒能用兵者，惟陽明一人而已。”日本近代著名的軍事家東鄉(xiāng)平八郎則干脆說：“一生俯首拜陽明”，并將此七字鐫刻于腰牌之上，終生攜帶。類似的贊譽，到今天仍舊沒有止息，朝鮮、韓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們來陽明洞朝圣參拜。 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浙江紹興余姚人。因其曾筑室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故世稱陽明先生，亦稱王陽明。王守仁降生時，其祖母夢仙人于云中鼓吹送兒而至，其祖竹軒公異之，遂名之曰“云”，指其所生之樓名曰“瑞云樓”。守仁五歲不語，后遇神僧，過之曰：“好個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改其名曰守仁。《論語·衛(wèi)靈公》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守仁之名，即來源于此。由此，亦可見祖父對他的期許。 陽明一生，是儒家自我意識實現(xiàn)的一生。他十二歲讀書，便問塾師：“何為**等事？”在他稚嫩的心靈里，已經(jīng)有了做世上**等事，學為圣賢的雄心。他不肯安于平庸，狂放地追尋著他自認為超凡脫俗的事情。十五歲，他已慨然有經(jīng)略四方之志，出塞逐胡兒騎射，深慕豪杰之行；十七歲到江西成婚，與道士對坐，相向忘言；十八歲，他攜新婦歸越，路謁賢人，便深契圣賢之學；二十一歲，他在父親官署遍讀朱熹之書，“庭前格竹”；二十六歲，他有感于國家邊境不安，遂讀盡兵家秘藏之書；三十五歲，他忤逆權(quán)閹劉瑾，流放龍場，于百死千難中，領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之旨，遂離朱熹，開創(chuàng)書院，講學不輟，教化群倫；四十六歲至四十八歲，他平定江西的巨大匪患，平定明王朱宸濠的驚天叛亂，立下不世之功，但遭小人嫉恨，封賞不至，幾至殞命；五十一至五十六歲，他避開政治紛爭，歸越端居，與二三子，講學是力，傳授心學，澤被來者；五十七歲，他應召奔赴平亂前沿，功成之際，卒于舟中，臨終門人請遺言，他坦然說道：“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這是王陽明一生的大致歷程。 王陽明將自己的一生定義為“致良知”的過程。“良知”一詞，來源于孟子，指人固有的先驗之知，具有不待思、不待慮、天然純善的特征。陽明認為，良知之存，賴乎一心，良知即是天理，天理即是我心。君子一生，就是發(fā)現(xiàn)自己內(nèi)心良知，發(fā)現(xiàn)自我純善本性，并將此良知推演開去，造福萬物的生命歷程。這樣的歷程，與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義異曲同工。黑格爾說：“人是一種能思考的意識……人有一種沖動，要在直接呈現(xiàn)在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中實現(xiàn)他自己，而且就在這實踐過程中認識他自己。人通過改變外在的事物來達到這一目的，在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自己內(nèi)心生活的烙印，而且發(fā)現(xiàn)他自己的性格在其中復現(xiàn)了。”在這樣的意義上，陽明所謂的“致良知”過程，實際上是發(fā)現(xiàn)本心、認識自我、實現(xiàn)自我的歷程。因而，陽明之學，也就是發(fā)現(xiàn)本心、認識自我、實現(xiàn)自我之學。 從源流而言，陽明之學，乃是遠承孔子，中接漢學，近續(xù)程朱的新儒學。自孔子以來，一本而生萬枝，儒學分為八派，《韓非子·顯學》謂：“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上述儒門八派中，以孫氏（荀子）之學、子思及孟氏（孟子）之學影響*為深遠。荀子之學援儒入法、外儒內(nèi)法，是“治國平天下”的大學術，后在漢代發(fā)展為通經(jīng)致用的漢學，漢代董仲舒、賈誼等人皆其后學余緒；而子思及孟氏之學出于曾參門下，后人又稱其學為“思、孟”學派，此派主要繼承的是孔子晚期“修身”之學，屬于儒家的人格主義一派，后在宋代發(fā)展為程朱理學，程頤、程顥、朱熹、陸象山是其代表人物。 實事求是地講，漢學與宋學各有優(yōu)長，亦各有其弊。漢代儒學之弊，在于其為達政治目的，常以儒家之學與道家、陰陽家、法家之學雜用并施，政治效果雖然異常顯著，但顯得儒家“血統(tǒng)”不純。這方面的典型例證如大儒董仲舒，其學以儒學為主，但其中每多天人感應的陰陽災異之學；宋代儒學之弊，在于其固守“修身”一隅，雖然也強調(diào)“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功目的，但因其以道德和外在的禮法對人心約束過深，坐而論道，玄而又玄，不切實際，道學氣太重，人心容易迂腐，遂不能旁通發(fā)揮、發(fā)為事功。能知而不能行，論道德則有余，論“立功”則全無善策。及至明代王守仁出，儒學氣象為之一新，儒家“三不朽”之說方才落到實處。 陽明一生，所學龐雜，他涉獵佛、道二家，旁通兵家縱橫之學，而以儒學為主腦。若論雜用并施，注重實效，則陽明之學頗似漢學；若論堅守儒家古訓，堅守良知之教，不離道德本源，則陽明之學又頗類宋學。換言之，陽明之學，兼取了漢學、宋學的優(yōu)長，而去除了它們各自的弊病，尤其是彌補了宋學的不足。宋學糾纏道德，大講天理，縱談形而上學，在儒家的倫理迷宮中不能自拔。求實而論，宋學所論道德不可謂不高尚，所論天理不可謂不深刻，但其道德多為固化的道德，所論天理多為與人世絕緣之天理，缺少面向現(xiàn)實人生的維度。 為了糾正宋學的弊病，王陽明力倡良知之學，認為良知即天理，天理即人心，以人心與天理同列，認為人們不用去空談高高在上的天理，而是聽從內(nèi)心良知的命令，按照心中固有的良知去行動，每個人都自作主宰，而不是對某種外在的絕對主宰的服從。這樣，人心就被解放出來，人的自我被充分調(diào)動起來，主觀目的性與倫理必然性和諧地統(tǒng)一在一起，凡物但循良知之道，皆可為我所用。這樣，宋學知行分離的坐而論道，就被陽明的“知行合一”之教取代；宋學的抽象天理，就被活潑的、具有現(xiàn)實精神的“良知”取代。儒學經(jīng)王陽明而實現(xiàn)了涅盤重生。 讀畢《傳習錄》，我們會發(fā)現(xiàn)，王陽明的一生，其實是其內(nèi)心不斷拓展的一生。讀過《陽明年譜》的人都知道，陽明一生屢經(jīng)磨難，幾起幾落，但*后，儒學的信仰救贖了他，對于良知的信仰救贖了他，他對“心”的信念始終如一，雖九死而猶未悔。對“心”的信仰，讓陽明度過了漫漫長夜，實現(xiàn)了儒家所盛稱的“三不朽”之業(yè)。人類的心靈有一種崇高的屬性，就是它可以將人內(nèi)在的本質(zhì)力量展現(xiàn)出來。在這樣的意義上，陽明所創(chuàng)立的心學，就是一個明代士人以自己的心靈對儒學發(fā)出的*崇高禮贊，對人自身不可戰(zhàn)勝的精神力量的禮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