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魁教授紀念文集 內容簡介

片斷：
五其他方面
（1）音韻學史的研究。包括古代和現代兩方面，前者如論明代的音韻學、梵學傳入對音韻學的影響等，后者是對本世紀和建國以來音韻學研究的回顧和展。
（2）撰寫語音史。撰有《漢語語音史》和《普通話語音史》，因此二書尚未出版，這里就暫不多說了。
（3）對音韻學運用于其他學科的論述和音韻學知識的普及工作。《古音概說》第七章為“古音的運用”，所編的古漢語教材中也都有這類內容，另外還有幾篇這方面的論文。至于普及性的文章就更多，不可能一一談到了。
（4）資料性工作。除上述《漢語等韻學》中的等韻資料外，先生還跟學生合作編寫了《韻學古籍述要》，介紹了五百多種民國以前的音韻學著作和材料，為學界同人提供了工作的方便。
（5）現代語音和方言語音史研究。這是廣義的音韻學所涵括的內容。在現代漢語（包括方言）語音方面，先生編有《新編潮汕方言十八音》和《普通話、潮汕方言常用字典》，寫過論普通話音節結構、粵方言語音的特點和內部差異及指導潮州人學北京音等的論文；在方言語音史方面，對潮州音和粵方言語音的歷史都作過很有意義的探索。他還利用潮州音來證明一些古音上的問題。
（6）還有一件是必須提到的：先生是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研究會成立后，又長期擔任理事、副會長，為推動整個音韻學界的學術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帶過兩屆音韻學方向碩士研究生，共3人；招收了一屆博士研究生，2人；進修生數屆，十數人。中國音韻學研究會曾舉辦過3屆音韻學研究班，先生都去上過課。他為培養音韻學界的后繼者付出了許多心血。
六研究方法
先生能取得那樣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他的研究方法。這實際上也是他對音韻學發展的一項貢獻，值得好好總結。下面這3點是先生生前不止一次跟學生說起的，可以說是先生自己的經驗之談，現整理寫出在這里，以供后學者參考。
（1）全面系統，愈博愈精。他曾表揚他的學生“不專就漢語語音史之一段、亦未就音韻學之一端作‘重點’式的探究，而能著意于音韻學或語音史整體之觀念，作廣泛之研求。因之，
從上古音至中古音至近代音，從古音學至今音學至等韻學，均能有所涉獵。探索之面既廣，收獲自然亦豐”（《音韻與方言研究》序）。這本是先生對學生的一向要求，其實也正是先生自己的學術風格。他常對學生說，只有把音韻學和語音史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對音韻學的各個分科、語音史的各個階段都有全面系統的研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音韻學中的各別問題和特定時代的語音現象；而如果把自己局限在一個小范圍里，表面上看是“集中兵力”，實際上反而難以真正深入。先生的研究比較側重于等韻學和近代音，但對中古音、上古音也下了很
多工夫。音韻學以外的語言學科，他下了大工夫的是方言學和古漢語詞匯、語法，另有一些也略作涉獵。他平日喜歡大量瀏覽歷史、文學、經學、子書等各方面的圖書，對專業的研究亦時有裨益。如他通讀《詞話叢編》，就從中發現了不少有關宋元共同語音問題的材料。
（2）基于材料，統以理論。材料與理論的關系從來是學問家必須面對的問題。先生認為做學問應首先掌握充分的材料，就材料本身來進行分析，一切結論都必須是從對材料的分析中得來，要注意不要被現成的理論所拘，也不要被所謂“新潮”的理論所惑；外一方面，又不能沒有理論頭腦，致使對材料的底層研究的價值得不到提純。他自己在寫（漢語等韻學》之初，對流行的“等”的概念本也未產生懷疑，后來發現收集到的許多材料與流行的說法不相吻合，乃經過反復思考，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他多次告誡學生，不要寫那種只會羅列材料，而提不出屬于自己的看法的文章，更不要寫那種只拿到一點點材料就迫不及待地用某種先入為主的理論來大加發揮的文章，前一種文章流于細碎、繁瑣，后一種文章則不免空洞、蒼白。
（3）長期積累，短促突擊。有的專題需要有細水長流式的材料積累，到一定時候就能形成一個可觀的基礎，這時再集中時間和精力，有目的地找材料、作研究，就比較容易出成果。
《漢語等韻學》、《韻學古籍述要》等都是這樣寫出來的。
星橋先生是當代音韻學家中的佼佼者。中國音韻學研究會首任會長、著名語言學家嚴學宭先生曾贊揚他“貫通古今，論證詳密，構擬古讀，自具特色，自成一家之言，國內尚屬罕見。他能擺脫古的洋的沉重的經院氣味，而尊重客觀事實，發掘新資料，運用新方法，創立新觀點。……在我國漢語音韻學界中，眾所共知，譽稱南國一人”（1980年9月“對李新魁同志主要論文和專著的審查意見”）。在嚴老寫下了這些評語以后的十幾年里，星橋先生又取得了更多令人矚目的成就。盡管英年早逝，先生還是給音韻學界留下了非常豐富的學術遺產。
后來的研究者們在學習和利用這些遺產時，將會永遠懷念他。
后記：
新魁從1993年春罹患癌癥到1997年秋罵鶴西歸，前后經歷了四個多春秋。在這期間，他一直以頑強的意志和非凡的毅力同無情的病魔抗爭，并完成他在人生途程上*后的拼搏。
四年多里，他除了幾次動手術和住院治療之外，一直拖著病體做著超越常人的工作：一是堅持為博士生和本科生授課。只要他沒進醫院，課程表上排定的功課他一定去上而且，只要他一踏上講臺，他自己和聽者便都忘記他是個病人。有好幾次是在血尿十分嚴的情況下仍堅持講完課才進醫院的。二是堅持為出版社踐約。據我所知，他和好幾個出版社簽訂了好幾份出書合同。只要他的自我感覺好一點，便不顧一切為履行書約而筆耕不輟。記得去年五月他剛從河南醫院回家，便迫不及待地趕做《普通話語音史》的收尾工作，在他*后一次入院之前，眼看他拖著疲憊的病體從書房到客廳來時，執筆的手指仍沾著濃濃的墨汁。三是積極參加各種學術活動。這期間，他先后到北京、貴州、福州、潮州、汕頭等地出席各類學術會議。在貴州，他同與會者一道，暢游了花溪和黃果樹瀑布，不到目的地，決不放棄。許多熟人總是關切地問他：“李先生，近來身體可好？”他總是笑著回答說：“茍延殘喘，死去活來。”態度非常樂觀。1996年上半年，為了出席在潮州舉行的“饒宗頤學術研討會”，他到處搜羅并參考了五十多種有關梵學的論著，撰寫了三萬字的長文《梵學的傳入與中國音韻學的發展》，在開幕典禮上作專題發言，全面而中肯地論述饒宗頤先生對梵學研究的貢獻，令饒先生非常
感動。四是積極編撰“李氏韻學叢書”。當新魁知道自己得了癌癥之后，他處理的**件事是把我叫到他家里，將方孝岳老先生當年寄存在他那里的全部遺稿，一一清點還給方老的女兒方和珠同志。第二件事就是把自己先后出版和發表的論著加以清理，裝訂成冊，說待日后兒孫輩如果發財，可以印出來傳世。他本來計劃編成“李氏韻學十五書”，視顧炎武、江有誥而過之，以反映新一代韻學的成就。可惜身體狀況無法讓他施展雄心壯志，實在是我國音韻學難以彌補的重大損失。
入秋后的嶺南,氣候乍寒乍熱，氣壓有時低得令人難以忍受。躺在病榻上的新魁，感到自己快要走到人生的盡頭。一天，他對著一直守候在身旁的親人說，在他走了之后，不要搞遺體告別儀式，不要開追悼會，把骨灰撒到江海里去，讓他回歸自然。第二天我到醫院看他，他又重復著上面的話，還斷斷續續地說了好些充滿哲理的言辭，就像平常討論學問一樣。面對著死神，他仍然把生死作為一個哲理問題來探討，充分體現他徹底唯物的人生觀和達觀泰然的學者風范。
新魁離開我們遠去了。他近在身邊的親人和遠在家鄉的父老鄉親，以及遍布五湖四海的眾多師友門生，都感到無限的悲痛。痛悼之余，都希望用一種方式來紀念這位備受崇敬和愛戴的一代學人——李新魁教授。在中山大學中文系黨政領導的關心和支持下，我們組織了《李新魁教授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負責籌劃出版紀念文集的工作，立即得到海內外學者的熱烈響應和大力支持。許許多多用感情和智慧編織起來的短簡長篇，從全國各地和大洋彼岸像雪花般紛至沓來，足見新魁精神感人之深。本書由新魁教授親炙之麥耘、陳定方同志具體負責編輯出版工作，黃光武、陳偉武二同志從中協助，中華書局責任編輯王勉同志為本書付出了辛勤的勞動，謹在此一并表示誠摯和衷心的感謝！中山大學中文系與廣東省中國語言學會擬于新魁教授逝世周年之際舉行隆重的追思會，屆時本文集將同與會者一道，緬懷新魁教授的風范和業績，寄托我們綿綿的哀思。
曾憲通
1998年清明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