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研究 相關資料

第一章 導論
“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信仰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支柱。塑造什么樣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民的精神狀態和社會的文明程度。公共文化建設的當代使命在于承擔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培育合格公民的重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要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持以制度建設為主線，加大對國家治理急需、人民美好生活所盼bi備的重要制度的創新力度。將公共文化建設置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整體國家戰略中進行思考，合乎邏輯的結論是要加快推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以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制度與實踐邏輯建構現代公共文化治理體系，以更好實現公共文化所肩負的使命和任務，助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然而，面對現實的需求與豐富的實踐，理論界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推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轉型的價值內涵、制度形態和實現機制，尤其是對于其超越行政主導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的深遠影響，缺乏整體性的系統考慮與理論把握。當我們從現實出發深入觀察和思考，就不得不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直面當下缺乏理論支撐而導致的公共文化體制運行現狀及其諸多現實困境，不得不追問這些困境下的公共文化建設實踐是否能夠擔當引領社會思潮、促進社會團結、培育現代公民的重任。基于強烈的問題意識，結合筆者的親身實踐，本研究立足較為豐富的公共文化治理現實，嘗試填補理論支撐不足的空白，探索構建中國特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理論框架，再試以理論指導實踐，引導國家公共文化治理體系主動適應當下社會利益分化和多元價值交織的社會現實。本研究的核心思路是，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塑激勵結構，推動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促進公共文化建設高質量發展。本研究首先提出所要破解的核心問題，即當下行政驅動公共文化治理體系在運行中面臨“激勵異化”問題下“內卷化”的結構性困境，進而從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三個維度闡釋以中國特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揚棄行政驅動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的合法性、必要性與緊迫性，并分別就中國特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制度建構和實踐路徑提出理論主張。

第一節 問題緣起

第一章 導論

“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信仰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支柱。塑造什么樣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民的精神狀態和社會的文明程度。公共文化建設的當代使命在于承擔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培育合格公民的重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要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持以制度建設為主線，加大對國家治理急需、人民美好生活所盼bi備的重要制度的創新力度。將公共文化建設置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整體國家戰略中進行思考，合乎邏輯的結論是要加快推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以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制度與實踐邏輯建構現代公共文化治理體系，以更好實現公共文化所肩負的使命和任務，助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然而，面對現實的需求與豐富的實踐，理論界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推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轉型的價值內涵、制度形態和實現機制，尤其是對于其超越行政主導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的深遠影響，缺乏整體性的系統考慮與理論把握。當我們從現實出發深入觀察和思考，就不得不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直面當下缺乏理論支撐而導致的公共文化體制運行現狀及其諸多現實困境，不得不追問這些困境下的公共文化建設實踐是否能夠擔當引領社會思潮、促進社會團結、培育現代公民的重任。基于強烈的問題意識，結合筆者的親身實踐，本研究立足較為豐富的公共文化治理現實，嘗試填補理論支撐不足的空白，探索構建中國特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理論框架，再試以理論指導實踐，引導國家公共文化治理體系主動適應當下社會利益分化和多元價值交織的社會現實。本研究的核心思路是，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塑激勵結構，推動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促進公共文化建設高質量發展。本研究首先提出所要破解的核心問題，即當下行政驅動公共文化治理體系在運行中面臨“激勵異化”問題下“內卷化”的結構性困境，進而從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三個維度闡釋以中國特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揚棄行政驅動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的合法性、必要性與緊迫性，并分別就中國特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制度建構和實踐路徑提出理論主張。

第一節 問題緣起

“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文化興關鍵在于興公共文化，文化強關鍵也在于強公共文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總目標，提出要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從整體上提升國家治理效能。公共文化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軟實力”作用，通過引導個體的文化觀感和價值體驗以塑造支撐基層治理秩序的觀念、行為和規范，而且對于均衡發展“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有關文化領域的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盡管中央有關政策性文件鮮有提及“公共文化治理”的概念，但相關公共文化政策文本所涉及的政府體制改革、參與主體多元、服務機制優化、績效評估完善等內容無疑都屬于公共文化治理的議題。隨著公共文化治理話語的不斷興起，政府逐漸意識到“大包大攬”的傳統工作方式存在弊端，開始嘗試建立政社合作的互動網絡，愈發重視社會需求反饋和滿意度評價。2021年，文旅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聯合發布了《關于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其中提出要“努力推動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標志著推動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已被國家明確提上議事日程。

在我國目前的政策話語中，公共文化服務與公共文化治理具有某種內在的一致性，由服務到治理是一個漸進發展的過程，其變化反映出政府內部的治理性變革以及外部多元合作網絡的逐步形成，也體現出政府逐漸意識到公共文化建設不能單純停留在物質技術層面的公共服務和產品供給，還包括要實現公共性、自由、平等等體現現代性的公共價值理念和公共精神。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正式提出要“加大政府對文化事業的投入，逐步形成覆蓋全社會的比較完備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公共文化服務”成為國家文化戰略并開始部署啟動。2012年，黨的十八大將“文化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駛入快車道，文化建設在國家戰略布局中的地位被提升到一個新高度。各級黨委和政府日益重視公共文化建設與發展，投入大量資源，興建文化設施、舉辦文化活動、開展藝術普及，在物質技術層面推動了公共文化建設的快速發展。經過十余年的努力，中國與發達國家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方面的差距明顯縮小，我國沿海地區城市不少新建文化設施已經達到世界一流水準，中西部公共文化服務設施也得到大幅度的改善。有數據顯示，2020年末，全國共建有公共圖書館3212座、美術館618座、博物館5788座、文化館3327座、文化站4萬多個、村級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57.54萬個，這些“硬件”設施對推動公共文化普惠性、共享性和基本性等目標的達成至關重要。除了“硬件”設施建設，國家還不斷加強文化立法等“軟件”制度建設，相繼制定、頒布和實施《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博物館條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公共圖書館法》等法律法規，相關省市還進行了延伸立法，開展地方性公共文化法律體系建設，這些“軟件”制度對推動政府依法履行公共文化建設責任、保障公民文化權利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在全社會逐步形成以法治思維、法律制度和法治手段來推動公共文化建設的良性發展局面。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法律法規都十分重視“公眾需求”“公眾參與”“公眾意見”，有關社會參與的要求被寫入法律文本，這為公共文化服務的治理轉向奠定了合法性基石。從公共文化服務到公共文化治理，公共文化服務在理念、主體、機制和內容等方面都已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根據趙軍義等學者的觀點，公共文化服務治理轉變的核心要素主要有：理念上從管理文化到文化治理，主體上從政府包攬到多元參與，機制上從科層管理到多維互動，內容上從保障基本到需求回應，公共文化治理更為關注公民公共文化生活的實質性改善。

在本研究中，我們選擇“公共文化治理”作為核心概念來進行討論，并不是要全盤否定我國已開展多年的“公共文化服務”，而是要在合理吸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關于文化管理體制，以及公共文化服務的價值取向、功能定位、實現路徑等本質規定性的基礎上，將其引入治理的視野中予以重塑和優化，嘗試從理念、主體、機制、目標等多個層面發掘公共文化治理之于公共文化服務話語的可取之處，并就公共文化治理本身的實踐活動作學理反思”。何謂公共文化？為什么用治理比用服務更為貼切？筆者引用國家公共文化首席專家李國新的觀點略加展開：“公共文化這一概念不是對文化類型、樣態與形式加以區分的結果，考量的標準是普通民眾對文化服務、活動的現實需求和可及性與參與性，只要是進入了公民日常文化生活，只要是公民有條件、有保障、能享有、愿參與的文化服務和文化活動，就屬于公共文化。”從這個道理來講，公共文化不是只能通過服務這一種途徑來建設與發展，還可以通過社會融入、公共交往等多種途徑來達到公共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目標。因此，相比政府本位、自上而下單向供給色彩濃重的“公共文化服務”的提法，強調多方主體共同參與的“公共文化治理”的提法似乎更加貼切。不僅如此，公共文化指涉的不僅是一種人們廣泛參與的公共文化服務或公共文化活動，還意指一種人們所共享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在治理語境下，多元主體相互依存，通過平等參與、交往、討論和協商等交往理性的合作方式來回應需求、包容分歧和達成共識，更有利于達成一種文化秩序和共同觀念，這一層次的內涵表達也是“公共文化服務”這一概念難以直觀反映出來的。

從實踐角度來看，公共文化服務的治理轉向離不開兩個相輔相成的歷史進程：一是政府對社會領域的有序賦權，從而激發民眾對公共文化建設問題的關注。二是社會形成良性有序的自我協調與自我組織能力。唯有如此，公共文化治理得以有效運轉的基石——多元主體之“主體性”才能有序生發，個體超越自身狹隘利益關注公共生活才具有穩定的社會基礎。不過，在當前公共文化建設領域，共同治理得以構建的前述條件都面臨著一些深層難題。這些難題在黃曉春看來，主要可分為兩類：一是在漸進式改革背景下，公共部門在向社會領域賦權的同時必須考慮治理參與活動是否有序可控的問題。二是社會形成良性有序的自我協調能力也需要進行引導，若缺乏引導，這種自我協調能力就可能會受西方社會思潮的沖擊和影響而偏離社會主義公共文化的價值規范。

構建一個不僅能有力支撐與鞏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又能包容與回應蓬勃生長的社會領域對豐富文化服務和產品的實際需求，還能在循序漸進推進文化繁榮的同時孕育出社會的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公共文化治理體系，是當下亟須解決的課題。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啟示我們，要實現理論上的繼承與創新，首先要回到現實，從實踐出發去理解當前我國公共文化治理的現實本質。當我們從現實出發深入觀察和思考，就必須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直面當下中國公共文化治理轉型中的體制運行現狀及其諸多現實困境，就必須去追問這些困境下的公共文化治理體系是否能夠擔當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培育現代公民的重任。經過長期觀察與體悟，筆者認為，當前中國公共文化治理體系面臨內卷化的結構性困境，這種結構性的困境表明，包括政府在內的置身其中的各方治理主體無論主觀上如何努力，意愿上如何強烈，都難以通過在既定框架下的改革沖破結構性障礙，也無法依靠局部性修正走出結構性依賴。

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背景下，各地方政府及其文化行政管理部門大多也轉換了其官方話語的文本表達，越來越多地將“治理”“治理體系”“共同治理”“多元共治”等詞語寫入工作報告與正式文件。但深入考察發現，官方話語的轉換并沒有帶來實質性的治理轉向，即使將名稱做了應景的調整，但實際上，由行政驅動的“公共文化治理”的體制環境沒有改變，“公共文化治理”的行為邏輯沒有改變，“公共文化治理”的運作機制也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在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在文化領域，行政驅動“公共文化治理”卻深陷結構性困境而難以與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同步發展，這不僅意味著文化建設將滯后于政治建設、社會建設、經濟建設等其他領域的建設，更會影響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目標的全面達成。因此，當前公共文化治理的結構性困境及其所呈現的諸多現實表現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在這些困境中，行政驅動公共文化治理的“內卷化”和“激勵異化”問題最具消解力和破壞力，在較長時間內將不同程度地導致公共文化運轉進入某種“鎖定”的狀態：無論是其價值取向、運行模式還是自我完善機制，都定型于一種特定機理：政績沖動取代現實需求、行政邏輯壓制服務邏輯、監督空轉消解轉型動力。地方政府政績觀偏離，從一開始就沒有將公眾需求作為其政策原點或頂層設計靶向，而是在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支配下熱衷于各種“自導自演”的形象工程、標志工程、速效工程或某種表面文章，習慣在行政邏輯下的“自娛自樂”，沉迷于監督空轉下的“孤芳自賞”。恰如王列生所言，一方面，公共文化建設運行充分而忙碌，但另一方面，這不過是“體制內”的參與者及其封閉運轉機制的自我忙碌，對整個社會生活現場和文化生存進展而言，空轉中的忙碌實際上根本無法實現預定的目標。為了獲得政績上的褒獎，政府官員在文化行政中以預設標桿的政績取向與公共政策自擬取向，側重可量化、展示度高的業績，追求公共文化服務“量”的增長，將重點置于場館建設、匯報性演出等方面，至于公眾是否真的喜愛和認可這些內容，是否真的從中得到了精神愉悅和滿足，是否在公共文化交往中增進了自我組織與協調能力，似乎并不十分在意。或者更深一步講，地方領導人沒有深切感覺到來自社會公眾對享有高品質公共文化生活的自下而上的需求壓力，沒有將心比心地切身感覺到社會加速轉型時代公眾對集體情感再塑造的迫切需要。再深一層論，就是在現實中缺乏自覺將公眾利益置于首位的制度環境，心中沒有公眾。造成的后果是，雖然這些年來不少豪華氣派的公共文化設施拔地而起，但公共文化供需錯位、服務效能不佳等老問題還是解決得不理想。供需錯位和效能欠佳，導致公共文化建設懸浮于民眾的日常文化生活之上，民眾無法從官方組織的公共文化服務和活動中體悟到思想價值的引導，導致大多數關注個體利益的個人無法透過公共文化建設向具有公共責任感的公民轉化，任憑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等負面思潮與亂象叢生的網絡輿論一起，嚴重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社會輿論環境，導致種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不僅如此，筆者觀察發現，公眾對公共文化建設的日常感受與政府領導人在各類總結、報告和新聞報道中所描繪的巨大政績展示形成鮮明的反差。這些頑瘴痼疾的重復再生，加之此類反諷現象的提檔升級，值得我們認真思考與反省。

當前行政驅動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的“內卷化”現象，實際上已經向我們表明，公共文化行政化建設的模式遇到艱難的現實挑戰，這種運行模式不能適應利益分化和價值多元的當代社會需要，公共文化的供給與真實需求和民眾期待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兩張皮”現象。但問題遠不止于此，在“內卷化”現象背后，其本質是“激勵異化”的生成機理，即扭曲的“激勵機制”和“激勵環境”的雙重作用誘發了公共文化治理“內卷化”的結構性困境。在這種扭曲的“激勵機制”和“激勵環境”的雙重作用下，公共文化治理過程中對上負責、本本主義、形式主義等現象蔓延滋生，眾多官員比拼的不是發展實效、工作實績，而是比拼回應上級指令的速度與強度，比拼向上報送所謂典型經驗的數量與篇幅，將主要精力花在逐字逐句解析上級文件和領導的要求上，而不是去真正解決公共文化建設問題，以及應對由此導致的經濟社會運行中的挑戰。由于沒有樹立問題意識，沒有養成花時間精力搞調查研究的工作習慣，不少文化行政管理部門習慣于拿著上級文件機械執行，往往在還未弄清上級文件任務的基本內涵與工作規律的情況下，就急忙開會議、訂計劃、下指標、造項目、抓進度、出經驗，沿襲著動員、督促、考核的工作慣性，爭先恐后地向上級“交賬”。在這種激勵異化的情勢下，公共文化治理落入路徑依賴陷阱，一切所謂的改革與創新舉措都難以走出路徑依賴，再美好的價值愿景都會落入體制空轉的泥潭，甚至還會帶來更為嚴重的政府退化乃至政治退化問題，無法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改革成果。國家要致力于建設文化強國，文化治理要與國家治理進程同頻發力，公共文化治理的“內卷化”和“激勵異化”問題幾乎是難以逾越但又不得不逾越的屏障。

公共文化治理體系走向現代化是歷史的必然。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我們既要認識到多年來我國公共文化建設取得的實際成就，又要堅持公共文化治理的有益經驗，更要以清醒的姿態和直面的勇氣，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正視公共文化治理現實的種種被動和不足，尤其要正視嚴重的“內卷化”和“激勵異化”問題，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謀求破題思路，找準突破口，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破解公共文化治理體系走向現代化的困境。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文化管理體制先后經歷了從強調政治性到經濟性再到文化主體性的功能屬性變遷，這種變遷既和社會職能轉移相關，也與我國經濟發展密不可分。但不變的是，中國共產黨發揮公共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促進發展的初心使命，以及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國家—政黨—社會”范疇中，執政黨既引領國家又引領社會。進入新時代，各級黨組織在包括公共文化治理在內的基層治理方面發揮了實質性作用，將其逐步發展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方式，彰顯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當前，中國正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對于中國這樣的超大國家而言，對不同發展領域的治理既要把握共性特征，又要體現差異化特點，建構推進不同發展領域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轉型理論是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四梁八柱”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為此，筆者繼構建“中國特色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理論框架后，再試以“中國特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為題，直面公共文化領域中現實治理問題，深入研究其根源，結合在該領域的親身實踐，嘗試對構建中國特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的理論模型進行系統性思考，并就中國特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制度建構和實踐路徑提出理論主張。本研究可能有如下意義：

其一，理論意義。首先是提出建構中國特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理論的主張。中國特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理論“揚棄”西方文化治理理論，立足國情，結合筆者實踐思考，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研究公共文化治理體系走向現代化的創新理論，并從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論證其合法性、必要性和緊迫性，彌補公共文化領域缺少治理現代化轉型理論的缺憾。其次，對中國特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理論進行全面系統性建構，不是如現有研究那樣僅將公共文化治理作為國家治理、基層治理或鄉村治理的一個面向進行討論，也不是單純從維護文化權利、滿足文化需求、追求公共精神、塑造政治認同等某個單一視角觀察公共文化治理問題，而是運用系統集成的方法對我國公共文化治理體系走向現代化的轉型過程進行整體性的邏輯梳理與全面性的理論建構。中國特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理論從價值選擇、制度構建和實踐路徑三個維度展開分析，是擺脫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的“內卷化”和“激勵異化”困境、提升公共文化治理效能的理論探索。

其二，實踐意義。首先，中國特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主動適應利益不斷分化和價值日益多元的社會變化趨勢，把握歷史主動，通過調整公共文化治理體系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讓公眾認同和參與公共文化建設，形成充滿活力的公共文化生活。其次，以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轉型完善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制度機制，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完善公共文化生活規則，并將規則化的公共文化生活作為提升公共文化治理多元利益包容性的有效手段，以此培育符合社會主義公平法則的公民主體間的交往理性以及更為強調正義理念的社會生活環境，矯正目前公共文化持續衰弱而引發的種種社會亂象，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最后，中國特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是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政黨全面嵌入公共文化治理體系運行肌理，并通過建構價值驅動機制、場景驅動機制和社群驅動機制揚棄行政驅動機制，重塑公共文化治理的激勵機制和激勵環境，為社會主義公共文化生活的良性運轉及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持續生長提供制度支撐與實踐保障。

中國特色公共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研究 作者簡介

王瀅濤，上海市人，理學碩士、法學博士，先后畢業于北京交通大學、英國帝國理工學院、華東理工大學。本書是2020—2024年作者從事公共文化服務期間，通過深入觀察、實踐與體悟所撰寫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