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學與佛教 相關資料

在做了如上的解釋之后，也并不是要全然否定中古文學與佛教關聯的歷時性考察，當這種歷時性的關聯事實存在之時，自然有必要給予提示，比如唐代文人從王維到柳宗元、白居易，恰好處在禪風演替的關節上，而在他們的觀念和文學之中，清楚地顯示了各自所處的時代禪風演變關頭的印跡。
在交代本書構想之后，我愿意藉機簡要談談個人對于中古文學與佛教的研究若干值得注意、明確和努力的方向。
第一要堅持文學史的緯度，文學史的立場。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要把佛教與文學相關的因素納入到文學歷史發展的進程當中，而不是簡單了解個案事實。只有納入文學史，我們才能看到佛教在整個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鄭振鐸先生曾表示，如果沒有佛教，中古文學可能是很難想象的，可能會是另外一種不同的面貌。作為中國文學的學人，我們的本位還是中國的文學，站在文學的立場上，就應該著力將佛教文學的研究成果納入到文學史的脈絡之中。
第二是文化史的視野，要放寬眼界，觀照佛教文化因素對文學的作用。佛教文學的研究中，陳允吉先生有一篇文章《論唐代寺廟壁畫對韓愈詩歌的影響》，專門研究韓愈詩歌與壁畫的關系。我們知道韓愈是激烈反佛的，但是韓詩里面有很多佛教的痕跡，比如那些很獰厲的、很有張力的、很恐怖的場景，那么這些是從哪里來的？這篇文章提出韓愈的游寺之作，再經由考察寺院壁畫圖景，追溯詩歌意象的現實源頭。這很有啟發性。我們讀《歷代名畫記》和《酉陽雜俎》的《寺塔記》等文獻，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復原中唐那個年代寺院壁畫的概貌，像畫圣吳道子在長安和洛陽，畫了數以百計的壁畫，但中國的土木建筑不像西方的建筑能夠保存很久，所以都毀掉了。中古時期，唐代的寺廟不僅是宗教的中心，而且也是社會文化的中心，很多人都會去，不僅善男信女會去，一般人會去湊熱鬧，詩人也會去游寺，絶大部分唐代詩人的詩作中都有游寺的作品，而這種游寺的經驗自然會滲入到創作之中。在反佛的詩人如韓愈那里，在觀念上對佛教的義理可能會很排斥，會嚴厲批判，如其《諫佛骨表》、《原道》等，但如果放寬眼界，從詩人整個的生活環境和文化氛圍來考察，佛教文化的因素對文人的作品創作還是有影響的，這就是當時物質文化的具體環境對詩人的影響。
第三個方面就是雅俗兼合的視角。限于個體的精力和能力，在佛教文學的研究過程中，有的偏重于主流文人方面，有的偏重于俗文學方面，有的專注于一種文類比如變文，有的僅聚焦于某一詩人比如王維或者白居易。這當然有合理性，不過有時會造成認識上的偏差，産生對于所研究對象的放大和過度闡釋。其實以一種整體的眼光來觀照，比如唐代的佛教文學，要注意到精英文人的文學與俗文學的不同，我們不能以文人文學的觀念來看待民間通俗文學的作者身份、作品主旨和影響形態 ，比較和區別，可以說也是一種兼合視野的表現；同時，也不能完全割裂雅俗文學，兩種傳統之間也存在相互的交錯和影響，比如張祜就指白居易的《長恨歌》如“目連變”，以今天的學術分析，這或許不是沒有道理的戲論 ，那么更不宜見其一不識其二了。

在做了如上的解釋之后，也并不是要全然否定中古文學與佛教關聯的歷時性考察，當這種歷時性的關聯事實存在之時，自然有必要給予提示，比如唐代文人從王維到柳宗元、白居易，恰好處在禪風演替的關節上，而在他們的觀念和文學之中，清楚地顯示了各自所處的時代禪風演變關頭的印跡。

在交代本書構想之后，我愿意藉機簡要談談個人對于中古文學與佛教的研究若干值得注意、明確和努力的方向。

第一要堅持文學史的緯度，文學史的立場。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要把佛教與文學相關的因素納入到文學歷史發展的進程當中，而不是簡單了解個案事實。只有納入文學史，我們才能看到佛教在整個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鄭振鐸先生曾表示，如果沒有佛教，中古文學可能是很難想象的，可能會是另外一種不同的面貌。作為中國文學的學人，我們的本位還是中國的文學，站在文學的立場上，就應該著力將佛教文學的研究成果納入到文學史的脈絡之中。

第二是文化史的視野，要放寬眼界，觀照佛教文化因素對文學的作用。佛教文學的研究中，陳允吉先生有一篇文章《論唐代寺廟壁畫對韓愈詩歌的影響》，專門研究韓愈詩歌與壁畫的關系。我們知道韓愈是激烈反佛的，但是韓詩里面有很多佛教的痕跡，比如那些很獰厲的、很有張力的、很恐怖的場景，那么這些是從哪里來的？這篇文章提出韓愈的游寺之作，再經由考察寺院壁畫圖景，追溯詩歌意象的現實源頭。這很有啟發性。我們讀《歷代名畫記》和《酉陽雜俎》的《寺塔記》等文獻，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復原中唐那個年代寺院壁畫的概貌，像畫圣吳道子在長安和洛陽，畫了數以百計的壁畫，但中國的土木建筑不像西方的建筑能夠保存很久，所以都毀掉了。中古時期，唐代的寺廟不僅是宗教的中心，而且也是社會文化的中心，很多人都會去，不僅善男信女會去，一般人會去湊熱鬧，詩人也會去游寺，絶大部分唐代詩人的詩作中都有游寺的作品，而這種游寺的經驗自然會滲入到創作之中。在反佛的詩人如韓愈那里，在觀念上對佛教的義理可能會很排斥，會嚴厲批判，如其《諫佛骨表》、《原道》等，但如果放寬眼界，從詩人整個的生活環境和文化氛圍來考察，佛教文化的因素對文人的作品創作還是有影響的，這就是當時物質文化的具體環境對詩人的影響。

第三個方面就是雅俗兼合的視角。限于個體的精力和能力，在佛教文學的研究過程中，有的偏重于主流文人方面，有的偏重于俗文學方面，有的專注于一種文類比如變文，有的僅聚焦于某一詩人比如王維或者白居易。這當然有合理性，不過有時會造成認識上的偏差，産生對于所研究對象的放大和過度闡釋。其實以一種整體的眼光來觀照，比如唐代的佛教文學，要注意到精英文人的文學與俗文學的不同，我們不能以文人文學的觀念來看待民間通俗文學的作者身份、作品主旨和影響形態 ，比較和區別，可以說也是一種兼合視野的表現；同時，也不能完全割裂雅俗文學，兩種傳統之間也存在相互的交錯和影響，比如張祜就指白居易的《長恨歌》如“目連變”，以今天的學術分析，這或許不是沒有道理的戲論 ，那么更不宜見其一不識其二了。

第四個就是要有多元宗教的觀念，這與前一點有相關性。一個宗教比如佛教在精英士人和民間的表現形態，并不完全一樣，要注意兩者之間的區別，也要認識到兩者之間的關聯。擴大到不同的宗教傳統之間，大抵也是如此。不能研究佛教文學，看到的所有皆屬佛教影響；研究道教和文學，看到的所有都是道教痕跡。實際上，整個中古時代，佛與道的錯綜是常態，如沈約不僅對佛教同時對道教也有很深刻的了解；像蕭衍，后來極度信佛，幾次舍身同泰寺，完全是一個佛教皇帝，但他早期道教的信仰是很深刻的。看待當時文人與佛、道的關系，要有一 個平衡的觀照。中古的文人通常不是純粹的道教徒，也不是純粹的佛教徒，對于不同的宗教，他不會持有完全排他性的認同，對佛教很有感情，不是排他性地就不要道教了；或者作爲道教徒，就排斥佛教等其他宗教：李白是一位道教徒，大家都承認李白與道教的關系很深，但是李白與佛教的關系也非常明顯；還有如白居易，儒家、道教、佛教完全打通融合在一起，堪稱典型。了解佛教和文學的關系已很難，再來了解道教和文學的關系更難。但雖然難，這是需要考慮的重要方面，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平衡而近真的認識。

中古文學與佛教 作者簡介

陳引馳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文系主任（2012—2020），現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2022— ）、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主任（2020— ）。研究領域為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學理論、道家思想與文學、中古佛教文學、近現代學術思想、海外漢學等。著有《文學傳統與中古道家佛教》《中古文學與佛教》《莊學文藝觀研究》《莊子講義》《〈文苑英華〉與近世詩文思潮》等，譯有《唐代變文》《中國中世紀的終結》《曹寅與康熙》等，主編“佛經文學經典”“中華經典通識”“二十世紀國學叢書”等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