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法領域，除了法律知識，*重要的就是心理學了。因為心理學所講的，是如何和不同類型的人打交道。心理科學發展出不同的分支。就原初的心理學而言，不過是一些天性聰明的人在實踐中培養的敏銳洞察力。這些人不用學習專門的法律，就能洞察一切。許多人都有這種天生的心理能力，但是，很少有人能達到刑事專家要求的水平。在一些大學和預科學校，法學家們會開設一些科學心理學課程，學習一點心理學常識，并把它當作法學的“哲學基礎”。但是，我們都知道，那是遠遠不夠的，甚至連應付日常生活都做不到。鑒于這種現狀，刑事學家很難開展嚴肅的心理學調查工作。 曾有一個特殊的心理學分支，叫法律心理學，似乎是專門為我們而創立的。在德國，其首先由沃克馬提出。后又在梅茨格和普拉特納等人推動下，發展成犯罪心理學。從醫學角度講，舒朗匯編的著作《法律問答》，至今仍很有價值。霍夫鮑爾、格羅曼、海因洛特、 紹曼、蒙池、埃卡肖森等人，后期進一步發展了犯罪心理學。在康德時代，犯罪心理學是各學院之間辯論的焦點，康德代表哲學學派，梅茨格、霍夫鮑爾和弗里斯則代表醫學學派。后來，法律心理學被簡單地納入精神病學，由此成為一門醫學學科。之后，雷格諾再次試圖將法律心理學重新定義為哲學，這段歷史被記載于弗里德里希的著名的教科書中（V. 威爾布蘭德的教科書中也有記載）。如今，在克勞斯、克拉夫特艾賓、莫茲利、霍爾岑多爾夫、隆布羅索等的推動下，犯罪心理學已成為犯罪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它被視為是犯罪動機的學說，或者是對罪犯生理狀況的研究，因此，犯罪心理學這一名稱，僅僅表達了學科的部分內容。 從字面上看，犯罪心理學研究的是和犯罪有關的心理活動，不僅僅是罪犯的心理病理，而是犯罪學家所需要的全部心理學知識。毫無疑問，犯罪行為是客觀行為。但是，對我們來說，每一起犯罪的存在與否，都是我們通過刑事訴訟程序中的媒介了解到的。通過這些媒介獲取信息，也是建立在感官之上，基于法官及其助手，即證人、被告和專家的感知。對這些感知與看法，必須進行心理學驗證。應用心理學，就是處理對犯罪的判定和判斷的所有心理狀態的學科。而本書的意旨，就是介紹這方面的心理學。柏拉圖在《會飲篇》中寫道：“如果我們是上帝，便不會有哲學。”如果我們的感覺更真實、更敏銳，我們可能就不需要心理學了。所以，我們必須反思自己的觀察和思考模式，并系統性地理解這些感知過程，否則，我們仍然會被誤解和意外所支配。我們也必須了解周圍所有人——包括自己、證人、專家和被告——是如何觀察和感知、思考和表達的；我們必須考慮到，人類在感知、推理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人們會產生哪些錯誤和幻覺；我們必須弄清，人是如何記憶和回憶的；我們必須明白，事物會隨著年齡、性別、天性和素質的變化而變化。我們還必須清晰地認識到，在正常情況下，有些本來會發生變化的事情，在某些因素的影響下，它們將不再發生變化。在本書中，對證人和法官的心理分析，將占據*大的篇幅，因為他們是我們研究材料的*大來源，也是*初的服務對象；但是，如果案件不涉及心理疾病而是證據的有效性，我們也要考慮犯罪嫌疑人的心理。 本書的研究方法是心理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它可分為三個部分： ①對心理現象的述評； ②對因果關系的研究； ③精神心理學分析的理論建構。 一方面，我會分析心理學的內容，但將使之貫穿刑事法官的觀點，為刑事法官服務；另一方面，我會從犯罪學家的工作中提取素材，并在此基礎上運用心理學原理。 我們既不贊成虔信主義，也不贊成懷疑主義或批判主義。我們要考慮案件的具體情況，從這些材料中確定，哪些材料對犯罪學家有價值、哪些有助于發現真相、哪些可能存在風險。對具體科學基本概念的理解，并非來源于其方法。我們也必須清楚地記住，所需獲取的真相，不能僅建立在所獲材料的“形式正確”上，我們有義務找出“本質正確”。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熟悉心理學原理，并使這些原理為我們的目的服務。貝利常說：“心理學家之于生理學的反感，如同作曲家之于聲學。”雖然這句話今天已經不太適用，因為我們畢竟不是詩人，而是嚴肅的辦案者，但是，如果我們要做好本職工作，就必須將這個工作完全建立在現代心理學和生理學的基礎之上。有些知識，當我們不需要用時，必須先積累起來，一旦需要的時候，才不至于束手無策。 其實，這就是我們工作的基本原則——證人是犯罪學家的主要信息來源，但是，他們提供的信息，經常是推測多于觀察，這就是我們在工作中，屢次出錯的原因。一次又一次地，法庭要求只能提供那些明白無誤的事實性證詞、證據，至于推論，那是法官的職責范圍。但是，我們好像并沒有嚴格遵守這一原則。實際上，證人所稱的事實和感知的大部分內容，除了或多或少可算作合理判斷，別的什么都算不上。盡管他們言之鑿鑿，依然難成事實。所以說，追求真理，是多么困難的一件事呀。 對犯罪學家來說，心理學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我們必須加強對心理學的研究。在布魯塞爾的一次刑事專家會議上，意氣風發的阿布·德貝茨指出，犯罪學的當前研究趨勢，要求我們觀察日常生活的事實。如何正確觀察，成為了我們工作的首要任務。我們通過感知到的現象來完成工作，而決定現象變化的法則就是因果法則。只是，人類本性讓我們常常會忽視因果關系，這時，心理學就及時為我們提供這方面的知識。因此，掌握心理學理論，乃職責所在，必須放在各種事情的首位。在這方面，我們確實有諸多管理上的懈怠之處，也因此不得不接受一些怨言。格尼斯曾抱怨過，當代法律教育的滯后，可以用歷史的連續性來解釋。這種落后，在決定國家行政體系的公正性中起著關鍵作用。門格爾沒有直接提及“歷史慣性”的問題，但他嚴肅地指出，在所有當代學科中，法律科學是*落后的。這些指責是有道理的。正如斯托澤爾和現代民事教學者說過：“法律的實踐，必須基于人類對法學原則的正確的、健康的理解。”但什么才算是正確的、健康的理解？這并不能僅從法律成文法段落中發現。所以，戈爾德施密特曾公開講過一個故事，說的是一位著名科學家在實驗室里訓斥一名學生。這個科學家訓斥道：“你在這里的目的是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做，你還是去當律師吧。”這個故事真讓我們法律人丟臉！ 我們得好好反思，為什么我們會受到這些指責，為什么會這么丟人。我們得承認，我們沒有把法學看作是一門科學去好好研究它，也從來沒有把它當作是一門實證學科；先驗論和傳統論蒙蔽了我們的雙眼，讓我們缺乏通過調查和努力找出真相的習慣，缺乏建立*基礎科學的起碼條件。所以說，要想建立一門科學，我們首先需要建立與我們目標相關聯的學科的基礎原則。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通過精神自由，實現精神獨立。戈爾德施密特將此定義為高等院校的一項任務，也是我們畢生追求的事業理想。這項任務并非非常艱巨，也并不難完成。阿洛伊斯·馮·布林茨在隆重的就職致辭中大聲疾呼：“生命在于運動，生命不只在于思想自身，而在于知行合一。” 讓我感到欣慰的是，自本書**版出版以來，許多意想不到、頗具價值的相關作品也紛紛問世。現在，關于證人與證據、特點與價值、記憶與再現等方面的資料，已經相當豐富。在各個領域，都有人開始投入到該項研究中來，他們當中有心理學家、醫生和律師。如果他們的研究工作順利推進，或許，總有那么一天，我們可以修正前人所犯下的錯誤，以及那些基于愚昧無知、不加批判地收集與濫用材料所導致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