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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文學構造論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43005
- 條形碼：9787559843005 ; 978-7-5598-4300-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比較文學構造論 本書特色
1.對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作者已有20多年的鉆研歷史。這本《構造論》是作者關于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多方面總結。反映了近年來作者的探索成果，使比較文學理論體系更趨完整完善，從而具備了學科構造原理的性質。2.本書系統地整理和總結了近百年來中國比較文學的豐富研究實踐，并提煉個人的比較文學研究經驗，力圖在接受、借鑒、消化外來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3.盡管是學科原理、概論性質，但不是從概念到概念，從純理論到純理論，而是在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史及作者本人豐富的研究實踐的基礎上總結、概括、提煉出來理論；寫作手法上并不生硬晦澀，不拾西洋人牙慧，不玩弄名詞概念，而是沿用作者擅長的講義風格，因此，研究者可將本書作為理論建構的一個案例予以分析批評，而初學者可以將該書作為入門書來讀。4.書后附錄六篇相關論文，其論辯性、論戰性色彩比較多，作為正文部分的延伸與補充。
比較文學構造論 內容簡介
《比較文學構造論》從“學科定義”“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三大板塊出發，概述了比較文學學科的內涵和外延。書中細致梳理了比較文學研究的6種基本研究方法和6種研究對象，分析其特性，對比其區別，指出其局限性，具有較強的方法論意義。強調學科內容構建的相對完整性、結構框架的系統性、分析論述的邏輯性。通篇論述沿用作者擅長的講義風格，深入淺出，非常適合作為大中專文科參考教材和比較文學理論愛好者的入門書。 “王向遠比較文學三論” ：包括《宏觀比較文學19講》《比較文學系譜學》《比較文學構造論》三本，分別從不同角度出發，對比較文學學科的建立、學科原理闡述、學科特色等，進行了立體呈現。
比較文學構造論 目錄
序（孫景堯） / 001
初版自序 / 009
上?? 篇?? 學科定義
第 1 章 定義及其闡釋 / 003
一、學科史上的各種定義?? /??003
二、本書的定義?? /??007
第 2 章??學科理論的構成 / 017
一、方法論?? /??017
二、對象論?? /??024
中?? 篇?? 研究方法
第 3 章??傳播研究法 / 031
一、“法國學派”的方法是“傳播研究”而不是“影響研究”?? /??031
二、從“影響”與“傳播”之不同看傳播研究法?? /??035
三、傳播研究法的運用、意義與價值?? /??041
第 4 章??影響分析法 / 046
一、對“影響”及“影響研究”的界定、歧解與爭論?? /??046
二、“影響研究”的方法及其運用?? /??049
三、“超影響研究”?? /??055
第 5 章??平行貫通法 / 060
一、平行研究方法及其三種功能模式?? /??060
二、類同研究中的多項式平行貫通方法?? /??067
第 6 章 超文學研究法 / 074
一、“超文學研究”的性質及與“跨學科”研究的區別?? /??074
二、“超文學研究”的方法及適用范圍?? /??078
第 7 章 比較語義學的方法 / 087
一、比較文學與比較語義學?? /??087
二、比較語義學的運用與“移語”“譯語”“美辭”的研究?? /??091
第 8 章 宏觀比較文學的方法 / 100
一、比較文學史上的“宏觀比較文學”?? /??100
二、宏觀比較文學的作用與價值?? /??115
下?? 篇?? 研究對象
第 9 章 比較文體學 / 121
一、文體學及比較文體學?? /??121
二、中外文體的形成與劃分的比較研究?? /??125
三、文體的國際移植與國際化?? /??130
第 10 章 比較創作學 / 137
一、“比較創作學”這一范疇的提出?? /??137
二、題材與主題的比較研究?? /??140
三、情節與人物的比較研究?? /??146
第 11 章 比較詩學 / 152
一、比較文論與比較詩學?? /??152
二、中西比較文論與中西比較詩學?? /??156
三、東方比較詩學?? /??162
第 12 章 翻譯文學研究 / 167
一、“翻譯文學”的概念?? /??167
二、譯文的評論研究與“譯文學”?? /??173
三、翻譯文學理論（譯學）的研究?? /??182
四、翻譯文學史研究?? /??189
第 13 章 涉外文學研究 / 198
一、“涉外文學”與“形象學”?? /??198
二、涉外文學研究的著眼點：文化成見與時空視差?? /??204
三、涉外文學研究的基本課題?? /??209
第 14 章 比較區域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研究 / 214
一、國別文學史研究與比較文學?? /??215
二、區域文學史研究與比較文學?? /??217
三、世界文學史研究與比較文學?? /??220
附?? 錄
21 世紀的比較文學研究：回顧與展望?? /??229
“闡發研究”及“中國學派”：文字虛構與理論泡沫?? /??234
邏輯·史實·理念?? /??246
拾西人之唾余，唱“哲學”之高調談何創新?? /??262
打通與封頂：比較文學課程的獨特性質與功能?? /??278
世界比較文學的重心已經移到了中國?? /??288
初版后記 / 292
新版后記 / 295
展開全部
比較文學構造論 節選
第9章 比較文體學 現代意義上的文體學，是現代語言文學研究中的相對獨立的領域，是*近幾十年來世界上才出現的一個新興的學科。它是語言學、文藝學、翻譯學、圖書分類學、編輯學、比較文學等多學科交叉滲透的產物。比較文體學，指的是對不同文學體系中的各種相關文體樣式的比較研究。 一、文體學及比較文體學 對于文體學，一直以來學者們的理解與界定不一。根據文體學與相關學科關系的密切程度，人們對文體學的學科屬性的認識有所不同。有人認為文體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它研究語言的不同風格及其表現手段；有人認為文體學是文藝學的一個分支，因此又可稱為文藝風格學、文藝文體學，是文藝理論與文藝批評的一個組成部分，主要任務是研究文學的各種體裁樣式及其特征，或分析作家作品的總體藝術風格；有人認為文體學主要研究各種文獻資料的歸納與分類。總之，文體學具有較強的學科交叉性。現在人們對文體學定義與定位的不統一，主要是因為站在各自特定的學科立場上看問題所造成的。我認為，應當根據文體學的不同的學科偏向，而賦予它更貼切、更嚴格的具體稱謂。如，作為語言學分支的文體學，主要是分析句子、句群和語篇中的修辭與表達問題，因此應該恰切地稱之為“語體學”；而作為文藝學、美學的“文體學”，假如它所指的主要是作家作品的總體藝術風格，那就應該稱為“風格學”；作為圖書館學的文體學，指的是圖書分類學，那就應該稱之為文獻分類學或圖書分類學。而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樣式的研究，及對文學作品的外部結構、體制、樣式的研究—套用時髦的說法，就是對文學作品的“硬件”部分的研究，才可以稱為“文體學”。這是狹義的、嚴格意義上的“文體學”的概念。 “文體”這個概念，在古代漢語中更多的是以一個“體”字來表示的，后來引申出了“文體”“體裁”等概念。其基本含義是指詩文的體貌、體制、體式、樣式，主要是對文學作品的形式方面的、外部特征而言的。當然，和中國古代文論中的其他概念一樣，不同的人、或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場合使用“體”、及“文體”概念的時候，含義也有所不同。有時指文章的體制，有時指文章風格，有時指文章修辭，有時指文章作法。在西方文學理論及比較文學理論中，“文體”“文體學”一詞的使用也相當混亂，而且表述的同義詞就有若干個。我國的譯法也不同，有人譯為“文體”和“文體學”，有人譯為“文類”和“文類學”，有人譯為“風格”和“風格學”。而在目前我國已出版的各種比較文學概論類的著作與教材中，大都采用“文類”和“文類學”的譯法。并把“文類學”這一概念專列一章節加以闡述。但是，所謂“文類”及“文類學”，指的是文學類型、種類及其相關研究。而對文學類型、種類的劃分，其標準和依據并不是只有“文體”“體裁”上的標準且有“主題學”的標準、“題材”的標準、“風格”方面的標準，等等。例如，所謂紀實文學、烏托邦文學、鄉土文學、都市文學等，都是文學的“類型”，但它們卻不是“文體”或“體裁”的概念。因為劃分這些類型的依據與標準不是體裁方面的，而是主題與題材方面的。又如，19世紀歐洲出現的“感傷小說”，17世紀日本出現的“滑稽小說”，也是一種文學類型，但劃分的標準是其感傷的，或滑稽的風格、格調。因此，感傷小說、滑稽小說不是一種文體類型，而主要是一種風格類型。“風格”是某種文體的具體文本的內在精神的抽象顯現，而抽象的文體類型—不是某個具體的文本文體—沒有什么“風格”可言。例如我們可以說《金瓶梅》有什么風格，《紅樓夢》有什么風格，但倘若說“章回小說”這種文體有什么風格，則沒有什么意義。風格學是對作家作品的美學風貌的研究，文體則是對文學作品的體裁樣式的研究，兩者雖有關聯，但又不是一回事。因此我們不能同意將“文體”與“風格”混為一談，或將“風格”作為“文體”的一個層面。 鑒于“文類學”的研究范圍不僅包括了“文體學”，而且也包括了主題學、題材學、風格學。因此，我在這里不使用“文類學”這個概念，而是使用“文體學”這一概念。本來，“文體”就是中國的固有詞匯、固有概念，在對其內涵與外延加以科學地清理和界定后，“文體”這一概念完全適用于現代的學術研究。我們有什么必要拋開這個詞，而另行引進“文類學”這樣一個十分西化、而又大而泛之的新名詞呢？況且現在流行的比較文學概論著作中，除了“文類學”之外，還有與之并列的“主題學”專章。這樣一來，在比較文學原理的理論框架中，“文類學”與“主題學”就出現了重疊交叉現象，容易造成這些不同的概念在邏輯語義上的混淆，進而影響到比較文學研究對象與研究領域劃分上的應有的邏輯性、清晰性。所以，我們現在使用“文體”這個概念，應批判地吸收古代文體論的合理內核，回到“文體”一詞的原初的、基本的含義上去—“文體”即是文學作品的體裁樣式。“文體學”應是對文學作品的具象的形式特征的研究，即研究作品的語言、結構、格式、體制等因素。 文體學一旦進入比較文學研究領域，一旦成為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對象，即成為文體學的一個分支，人們稱之為“比較文體學”。“比較文體學”就是用比較文學方法進行的文體學研究，就是站在世界文學、國際文學關系的高度，對世界各民族文學的不同文體的產生、形成、演變、存亡及其內在關聯加以橫向和縱向的研究，并對世界文學史上各種文體的特征、功能及其民族歷史文化、民族審美心理等各方面的成因進行對比分析，并把它作為探討世界各民族文學的整體性、聯系性和民族個性的有效途徑。我國在近些年來出現了若干高水平的文體學研究著作，但作為比較文學研究對象之一的比較文體學的研究在我國重視得還不夠，還沒有被充分展開，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部比較文體學的專著。我國的比較文體學，可以立足于中國文學，對中西文學中的文體劃分進行研究，即中西比較文體學；對中國與東方其他國家的文體劃分進行比較研究，即東方比較文體學。比較文體學的研究課題主要是三個方面，**，各民族文學中的文體劃分及其依據與標準的比較研究；第二，文體的國際移植與傳播的研究；第三，當代文體的世界性與國際化的研究。下面讓我們分別來談。 二、中外文體的形成與劃分的比較研究 對世界文學史上不同的民族劃分文體的依據與標準進行比較，可以幫助我們深入認識人類文學創作與文學觀念的起源、生成與演變的規律。 在各國文學傳統中，對文體的劃分所采用的依據與標準都有不同。一般而言，文體分類的依據大體可以包括四個方面：一、體裁樣式；二、功能與功用；三、風格特征；四、主題與題材。對這四方面標準與依據的不同的選擇與側重，就形成了不同的文體分類。由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提出的、貫穿整個歐洲文學史的“詩”（即文學）三分法—抒情詩、史詩（也含后來出現的小說）、戲劇，則主要是根據文學作品摹仿和反映生活的不同的方式來劃分的。抒情詩表現詩人自己的思想感情與人格，是一種自我描述；史詩（或小說）的故事部分由詩人、作家講述，而其他部分則由人物直接講述，即混合講述；而在戲劇中，詩人則隱藏在人物角色之后。古代印度和西方一樣，以“詩”來指代抽象的“文學”概念，“詩”除了作為具體體裁的“詩歌”之外，也包括戲劇。印度人進一步把“詩”分為“大詩”（長篇敘事詩）和“小詩”（抒情詩）兩類；又根據風格、題材、情調等因素把戲劇分為十類（“十色”）；即傳說劇、創造劇、神魔劇、掠女劇、爭斗劇、紛爭劇、感受劇、笑劇、獨白劇和街道劇。也有人把戲劇分為“英雄喜劇”和“極所作劇”（市井通俗戲劇）兩類。在中國文學史上，盡管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對文體的劃分五花八門，但總體上看，是側重文學作品的體裁樣式的。在中國傳統中，長期以來沒有類似西方的“詩”那樣的指稱文學的抽象概念，而是習慣于使用具體的文體概念—“詩”與“文”。可以說，“詩”與“文”是貫穿整個中國文學史的基本的文體概念，它是對文學及各類文章的初次劃分，即*高層次的劃分。“詩”與“文”劃分的依據，主要就是從作品使用的語言和作品的外在形式著眼的。在日本文學傳統中，通常將文學題材劃分為“詩”（漢詩）、“歌”（和歌）、“日記”“物語”“草子”“芝劇”（戲劇）等體裁樣式，基本上和中國相近，是根據文學作品的體裁樣式來劃分文體類型的。 各民族對文體的劃分，從一個側面表現了民族文學的獨特觀念及文學傳統。對此比較文體學研究應當重視，并應注意探索其中的某些基本問題。例如，為什么在印度和歐洲的文學傳統中，“詩”可以代稱抽象的“文學”，而在中國文學傳統中“詩”只是一種文體概念？在印歐文學中，“詩”作為一種被藝術化了的語言形式，被廣泛地使用，一切文學樣式，必是詩的形式。史詩是“詩”，宗教經典與神話是“詩”，戲劇也是“詩”劇，因而“詩”就是文學。而且，由于史詩、戲劇在古代印歐的廣泛流行，“詩”成了相當普及化、民眾化了的語言形式。而在中國，“詩”卻是相當貴族性、文人化的。在中文里，對普通語言加以詩化，并不像在印歐語言中那么容易。換言之，中文的“詩”的語言與非詩的語言之間的差異，遠比印歐語言為大。在中國傳統中，掌握“詩”的語言，甚至要讀懂詩，非經過特別的學習不可。而在印歐民族，在中東地區各民族中，詩是相當日常化的語言，詩的語言與非詩的語言相差不大，乃至在古代希伯來語言中，不經仔細辨認，詩與非詩便不易區分清楚。在古代阿拉伯，詩甚至被用于日常生活交流中的各個方面：敘述部族歷史、傳承知識、贊美、諷刺、表達愛情、哀悼、表達酒足飯飽后的愉悅，等等。看來，在這些民族文學中，詩即文學，而“文”（散文）自然就被摒于文學之外，未成一種獨立的文體。于是就形成了與中國的“詩”“文”二分法不同的文學觀念和體裁劃分。 又如，為什么歐洲文學進一步將“詩”劃分為抒情詩與敘事詩（史詩）兩種文體，印度也將詩劃分為“大詩”（敘事詩）和“小詩”（抒情詩）兩種文體，而在中國、日本、朝鮮等東亞國家的傳統文學中卻沒有這樣的劃分？這個問題也涉及另一個相關的問題，即為什么詩在印歐文學中具有抒情與敘事兩種功能，而在中國及受中國影響的東亞一些國家中，詩只是一種抒情文體呢？換句話說，為什么在中國等東亞國家沒有史詩、甚至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敘事詩呢？中國缺少史詩及敘事詩這一文體類型，即所謂文體的“缺類”現象，其中的原因十分復雜。數百年來中外學者都有不同的解讀。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認為中國沒有史詩，是因為中國人的“觀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從有史以來*早的時期就已形成一種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條的歷史實際情況。他們的宗教觀點也不適宜于藝術表現。這對史詩的發展也是一個大障礙。”中國史學的高度發達，中國人很早就依靠理性的倫理道德，而不是依靠感情上的英雄偶像的崇拜作為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中國詩歌語言的非民眾化、中國文學傳承方式的書面化而非口傳化，這些似乎都是中國史詩缺類的原因。 再如，為什么在歐洲及印度文學中，戲劇作為一種重要的文體與“詩”并列，而在中國文學傳統中的“詩”與“文”的文體劃分格局中，卻沒有戲劇的位置？中國戲劇起源并不太晚，但獨成一體的“戲劇文學”，與古代希臘和印度比較起來，卻晚得多。古希臘和古印度的文學中，戲劇作為一種體裁樣式備受重視。而在中國，卻長期被視為民間的、俚俗的娛樂而受到輕視，遲遲不能躋身于正統文學的行列中。直到宋元之后，戲劇才逐漸被“雅”化，“戲文”（戲劇文學）才逐漸從“戲曲”中凸顯出來，成為文學中之一體。戲劇文學在中國傳統文學中所處的次要地位，它作為一種文體遲遲未被正統文學所承認。這種現象似乎從一個角度反映出漢民族不同于印歐文學的某些特點：貴族文學、文人文學與民間通俗文學之間的過深的鴻溝，正統文學的態度過分正經嚴肅，統治者重視教化功能而輕視娛樂功能，中國“戲曲”與音樂舞蹈的關系比它與文學的關系更深（即所謂“曲本位”），等等，都是比較文體學應注意研究的問題。同樣還是戲劇文學，在中東地區壓根兒就沒有發展起來。不管是在古代的巴比倫文學中，在猶太文學中，還是在阿拉伯文學中，在波斯文學中，幾乎就沒有戲劇文學的位置。因而中東各民族傳統文學的文體分類中，戲劇均不在其視野范圍之內。戲劇在中東傳統文學中的缺席現象，也應該是比較文體學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這個問題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復雜因素。騎馬游牧、變動不居的生活方式，頻繁的民族與宗教戰爭，政治的不安定，都不利于戲劇的發生和發展。看來，在諸種文化模式中， 農業文明可以產生戲劇的萌芽，城市文明可以造成戲劇的繁榮，而游牧文明則*不適宜戲劇的成長。 眾所周知，戲劇這種文體在古希臘又被進一步劃分為“悲劇”“喜劇”兩種文體樣式，并視悲劇為*偉大的文學類型。而在戲劇文學同樣源遠流長的印度，卻沒有“悲劇”“喜劇”的二元劃分，更沒有“悲劇”這一概念，當然也談不上有“悲劇”這一文體類型。在中國，對戲曲文學種類的劃分主要依據的是產生戲曲的時代、地理位置及音曲的體制，如南戲、北雜劇、明傳奇等，同樣也沒有“喜劇”“悲劇”的概念。為什么歐洲的悲劇那樣發達，中國則很少一悲到底的悲劇，而印度則喜歡大團圓的結局，完全沒有悲劇呢？這些也是比較文體學應關注的重大課題。研究“悲劇”這一文體類型的缺類現象，必然要從一個民族的宗教及傳統文化心理中尋找答案。西方人思維的特征是二元對立，強調善與惡的對立、人與自然的對立、個人與社會的對立、生與死的對立、英雄與群眾的對立。而印度的思維特征是“圓型”思維，在這個輪回不息的“圓”中，任何事物本質上是同一和諧，矛盾是暫時的、虛幻的。這種觀念反映在其戲劇文學中，就是矛盾沖突后的和諧與寧靜，就是無所不在的“大團圓”的結局。中國人通過佛教，受到了印度世界觀的影響，表現在戲劇上，同樣具有愛好大團圓的、善有善報、惡有惡懲的心理預期。所以，朱光潛先生在《悲劇心理學》（1927年）一書中，曾斷言中國沒有真正的悲劇。后來又有了不同的看法，認為中國有悲劇。中國到底有沒有悲劇，它與西方的悲劇，它與印度的非悲劇有什么聯系和不同，仍然是值得比較文體學加以繼續研究的重要課題。 由上述問題可以看出，文體問題的答案，要到文體背后去找。 比較文體學的研究，歸根到底是以文體為切入點的各國文學的某些基本特征及其成因的研究。
比較文學構造論 作者簡介
王向遠，1962年生，山東人，現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方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東方學、譯學、比較文學學者，日本文學翻譯家。治學以東方（亞洲）區域研究為主，著述涉及文學、史學、美學、譯學等領域，初步建構了“宏觀比較文學”“譯文學”“東方學”三個學科范型及理論體系。主要著作有《東方文學史通論》《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二十年》《源頭活水——日本當代歷史小說與中國歷史文化》《宏觀比較文學講演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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