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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視域下的人民司法傳統:嬗變、困境與定位 版權信息
- ISBN：9787216098953
- 條形碼：9787216098953 ; 978-7-216-09895-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現代性視域下的人民司法傳統:嬗變、困境與定位 內容簡介
現代性視域下，人民司法傳統的形成與嬗變伴隨著中國20世紀初以來的革命敘事與80年代以來的改革敘事，對人民司法傳統的深層理解以認識革命范式與理性化范式為前提。兩大范式共同形塑了當下道法二元的司法運作體系，亦是當下司法運作諸多困境的根源。在進一步審視建國以來中國現代革命及其現代性特征的基礎上，結合優選化背景下國內外秩序的現狀，提出區分對外司法主權邏輯與對內以憲法為核心的司法審判邏輯，并對其加以定位。
現代性視域下的人民司法傳統:嬗變、困境與定位 目錄
導論
**節 問題緣起
第二節 文獻綜述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第四節 章節安排
**章 革命范式與人民司法傳統的演繹
**節 中國民族國家建立的合法性訴求與政權選擇
第二節 人民司法傳統的政法邏輯
第三節 小結
第二章 理性化范式與人民司法傳統的嬗變
**節 “經濟-社會”的理性化
第二節 人民司法傳統的嬗變
第三節 小結
第三章 道法二元結構下人民司法的現實困境
**節 司法供需失衡
第二節 司法道義性與法律性之間的張力
第三節 小結
第四章 新時代人民司法傳統的功能審視
**節 新時代中國現代革命及其現代性再思
第二節 人民司法傳統的再定位
第三節 小結
結語
參考文獻
后記
**節 問題緣起
第二節 文獻綜述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第四節 章節安排
**章 革命范式與人民司法傳統的演繹
**節 中國民族國家建立的合法性訴求與政權選擇
第二節 人民司法傳統的政法邏輯
第三節 小結
第二章 理性化范式與人民司法傳統的嬗變
**節 “經濟-社會”的理性化
第二節 人民司法傳統的嬗變
第三節 小結
第三章 道法二元結構下人民司法的現實困境
**節 司法供需失衡
第二節 司法道義性與法律性之間的張力
第三節 小結
第四章 新時代人民司法傳統的功能審視
**節 新時代中國現代革命及其現代性再思
第二節 人民司法傳統的再定位
第三節 小結
結語
參考文獻
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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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視域下的人民司法傳統:嬗變、困境與定位 節選
《現代性視域下的人民司法傳統：嬗變、困境與定位》： （一）服從黨的領導 黨的領導是政法工作的總原則，這是由政黨一國家的政治體制決定的，在**節中對這一點已有說明，在此不贅述。對于法院的司法工作而言，服從黨的領導是這一總原則的應有之義。黨對司法系統的領導有兩大方面：一是領導司法隊伍的建設，二是領導具體的司法業務。其中，黨領導司法隊伍的建設為司法業務上的具體領導奠定基礎。陜甘寧邊區政府時期，為加強黨對各項事務的領導，通過前文提及的列寧式政黨組織嵌入國家機構中的模式，建立了以同級黨委和政府為核心的雙重領導體制，替代了原先的縱向領導體制。在毛澤東看來，這樣一種“分工而又統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經過總負責人推動很多干部、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去做，可以克服各單個部門干部不足的缺點，而使許多人都變為積極參加該項工作的干部。這也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一種形式”。換句話說，政府的各個部門在不同層級都要受到橫向的黨委的統一領導。這樣一種雙重體制延續到新中國，成為新中國政法體制的基本架構。對司法系統來說，黨對司法的領導主要通過政法委員會來實現。鑒于司法隊伍建設的相關內容，如司法人員的選任與管理等已經有所闡述，這里集中論述政法委員會對司法業務加以領導的內容和方式。 1.政法委的性質與職責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近三十年間，作為黨領導司法的組織機構，政法委在其性質上發生過一次轉變。具體來說，轉變前后政法委性質如下。 在1949年至1954年憲法頒布之前，政法委是政府的工作部門。這一時期的政法委有三個層次：中央層面，根據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組織政務院，作為國家政務的*高執行機關。政務院下設政治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等負責各行政事宜，其中，政治法律委員會指導內務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員會和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地方層面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縣級以上地方政權，二是縣級基層政權。在大區、省、市三級政府內部設有政治法律委員會，縣級基層政權則可以根據各地區實際需要決定是否設立。建立政法委員會的，黨通過在政法委建立分黨組干事會（中央）和分黨組（地方）的方式實現對相關政法部門的領導；沒有建立政法委員會的，通過建立政法聯合辦公室（基層）、政法黨組或黨委政法口來領導政法工作。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政法委能以政府工作部門的性質對司法系統加以支配，主要在于那時司法與行政沒有分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第10條第2款的規定：“各級人民法院（包括*高人民法院分院、分庭）為同級人民政府的組成部分，受同級人民政府委員會的領導和監督。” 政法委在此之后的轉變受到兩條主線的影響：一是黨中央對國家領導方式的變化，即黨對國家的領導力度加強；二是五四憲法的頒布。首先來看**條主線。1952年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人逐漸改變《共同綱領》中確定的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共同綱領》并未將社會主義的構想納入其中，就經濟領域而言，制定的是混合經濟的政策：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營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個體經濟共存.旨在“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然而，在1952年9月24日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開始過渡。”在這一想法的支配下，同年11月3日的會議上，“消滅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要求被提出來。就在毛澤東提出這一要求不久，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修訂了《全國稅收實施要則》，取消對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稅收方面的優待，在納稅上對公私經濟一視同仁。這一“修正稅制”事件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且受到了他的直言批評：“‘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在這之后，毛澤東對政務院的批評開始升級。在這一背景下，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黨中央的請示報告制度和黨中央對政府工作的直接領導”決定（草案）。該決定撤銷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干事會，政務院各委黨組直接受中央領導，并分管其所屬的各部、會、院、署、行的黨組。與該決議相呼應，1953年4月11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決議撤銷行政委員會黨組干事會，直接領導各部委黨組，毛澤東對這一決議作出批示。至此，黨的直接領導由中央推行到地方。從控制程度來說，黨的領導力度增強了。 再來看第二條主線。根據“五四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在國家基本權力架構上，行政權與司法權相分離，政府與司法機構對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負責。這意味著，行使行政權的國家機構即政府無權指導司法工作。于是，從中央到地方，設在政府內的政法委員會皆被撤銷。這一撤銷帶來的直接后果便是公檢法等政法機構失去了黨的領導。綜合這兩方面的因素，一來宏觀層面黨加強了對國家的領導，二來制度層面新的權力架構使得司法系統脫離黨的領導。這時，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是，通過何種方式可以在黨與司法之間建立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在這一背景下，黨對政法委進行了一次重構。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組織部1955年8月1日給中央的工作報告》建議：“中央及省委和大城市的市委在可能時，應設立政法工作部。”次年，內蒙古自治區委成立政法部，中共天津市委于1957年成立政法工作部。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中央政法小組成立，在此之后，各省陸續建立省委政法部或政法領導小組，實現中共對政法的統一領導。這時，政法委的名稱有所改變，其性質也由政府的工作部門轉為黨的工作部門，其職責：（一）管理干部；（二）檢查黨的決議、政策執行的情況；（三）管理黨的基層組織的工作；（四）指導有關部門政治機關的工作。 ……
現代性視域下的人民司法傳統:嬗變、困境與定位 作者簡介
徐潔，女，江蘇南通人。2008年考入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先后從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獲得法學學士、法學碩士、法學博士學位。現任職于上海融孚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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