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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帝國與運河 版權信息
- ISBN：9787229151522
- 條形碼：9787229151522 ; 978-7-229-15152-2
- 裝幀：80g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唐宋帝國與運河 本書特色
華章大歷史，放寬歷史的視界受陳寅恪啟發而寫，經傅斯年校閱而出融會貫通唐宋歷史、地理、經濟、政治、軍事、交通、建都之間的內在聯系一本書讀懂大運河與國運興衰出版76年來簡體中文版單行本首次面世 《唐宋帝國與運河》是著名經濟史學家全漢昇的代表作，本書于1944年首次出版，被譽為中國經濟史領域的“千古不刊之作”。 融會貫通歷史、地理、經濟、政治、軍事、交通、建都，全面梳理大運河與唐宋帝國盛衰興亡的內在聯系。 前無古人地提出“運河通，則國運興；運河塞，則國運衰”這一論斷，并根據史實進行生動的敘述與有條不紊的因果分析。 立論精辟，言之有據，可讀性強，各種史料信手拈來，顯示作了作深厚的學術修養與語言文字功底。 開創性的學術成果，出版后即獲當時民國政府教育部特別頒獎。 在中國經濟史上，全先生對于唐宋時期的研究，貢獻*著。《唐宋帝國與運河》一書，尤為千古不刊之作。在這本書里，他把運河的重要性，即運河的暢通與否和唐宋國運盛衰的關系，根據史貴作生動的敘述與有條不紊的因果分析。這一創作的學術價值，不僅在唐宋史研究上極為重要，即對于了解近代以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發展，亦有莫大貢獻。 ——王業鍵(著名經濟史學家，臺灣“中研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導師)
唐宋帝國與運河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部探研大運河與唐宋帝國興衰之關系的經濟史著作，搶先發售發表于1944年，是當時中國很高學術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的“叢刊”之一，其學術成就為學術界所認可，被譽為“千古不刊之作”。 作品綜合分析了《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全唐文》《冊府元龜》等大量歷史典籍中關于大運河的史料，將自隋以來運河之暢通與否與帝國國運興衰的因果關系作了有條不紊的分析，得出結論：運河通，則國運興；運河塞，則國運衰。這一學術成果對于我們了解隋唐至明代以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建都之間的內在聯系，有高屋建瓴的作用；對自東晉以來中國經濟重心從北方轉到南方這一歷史進程的描述，以及京杭大運河在這一進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有莫大貢獻。
唐宋帝國與運河 目錄
**章 緒論 12
第二章 高宗以后的東都與運河 34
第三章 大唐帝國的極盛與運河 62
第四章 大唐帝國的中衰與運河 80
**節 安史亂后政府對江淮財賦需要的激增與運河交通的阻塞 81
第二節 張巡劉晏對于運河交通的貢獻 89
第三節 代宗德宗時代運河交通的阻擾與政府應付的政策 99
第四節 綜結 127
第五章 大唐帝國的中興與運河 136
第六章 大唐帝國的崩潰與運河 150
第七章 北宋的立國與運河 164
第八章 北宋帝國的崩潰與運河 196
第九章 宋金的對立與運河 210
第十章 結論 214
展開全部
唐宋帝國與運河 節選
自序 陳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對于運河與大唐帝國的關系有一個很銳敏的觀察。如**五頁說：“唐代自安史亂后，長安政權之得以繼續維持，除文化勢力外，僅恃東南八道財賦之供給，至黃巢之亂既將此東南區域之經濟幾全加破壞，復斷絕汴路運河之交通，而奉長安文化為中心仰東南財賦以存立之政治集團，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國之形式及實質，均于是告終矣。”又**一五至一一六頁說：“夫黃巢既破壞東南諸道財賦之區，時溥復斷絕南北運輸之汴路，藉東南經濟力量及科舉文化以維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傾覆矣。”由于陳先生這種重要的指示，作者深感運河與唐宋國運關系的密切，故有此書的寫作，作者在這里首先要對陳先生的啟發敬志謝忱。 復次，說到本書的體裁，也得特別申明一下。有許多讀者對于史學著作中引文的閱讀，*感頭痛，故作者特地把與考證有關的文字降低兩格來寫，以別于本文。如果讀者時間來不及，或對于較小問題的詳細考證不感興趣的話，先把本文閱讀一遍，也可得知書中的大意。可是，由于這種嘗試，書中所述未免有多少重復，這實是無可奈何的事。 本書寫成后，蒙傅孟真師、岑仲勉先生、梁方仲先生，及勞貞一先生分別審閱教正，衷心至為感激！至于地圖的繪制，又得力于潘實君先生的幫助，亦當于此志謝。 全漢昇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章 緒論 隋煬帝因為要游幸江都而開鑿的運河，完成不久以后，由于歷史上其他因素的影響，在此后的六百多年內變為唐宋帝國的大動脈。這一條動脈的暢通與停滯，足以決定唐宋國運的盛衰隆替，其關系的密切簡直有如真正的動脈之于身體那樣。本書寫作的目的，就在從動態方面考察這條動脈與唐宋帝國的關系。 隋煬帝自大業元年（605年）起開鑿的運河，除由黃河北通涿郡的永濟渠在本文中關系較小外，有三部分*為重要：（1）通濟渠——自西苑（河南洛陽縣西）引谷洛水到黃河，又自板渚（河南汜縣東北二十里）引黃河水通淮河；（2）山陽瀆——自山陽（江蘇淮安縣治）引淮水至揚子（江蘇儀征縣東南）入長江；（3）江南河——自京口（江蘇丹徒縣治）引長江水至余杭，入錢塘江。通濟渠在唐代名廣濟渠，又名汴河，這是根據舊有河道開浚而成的。煬帝開鑿以前的汴河，由黃河流至開封以東的雍邱附近便東流至徐州，再南流與泗水同入淮河。煬帝開鑿的汴河，由黃河流至雍邱一段，完全與舊日汴河的河道相同，但到達雍邱附近后卻東南流至泗州，入淮河。結果，南北水路交通干線大為縮短，故對于交通發達的貢獻很大。此外，山陽瀆也是根據舊有的河道邗溝開鑿而成的。 不管運河開鑿的動機是否像史書記載那樣純粹由于隋煬帝的游幸娛樂，為著要了解它在唐宋六百多年內所發生的重要作用，我們對于它開鑿前后的客觀形勢有詳加檢討的必要。 自從秦漢大一統的帝國崩潰以后，經過了四百年的分裂擾亂，到了隋唐宋時代，大一統的帝國又復出現。可是，這時的帝國在政治方面雖然像秦漢時那樣大一統，在經濟方面，因為經過許多歷史潮流的激蕩，卻不復像秦漢時那樣，而表現出非常劇烈的變動。在這種變動中有一個特征尤為顯著，這就是經濟重心的南移。 中國古代的經濟重心在北方（較偏于西）。據《尚書·禹貢篇》的記載，古代北方的農業生產遠勝于南方，其中記述各州田地肥沃的程度，分為九等，茲依次抄錄如下： 雍州……厥田惟上上。 徐州……厥田惟上中。 青州……厥田惟上下。 豫州……厥田惟中上。 冀州……厥田惟中中。 兗州……厥田惟中下。 梁州……厥田惟下上。 荊州……厥田惟下中。 揚州……厥田惟下下。 水利灌溉對于中國西北黃土的生產力，有很大的貢獻；因為由于黃土的多孔性和毛細管作用，只要得到充分水量的供給，它便可像海綿般吸收水分，把深藏在地底下的礦物質帶上來，以便谷物的根來吸取。因此，中國西北的黃土，經過適宜的灌溉后，便成為*肥沃的土壤，可以生產多量的農作物。我們的老祖宗對于這個道理有深刻的了解，遠在戰國至秦的時代，他們已經在黃河上游大興水利。例如在河南北部，史起利用漳水來灌溉的結果，原來不宜于生產的咸苦之地卻一變而為稻粱的重要產區。《漢書》卷二九《溝洫志》云： （魏）襄王時……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師古曰：賦田之法，一夫百畝也），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于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又如秦開鄭國渠的結果，關中四萬余頃沼澤咸苦之地，因得到充分水量的灌溉，生產量至為豐富。《史記》卷二九《河渠書》云：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并北山，東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余頃，收皆畝一鐘。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因此，當日關中土地的面積及人口的數量雖然只是全國的一小部分，其財富卻占全國的十分之六。《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傳》云：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至于當日的南方，資源雖然非常豐富，但還談不到開發，處處都表現出勞力不足，生產技術幼稚，資本蓄積貧乏的狀態。同書《貨殖傳》云： 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償也）費。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陏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茍且惰懶之謂）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總之，古代中國的經濟重心在北方，而不在南方，這是沒有疑義的。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在北不在南的情形，自隋代起發生激劇的變動。原來自漢末以后，由于大一統局面的瓦解，胡族的入侵，北方各地曾經長期蒙受慘酷的戰禍。這些戰禍對于農業生產的影響，是土地的荒蕪。固然，當戰爭停止時，有些土地也恢復生產，但要完全復元，卻是不可能的事。北方土地的生產力既然日漸耗竭，到了唐宋時代，耕地的面積便一天比一天地減少下去。例如秦開的鄭國渠，和漢開的白渠，在關中一共溉田四萬余頃；及唐初永徽年間（650—655年），卻只灌溉一萬頃左右；其后到了大歷年間（766—779年），更減至六千二百余頃。《通典》卷一七四云： 秦開鄭渠，溉田四萬頃。漢開白渠，復溉田四千五百余頃。關中沃衍，實在于斯。圣唐永徽中，兩渠所溉唯萬許頃。洎大歷初，又減至六千二百余頃。比于漢代，減三萬八九千頃。每畝所減石余，即僅校四五百萬石（《新唐書》作“歲少四五百萬斛”）矣。地利損耗既如此，……欲求強富，其可得乎？
唐宋帝國與運河 作者簡介
全漢升(1912～2001)，廣東順德人。歷史學家，教育家，著名中國經濟史研究專家。 1912年11月19日生于廣東順德，1915年舉家遷居佛山鎮。 1931年～1935年就讀于北京大學史學系，師從陶希圣、傅斯年等名學者，并將中國經濟史研究確立為自己的終生志業。 1935年進入中研院史語所為助理員，1941年晉升為助理研究員，1943年成為副研究員。期間研究興趣集中唐、宋時期，兼及魏晉南北朝及元代。 1944年出版《唐宋帝國與運河》，該書根據史實，剖析了連結經濟重心南方及軍事政治重心北方的大運河，其或暢或礙與唐、宋國運盛衰的關系，至今仍被學界譽為“千古不刊之作”。 1944年10月獲派赴美，先后于哈佛、哥倫比亞及芝加哥三所著名學府進修。1947年回南京，除史語所本職外，到中央大學經濟系講授中國經濟史及西洋經濟史。 1949年1月隨史語所遷臺，累遷為終身職研究員。 1965年11月至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任教；1975年任新亞書院院長，1983年起任新亞研究所所長。 1995年9月離港返臺，定居新竹；2001年11月29日因病辭世。 全漢昇先生治學60余年，有專著9部、論文115篇、書評10篇、雜著5部。其學術見解及成就，深受學界同道推崇。哈佛大學已故楊聯升教授曾題詩贊譽全漢昇：“妙年唐宋追中古，壯歲明清邁等倫。經濟史壇推祭酒，雄才碩學兩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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