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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故里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3518510
- 條形碼：9787553518510 ; 978-7-5535-1851-0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回歸故里 本書特色
◎一個工人階級出身的窮孩子，在成為法國著名的知識分子后，對自身人生軌跡的剖析與思考。
◎法國著名哲學家、思想家、社會學家迪迪埃·埃里蓬，結合自己的出身背景，深入淺出地思考了階級、學校、家庭、身份建立等問題，剖析了統治與抵抗的多種形式。
◎階級固化、階級壁壘、原生家庭、學校教育、女性地位……如果你曾關心、思考過這些問題，那么作者在書中的思考或許給你可以帶來一些新的啟發與共鳴。
◎兼具學術性與易讀性，邏輯嚴密的思考隨著作者的回憶穿插進來，這不是一本充滿專業術語的學術論著，文學性的回憶與敘述使這本書讀起來并不枯燥，拋去書中的社會學思考，這也是一部十分優秀的文學作品。
回歸故里 內容簡介
本書是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迪迪埃·埃里蓬結合自身經歷創作的一部反思性社會學著作。父親去世后, 作者決定回到自己的出生地蘭斯, 重新了解他*初誕生的社會階層和那群他已經告別三十年的人。他重返過去, 回顧家族的歷史, 回憶童年時身處的工人階級階層, 回溯了他如何從工人家庭的窮孩子成為法國著名的知識分子等。
回歸故里 節選
多年以來，它于我而言僅僅是一個地名。父母在此安家的時候，我已經很久沒去探望過他們了。只是出國旅行期間，我會時不時地給他們寄張明信片，來勉強保持這原本就無意維系的關聯。當我在明信片上寫下這個地址，我會自問，他們住在一個什么樣的地方呢？不過向來止步于好奇，從未真正前往。當我和母親進行每個季度一到兩次（時常次數更少）的通話時，她總是問我：“什么時候回來？”我閃爍其詞，以太忙為借口，并保證過一段時間就去探望。其實我無意履約。從家里逃出來之后，我沒想再回去。 直到*近，我才初識這個叫米伊宗（Muizon）的地方。如我所料，這是一個“城鎮化”的可笑案例——一片被耕地包圍的城鄉結合部。經過數年的變遷，這類地區發生了某種質變，我們不知該稱其為鄉村，還是城郊。后來我知道，在20世紀50年代初，這里的居民還不超過50人，那時人們住在一個教堂周圍，這座教堂*初建于12世紀，在幾乎摧毀法國東北部的數次戰爭中幸免于難。在東北部——這個被克勞德·西蒙稱作擁有“特殊身份”的區域，城市和鄉村的名字起得像“戰役”“兵營”“轟炸突襲”，或者“大型公墓”的近義詞。今天，這里有超過兩千居民，聚居區一邊是“香檳之路”，不遠處便是一片種滿葡萄的山坡，小路蜿蜒而上。另一邊，是死氣沉沉的工業區，屬于蘭斯郊區，離小鎮大約15到20分鐘車程。街道是新建的，路邊的房子一棟挨一棟地排列著，都一個模樣。這些住宅大多是社會福利房，租戶都不是什么有錢人，或者干脆說是窮人。在過去將近20年里，我的父母住在這兒，我卻從沒來過。直到母親將父親轉移至一家阿爾茨海默病療養所（之后父親沒再離開過那里），我才來到這個“村子”（能怎么稱呼這個地方呢？）和他們的小屋。母親盡可能地延遲這一天的到來，但面對父親帶來的威脅（一天，他拿著菜刀追著她跑），滿身疲憊和恐懼的母親終于屈從于現實：再沒有其他辦法了。父親一走，回鄉探望，更準確地說是完成我過去未能下決心完成的回歸之旅，變得切實可行。我可以重新找回這片“自我的空間”（熱內會這么說），這個我曾極力逃離的地方：一片我曾刻意疏離的社會空間、一片在我成長過程中充當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間，也是無論我如何反抗，依然構成我精神內核的家鄉。我回到家，看望母親。我開始與母親和解。或更準確地說，與自己和解，與從前一直拒絕、抵制、否認的那部分自己和解。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多次回到母親身邊，她對我講了許多話。關于她自己，關于她的童年、青少年，關于她作為人妻的生活……她也提到我的父親，以及他們的初識、他們的關系、他們所經營的生活、他們曾操持的職業。她滔滔不絕，想把一切都傾吐給我。她似乎有心要把失去的時間找回來，把早年間交流缺失引起的哀傷一下子都抹掉。我坐在她對面一邊聽，一邊喝咖啡。當她回顧自己的生活時，我認真聆聽；當她事無巨細地講述孫子們，也就是我侄兒們的各種瑣事時，我感到困倦和無聊。我從沒見過他們，也不大關心。我和母親之間重新建立起聯系。我內心的某種東西被修復了。我意識到這些年我的疏離給她帶來多大的打擊。她為此受盡苦頭。這疏離對于我，這個主動逃離家庭的人，又意味著什么？根據弗洛伊德對“憂郁”（對于自己排除掉的可能性及拒絕接受的身份，產生一種無法逃避的哀悼）的圖解，我難道不是正通過另一種方式，接受著我所排斥的自我身份的懲罰嗎？這身份一直在我體內存活著，它就是我身體的組成部分。那些我曾經試圖逃離的東西，仍然作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延續著。或許在這里使用社會學的概念比使用精神分析學的概念更加合理，因為“哀悼”和“憂郁”這樣的比喻雖然簡潔，但存在不妥之處，且具有誤導性：即使我們成年之后所處的生活環境相較童年時的環境發生了變化，即使我們極力排斥過去，童年的生活軌跡以及社會化的方式依然會持續地發揮作用，因此，回到過去的生活環境（也就是我們曾離開的環境，此處應進行廣義上的理解），總是一種指向內心的回歸，一種重新找回自我的過程，包括我們主動保留的那部分自我以及我們否定的那部分自我。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東西浮現腦海——我們希望已經擺脫、但又不得不承認它們造就了我們的個性的那些東西，即徘徊于兩種身份認同時所產生的不安（這兩種身份之間的差距如此巨大，看似無法相融，但又時時刻刻共存于我們體內）；借用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那漂亮而有力的說法來描述，就是一種“分裂的習性（habitus clivé）”所引起的憂郁。奇怪的是，當我們試圖超越，或者至少是安撫這種情緒時，原本分散而隱蔽的不安感反而會不可抑制地浮現出來，憂郁感也會倍加強烈。事實上這種感覺一直存在，只是我們在特定的時間發現或者說再發現了這些深藏于內心且不斷對我們施加影響的感覺。但我們真的能超越這種不安感、壓抑這種憂郁情緒嗎？ 這一年的12月31日，午夜剛過，我給母親打電話祝她新年快樂，她對我說：“醫院剛打過電話。你父親一小時之前去世了。”我并不愛我的父親。從沒愛過。我當時知道，父親只能活幾個月了，病情加重后就只有幾天了，可我沒有去見他*后一面。再說，有什么用呢，他已經認不出我了。其實我們互不相認已經很久了。在我少年時期，我們之間就存在著一道鴻溝，隨時間推移，鴻溝不斷擴大，以致后來我們形同陌路。沒有什么能讓我們保持聯系。至少我這樣認為，或者我很希望這是真的，因為當時我相信人可以脫離自己的家庭，擺脫自己的過去，切斷與父母的聯系，從而自己創造一個新的自己。 聽到這個消息，我覺得這對母親來說是個解脫。當時父親的身體和精神狀態每況愈下，回天乏術。病情不可逆轉地惡化，他無論如何無法再康復了。在醫院，父親只有兩種狀態，要么癡呆癥發作，瘋了似的與醫護人員折騰，要么在藥物作用下（顯然，在狂躁期過后，醫生會給他開藥）陷入長期的昏沉，不說話，不動，也不會吃飯。無論如何，他失去了對任何事物和人的記憶：這對于來探望父親的姑姑們（其中兩個姑姑因為害怕，來過一次后就再沒來過）和我的三個兄弟來說是個挑戰。而我的母親，即使需要開車20公里，依然堅持照顧他。這種犧牲精神令人驚嘆，因為據我所知，母親對父親只有夾雜著厭惡與仇恨的敵對情緒（從我記事起一直是這樣）。說厭惡和仇恨毫不夸張。但她把照顧他當作自己的責任。當我問母親，為什么在父親認不出她的情況下還堅持每天來醫院探望，她重復道，“我總不能扔下他不管吧”，這種照顧已經成為母親自己一個人的事了。她在房門上貼了一張他倆的照片，她總是拿給父親看：“知道這是誰嗎？”他回答：“這是照顧我的女士。”
兩三年前，得知父親生病時，我曾經陷入很深的焦慮。噢，可不是為了他——況且對他來說已經太遲了，他的病沒有激起我的任何感覺，連同情都沒有。我很自私地擔心著自己：這種病會不會遺傳？我有一天也會生病嗎？我開始試著背誦那些爛熟于心的詩詞和悲劇情節，來檢測自己是不是還記得：“夢，那個殘酷的夜晚的夢，色非斯，對于整個民族，這是一個永恒的夜晚……”“看那里，果實、繁花、葉子和樹枝/再看這里，是我的心……”“這樣屬于自己的空間，無論膨脹還是萎縮/就在這無聊中流淌……”只要忘掉一句詩，我就心里想：“得，開始了。”此后，這種焦慮一直困擾著我：只要我忘記一個名字，一個日期，一串電話號碼……我就立刻被焦慮籠罩。我到處尋找犯病的征兆；我對它們既期待又恐懼。在某種程度上，我的日常生活從此被阿爾茨海默的幽靈所糾纏。這個來自過去的幽靈向我展示著未來，我驚恐不已。這就是父親去世之后繼續存在于我身上的方式。對于一個去世的人，以這樣的方式存在于他兒子的頭腦中（正是病魔將要侵襲的地方），有些奇怪。拉康在一次他的“講座”（Séminaire）中說得極好，他說，父親去世之后，下一代（至少是兒子）會感受到一種焦慮：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他成了孤獨的排頭兵。而阿爾茨海默病在這種對自身的焦慮上還增添了每天都要面對的恐懼：我們留心著各種線索，并將它們解釋為犯病的征兆。但我的生活不單單被未來的陰云所籠罩：它也被我個人的歷史所糾纏。我的父親，代表了我想要拋棄、遠離的一切，他充當著我心中典型的負面社會形象，在我努力重新塑造自己的過程中作為反面教材存在著；他的離世，也讓我的過去浮出水面。他去世后的這些天，我開始回顧我的童年、少年時光，也重新思考為什么我如此憎恨這個剛剛離世的人；他的消失，以及這種消失給我帶來的那些始料未及的情緒，讓我想起那么多我以為自己已經忘記的畫面（但也許，即使我有意識地排斥這些記憶，我還是一直明白，這些記憶從未消失）。可能你會對我說，所有對逝者的哀悼都會引發生者對自己的思考，更何況逝者是自己的父母，這種現象十分普遍，它本身也是哀悼的組成部分。但在此刻，這樣的思考顯得有些奇怪：在哀悼父親的過程中，我渴望理解他并通過他的逝世理解我自己，這種渴望甚至超過了悲傷之情。此前，我多次經歷過更加強烈而深切的悲痛——密友們的去世，但當這些主動結成的朋友關系突然斷裂，我并沒有因此在腦中編織起過去林林總總的日常生活。通過選擇而結成的關系之所以牢靠、有力，原因在于關系中的主角強烈渴望保持這段關系，所以一旦關系斷裂，就會引起崩塌之感；而我與父親的聯系，對我來說只有生理和法律上的意義：他生了我，我繼承他的姓氏，再無其他。當我讀到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書中記錄他母親的逝世所帶來的絕望之情如何一天天打擊著他，以及這種難以抑制的痛苦如何改變了他自己時，我在想，父親逝世給我帶來的感受和這種痛苦、絕望之間有多大的差距。他寫道，“我不是在哀悼，我在傷痛”，來表達他拒絕在至親逝世后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來觀察自己。對我來說，父親是什么呢？我也可以像羅蘭·巴特一樣，說我不是在“哀悼（en deuil）”〔參考弗洛伊德“工作（travail）”的概念，即*初的痛苦不斷消退的精神過程〕。但我也并未感受到那種無法消除的、并不隨時間推移而削減的哀傷。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感覺呢？更準確地說是不安，對于個體的社會化、社會階層的分離、社會環境在主觀視角建立過程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個體的心理狀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追問（這種追問既是對自身的，也是政治層面的，兩者不可分割）給我帶來的不安。
我沒有參加父親的葬禮。我不想和兄弟們見面，已經三十多年沒聯系了。如今我只能從米伊宗家里到處擺放著的照片上認出他們。我可以從這些照片上看到他們的樣子，看到他們的外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但是在相隔這么多年后，以什么樣的方式再見面呢？尤其是在父親剛剛去世的情況下。面對彼此，我們可能會想：“他的變化真大呀……”并且拼命地在對方身上尋找昨天的影子，或者說許久以前的影子，也就是當我們還是少年，還是兄弟時的樣子。第二天下午，我去陪母親，我們坐在客廳的椅子上聊了幾個小時。她拿出一個裝滿照片的小箱子，里面有幾張我童年和少年時的照片……還有我兄弟們的照片……于是我重新審視（難道他們的樣子尚未印刻在我的血肉和頭腦中嗎？）這個我曾經生活過的工人階級家庭，重新看到他們可悲的樣子，這種可悲體現在照片背景中的居所、房間的內飾，以及他們的衣著，乃至身體中。相較于觀看現實中活生生的他們，觀看老照片似乎更能讓我們立刻把眼前的人物看作社會體和階級成員，這個過程總是令觀者恍惚。而照片作為“紀念品”，還可以輕松地把個人（也就是此刻的我）帶回到他原來的家庭，并將他與曾經扮演的社會角色捆綁起來。浮現在老照片上的私人生活情節，甚至是隱私，將我們重新帶回到那個曾經從屬的、小小的社會空間，它讓我們時時刻刻意識到自己所屬的階級；在這個過程中，那些*為個人化的、*基本的社會關系卻讓我們意識到自己在整個社會的歷史樣貌中所處的位置（就好像個人的歷史總是無法脫離社會的歷史與形態；這部分我們曾置身其中的社會歷史與形態，是我們體內*深層的真相之一，雖然我們未必能清醒地意識到它的存在）。
回歸故里 作者簡介
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1953— ），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思想史家，法國亞眠大學哲學人文科學學院教授，美國伯克利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客座教授，代表作有《米歇爾·福柯傳》《回歸故里》《亦近，亦遠——列維-斯特勞斯談話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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