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與歷史十五講 節選

　　《心理與歷史十五講》：　　二、社會心理與歷史研究　　社會心理，尤其是社會認知心理對歷史研究、歷史著述等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史家的認識、史家的情感，都不可能離開社會而產生，史家的心理不過是社會心理的具體化和個別化而已，史家作為人，除了具有“社會人”的共性這一面外，也不可否認還存在著個人屬性和個人心理。但從總體而論，史家生活于社會之中，其心理總是必不可免地要受到種種社會心理現象，諸如社會情緒、風俗習慣、行為規范、價值觀念等等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具體說來，社會心理對歷史認知和歷史撰述的影響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社會心理影響歷史研究的方向和課題的選擇。　　歷史研究固然不像文學、藝術、哲學那樣直接受制于社會心理，但并不是說歷史研究絲毫不受社會心理的影響。從東西方史學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可以看出，歷史學每向前跨進一步，都與其時的社會心理和時代思潮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文藝復興時期，追求自由、平等、權力和“人所具有的我也有”的人文主義思潮席卷西歐，人們從中世紀的“黑暗”中醒悟過來，那種強烈抨擊封建制度和神學禁欲主義的精神與勇氣，激勵著人們對過去希臘羅馬時代的歷史文化傳統重新進行評價和審視，希望借助燦爛的希臘羅馬文化來論證當今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正確性。這種大眾的歷史反思意識和審美傾向折射到史學領域，引起了史學的新變革，一批卓越的人文主義歷史學家應運而生。他們沖破了基督教神學的束縛，鄙棄那種虛妄的、禁錮人心的宗教史觀，反對把《圣經》中那些荒誕無稽的傳說當做歷史，反對那種以猶太史和教會史為中心的世界史體系。人文主義歷史學家用古代的傳統來改變中世紀的傳統，他們把古希臘、羅馬的歷史學家奉為楷模，到處搜尋波里比阿、李維、普魯塔克、塔西佗等大歷史學家的遺稿及其著作抄本，將之注釋刊布，以廣流傳。同時研究古希臘羅馬的歷史，以及意大利佛羅倫薩城邦的歷史文化一時成為史學家的主要任務和志向。而且由于人文主義歷史學家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要求，著眼于“人”和“人的事業”，認為歷史應當記載“人事”，應當探求社會現象的因果關系，應當以垂訓為目的，因此他們特別重視政治史和軍事史。這種研究趨向與當時的人文思潮和社會心理的關系由此可見一斑。　　在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也有類似情形。對于學風與社會心理的關系，錢穆先生有過精當的分析：“清代學風的新趨勢，集中到博學派。他們注意在已往歷史文獻中發掘實學，卻疏忽了在當前現實社會中培植活人。滿清政權不斷高壓，書院講學精神再難復興，而反政府的潛流，則仍隱藏在博學派之內心。晚期遺老都尚注意政治社會一切問題，求在過去歷史中診寢利病，定新方案，期待興王，不幸而他們的理想時期，遲不出現，漸漸此希望黯淡迷糊，博學派遂轉以古經籍之研縈為對象。……他們的治學精神，其實有些近似元代，都在鉆牛角尖，走向一角落。遠離人生，逃避政治社會之現實中心。近人推崇清儒治學方法，認為接近西方科學精神，但他們已遠離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舊路向。看輕了政治性、社會性、歷史性、宗教性，而偏向于純學術，換言之，則是脫離了人文中心，僅是為學術而學術了。”　　如果說在古代交通通訊等大眾傳媒尚不發達，社會尚處在封閉落后狀態，史學的發展變化與社會心理的關系還不太密切的話，那么，到了近現代，情形就大大不同了。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面臨著的種種危機造成了一種緊張的氣氛。一方面民族危機日益加深，被宰割被瓜分的危機感籠罩在國人的心頭；另一方面清政府腐敗無能，既不能組織人民御敵于國門之外，又不能采取有效的自救措施以“自立”“自強”。憤怒、屈辱、自尊和要求自救自強的欲望成為普遍的社會情緒，在他們還沒有找到合適的理論武器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愿望之前，借歷史以啟迪人心、激發民智民情，成了“先知先覺者”的得力工具。整個民族、整個中國社會開始自覺地反思歷史，社會群體的需要推動了歷史學的發展。當時人們開始研究中國的邊疆史、歷代戰爭史、革命史、西方各國文明或發跡史……史學的范圍擴大了，不僅有社會革命和變遷史，而且還有社會衰亡史、興盛史；不僅有中外交通和關系史，而且還有各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發展史。歷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一人一事，一區一域，而是在更大范圍內進行整體的歷史考察，近代歷史學開始向多樣化、專門化、理論化和實用性方向發展。但由于中國近代是一個動蕩的大變革時代，隨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劇烈的震蕩，中國近代社會思想在短短的幾十年內，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像雷奔電馳般，越過了歐洲思想發生成熟的數百年行程。正如有些論者所說：“一方面就使整個思想帶有浮光掠影的特征，對好些問題經常一掠而過，未能得到廣泛深入的開展，未能產生比較成熟、系統、深刻的思想體系，在理論領域顯得膚淺、貧乏和雜亂；但是，另一方面這又使思想緊緊隨著時代急迫課題迅速前進，密切聯系了人民生活中的重大實際問題。”歷史學也由于受到當時社會心理和社會思潮的影響而變得實際、膚淺、貧乏、武斷，缺乏深度、力度和科學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