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刑法中的道德判斷 節選

　　《論刑法中的道德判斷》：　　人們總是把中國的落后歸結為法律信仰在傳統文化中的缺失，過于重視道德、過于強調情理的文化理念，在法治的背景下顯然成了法律至上的絆腳石。因此，法治的內容就應當與道德無涉，與道德在根本上劃清界限，才能讓“法治國”的理想深入人心。但是，當越來越多的法律文本被制定和頒布，卻并未見到人們對法律的信仰因為法律網絡的密布而得到增益——我們看到的是對“彭宇案”的憤怒，對“許霆案”的不解，對“鄧玉嬌”們的同情以及在所有這些案件背后社會輿論一致性的矛頭指向——法律，那些本來希望被信仰和尊重并且成為行為規范和樣本的法律。“法律規則的外在表象總是一些所謂的正義符號和象征，只有法律與人們所信仰的事物發生聯系，只有當法律能夠產生某種社會效果、符合正義標準和價值時才能得到信任和信仰。只有公正的法才能被信任，而評價法律價值的標準，不僅僅是法律規則的存在，而往往來自法之外的社會評價體系，例如宗教、道德、社會效果等等。”因此，法律的要義并不在于制定繁復的規則和在文本的意義上約束和指引人民的行為，法律需要被理解和信仰。而被信仰的途徑就在于法律在價值上符合道德的需要，法治的根本內容就包含了德治的意義，這是不可分割的應有之義。　　在西方，法律的信仰來源于宗教傳統。在西方的法律規則和程序中，到現在還保存著對宗教的利用或是膜拜，譬如，在法庭上作證需要手按《圣經》向上帝起誓。道德與宗教并非同一種社會存在，但是卻有著天然的聯系。“法律*終以道德為基礎，道德*后建立于宗教之上。”誰也不能否認，宗教的普遍存在對于強制道德觀念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道德的基礎一旦失去，法律就會顯得蒼白無力。“中國幾千年文化主流一直與宗教隔膜，與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文明地區不同，中國的知識精英隊伍從來不是以教士為主體，而是以世俗性的儒士為主體，大多只關心吃飯穿衣和齊家治國一類的俗事，即‘人群’延伸出的‘事情’……對于一個習慣于子孫繞膝、豐衣足食、終老桑梓的民族，一個從不用長途遷徙到處漂泊四海為家的民族，有什么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么多閑事。”然而，“法律與宗教是兩個不同然而彼此相關的方面，是社會經驗的兩個領域。盡管這兩個方面不容混淆，但任何一方的繁盛發達都離不開另外一方的支持。沒有宗教的法律，會退化成為機械僵死的教條；沒有法律的宗教，則會喪失其社會有效性”。面對20世紀60年代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社會問題，伯爾曼認為西方人所面臨的危機并非法律的過度神圣化或宗教的過度法律化，即二者過分一體化的危機；相反，是它們過于分裂化的危機。因此，需要使二者重新融合，才能使法律真正被社會所信仰。中國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傳統宗教，被韋伯視作“儒教”的儒家思想，在學者看來也能起到類似宗教對于道德所做出的指引作用，但是已然割裂而久違的信仰，能否被當下的道德重樹過程所重視，或者能否在建立對于法律信仰的過程中找回規范道德的源頭，都很值得推敲。而且，我們能不能把現在的法律信仰危機歸結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和缺失，這恐怕是個更為深刻的問題。有論者認為，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仍舊是中華法系的延續，并且認為“民族和歷史的紐帶”不曾斷裂的文化延續性是法律和道德文化得以幸存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