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論現今國民道德墮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1911年5月）
余之孔教觀（1913年7月1日）
法治國論（1913年11月16日）
正誼解（1914年1月15日）
內閣論（1914年1月15日）
內閣論（續）（1914年2月15日）
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1914年4月15日）
用人與守法（1914年7月）
泣血之言（1914年7月）
自懺（1914年7月）
中國之將來與近世文明國立國之原則（1915年2月15日）
根本救國論（1915年2月15日）
吾人之統一的主張（1915年4月15日）
今后之政運觀（1916年6月）
賢人政治（1917年11月15日）
第三種文明（1919年9月1日）
突變與潛變（1919年10月1日）
答章行嚴君（1919年10月12日）
我們為什么要講社會主義（1919年12月1日）
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1920年11月6日）
致獨秀底信（1920年12月1日）
長期的忍耐（1920年12月1日）
答高踐四書（1920年12月1日）
現在與將來（1920年12月15日）
一個申說（1921年2月15日）
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2年3月19日）
勞而無功（1923年6月9日）
誰能救中國（1923年6月25日）
中國政制問題（1924年1月10日）
聯邦論辯（1925年3月25日）
出世思想與西洋哲學（1925年9月25日）
由自利的我到自制的我（1926年2月10日）
獸性問題（1926年8月10日）
西方文明與中國（1926年12月25日）
《新哲學論叢》自序（1929年）
將來之哲學（1930年3月）
哲學不是什么（1930年11月20日）
我亦談談辯證法的唯物論（1931年9月18日）
我們所要說的話（1932年5月20日）
生產計劃與生產動員（1932年6月20日）
黨的問題（1932年7月20日）
階級問題（1932年8月20日）
辯證法的各種問題（1932年9月20日）
為國家計與為國民黨計（1932年10月20日）
民主與專政是不相容的么（1932年11月20日）
國民無罪（1932年12月20日）
教訓（1933年3月20日）
哲學是有黨派的么（1934年5月）
現代的中國怎樣要孔子（1935年1月10日）
關于邏輯之性質（1935年3月）
從我們所謂哲學看唯物辯證法（1935年4月16日）
《文哲月刊》發刊詞（1935年10月10日）
結束訓政與開放黨禁（1935年11月）
評共產黨宣言并論全國大合作（1936年2月7日）
從擁護政府說起（1936年2月）
從教育的意義上歡迎共產黨的轉向（1936年5月17日）
我對于哲學與政治之關系的意見（1936年8月）
哲學究竟是什么（1937年1月10日）
思想自由問題 （1937年1月20日）
我為什么反對法西斯（1937年）
思想言語與文化（1938年6月）
知識社會學與哲學（1939年）
學術統制與自由（1942年）
中國必須辦一次真正的選舉（1945年12月29日）
政治協商會議與國防新案（1946年1月16日）
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1946年6月22日）
士的使命與理學（1946年11月23日）
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1947年4月5日）
哲學是什么？哲學家應該做什么？（1947年4月11日）
答林布君兼論左派理論（1947年6月13日）
為中國問題忠告美國（1947年7月20日）
從《二十世紀哲學》里的蘇聯哲學說起（1947年7月）
我亦追論憲政兼及文化的診斷（1947年10月11日）
為中國問題再忠告美國（1947年10月16日）
《民主化的機關管理》序 （1947年11月10日）
敬答樊弘先生（1947年12月）
關于中國出路的看法（1948年1月）
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1948年2月28日）
由憲政問題起從比較文化論中國前途（1948年3月1日）
經濟平等與廢除剝削（1948年3月6日）
從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的話說起（1948年5月1日）
告知識分子（1948年5月29日）
增產與革命（1948年7月20日）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1948年8—9月）
知識分子與文化的自由（1948年9月26日）
論政治斗爭（1948年10月10日）
論真革命與假革命（1948年10月30日）
張東蓀年譜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