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第7輯 節選

三、中國鏡像：限度與啟示
　　在竹內好時代的日本學術界，語言常常被理解為一種客體，隨著這種語言的實體化過程的發展，甚至負載于語言之上的意義也被實物化了。（詳見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對于這洋一些宴體化的語言和意義，很難采取一種對話的態度去面對。它們變成了不可冒犯的、難以撼動的東西，成為人們被游說從而必須堅持的東西。這樣的話語生成物其實已經擺脫了真實的思想內容而意識形態化、凝固化了，從而越是熟練操演運用這種語言的研究者，也就越容易陷入到“私語”乃至“失語”的危險境地。本來有其內在生命力的語言，在他們的筆下，也許就會變成我們通常所說的”套話”或者“黑話”之類的東西。顯然，用這一系列的“套話”很難對現實進行深入的和實際的理解與認知。因為在對任何對話語及其語境的辯難分析中，都需要一種“行動”的態度：不僅僅是同他者之間，甚至同話語本身之間，也需要采取一種緊張的對話態度，以便在眾聲喧嘩中尋找出雖然不確定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和具體歷史語境里更為接近“真實”的價值和意義。只有這樣的知性活動才能夠被稱為“批判”。
　　在西方，與竹內好同時代的阿多諾激動地譴責了詩歌：“在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這種狀況甚至影響到了對今天為什么不能寫詩的理由的認識。”詩歌受到了良心的起訴，，阿多諾憂郁地指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話，甚至神學的空話都失去了權力，除非它經歷一場變化。““奧斯維辛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對它的迫切批判都是垃圾。”“甚至沉默不語也不能使我們走出這個怪圈。”意味深長的是，阿多諾是在一個清晰的邊界意識下表述這一憤怒而憂郁的情緒的。他一方面強調納粹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對于歐洲人道主義知識傳統的“冒犯”從而迫使詩歌、神學都“失去了權力”，另一方面他的話語里也隱舍一個直指“文學與政治”的復雜糾葛關系的緯度。而在東方，或者更明確地說，在東亞這一地理學想象的范疇之內，竹內好，經由魯迅，將歷史和現實視為一種危機結構，并且英勇地投入到這種危機之巾，在日本思想界建立了一個思想和文學的和實際的社會變動息息相關的雙重實踐層面。
　　在我的閱讀體驗里，竹內好的語言方式，是陳述的，而非論辯的，屬于“絮語”的那種。其內在具有一種巴赫金所說的“雜語性”：不在自己的作品里清除他人的意向，不窒息潛存于雜語里他人的語氣．他保持它們，甚至強化這些因素的影響。文體艱澀而又不清楚，——是一種個人式的、散漫的卻義包涵內在緊張感和分寸感的文體，有著日本人特有的模棱兩可：暖昧、飄忽、猶疑、模糊。但正因為其暖昧，反而把握到作為話語表達對象的“魯迅”的內在精神特質，唯其混沌和暖昧不清的寫作，才使得他讓處在當下這個同樣“虛脫”①（竹內用這個詞指帶當時戰爭時期的日本知識界的精神狀況）且暖昧不明的時代里的人們引起共鳴，一起深味魯迅的復雜性和遭逄亂世的委屈寂寞之感。從某種意義上說，竹內好建立了研究魯迅的一種范式。而我們現當代文學恰恰正處在失去范式之后的困境或者毋寧說，自由與可能性之中。所以引入竹內好的意義，部分在于這一行為本身為“主體彌散”（孫歌語）的現當代文學界提供一個反思和重建主體性的可能性。
　　對于竹內來說，無論是從《魯迅》抑或是戰后關于魯迅的論述以及以魯迅為原點的思想活動來看，魯迅更多地具有竹內將自己的情感、意志、理念和思想主張對象化為參照物的功能，正如他在文中提到的：“對我來說，魯迅是一個強烈的生活者．是一個徹底到骨髓的文學者。魯迅文學的嚴峻打動了我。尤其是*近，當我反省自己，環顧四周，多能發現以前所未見的一面，并為此怦然心動。”這就使得他的魯迅論更加重視魯迅的心理活動和情緒反應，而不特別追求表現魯迅外在的“戰斗業績”。何況魯迅內面的“思想”實踐在竹內好的眼里本身就是“行動”。也就是文中所說的魯迅”橫刀立馬，直面政治”而又“喬木無動于狂風”②的意思。從而也導致他的魯迅研究其實缺少一種宏觀視角，無法保持一種寬闊的時空視野，這大概是他的魯迅研究*為人詬病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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