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極:世界樞紐觀念的古今之變 相關資料

后記

本書初稿草成于2022年末。三年疫情的最后一年，大部分時候除了宅家無處可去，心緒最為不寧，這倒催生了盡快完成書稿的急迫心情。畢竟，在一個只有不確定感是確定的歷史時刻，這是我就職業來說最可做甚至唯一可做的事情。
本書和我之前的研究，形式上有相當大的距離，這倒不在計劃內。我博士論文研究張東蓀早年的思想與活動，側重政治思想，論文寫作后期，注意到同光時期對理解現代中國的重要性。2014年初，基本清理了上一階段的研究工作，又初步體驗了當代大學高度績效化的生活（雖然至今仍談不上適應），正式開始構思未來的研究。最初的想法比較簡單，既然博士論文是借一個典型人物透視時代，實為小題大作，接著就大題大作，以中西之變為背景，向前延伸，整體描繪同光時代的思想。方法似乎也是現成的：梁啟超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著力推薦的群傳法。
真正開始著手，意外隨之出現。按照圈定的重點人物名單，逐次開始閱讀，但讀到郭嵩燾、沈曾植、康有為特別是廖平，無論如何難以深入。名物制度上的困難雖也不小，但尚可克服，真正的問題，是既無法在學界的現有框架中定位其言行，也無法將其與近代的古今中西之變真正有機地關聯起來。為求脫困，我轉而梳理近代之前的學術思想脈絡，以尋找位置感。但不管是今古文之爭、漢宋之爭、理學與心學的升降，都仍不足以安頓以上諸人所思所行，以及我真正關心的問題。結果，這一背景閱讀的時段，不得不一再拉長：最初估計，為定位同光時代，需提前六十年至一百年（即大致到乾嘉漢學時期），了解其歷史縱深，但真正著手，就發現必須繼續上溯，明清之際，南宋中期（朱熹），中唐，乃至兩漢，順次進入視野。
幾年時光就這樣過去了，雖多有一枝一節的收獲，也勉強寫了幾篇論文，但正題仍遙遙無期。至2019年初，再次進退維谷，索性調換正題與背景，放棄描繪同光時代，轉而深入近代之前的學術思想世界，直接探討古今問題。從整體描繪一個時代的思想，到貫通古今，主題自然要收縮。此后兩年多，先后嘗試了五、六個自忖較有希望的題目，但要么離心力太強，不能聚合；要么太過收攏，不能展開。結果，雖積累了一大堆冗雜散亂的草稿，但專著寫作的可能性并未真正出現。直到2021年末，當這項工作進行到接近自我懷疑的時候，本書的主題“天下之極”終于出現——兩宋以降，文明中心移向東南，這個一開始并未寄予多大希望的現象，卻顯現出貫通古今、兼涉中外的學術與思想潛力。

后記

本書初稿草成于2022年末。三年疫情的最后一年，大部分時候除了宅家無處可去，心緒最為不寧，這倒催生了盡快完成書稿的急迫心情。畢竟，在一個只有不確定感是確定的歷史時刻，這是我就職業來說最可做甚至唯一可做的事情。

本書和我之前的研究，形式上有相當大的距離，這倒不在計劃內。我博士論文研究張東蓀早年的思想與活動，側重政治思想，論文寫作后期，注意到同光時期對理解現代中國的重要性。2014年初，基本清理了上一階段的研究工作，又初步體驗了當代大學高度績效化的生活（雖然至今仍談不上適應），正式開始構思未來的研究。最初的想法比較簡單，既然博士論文是借一個典型人物透視時代，實為小題大作，接著就大題大作，以中西之變為背景，向前延伸，整體描繪同光時代的思想。方法似乎也是現成的：梁啟超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著力推薦的群傳法。

真正開始著手，意外隨之出現。按照圈定的重點人物名單，逐次開始閱讀，但讀到郭嵩燾、沈曾植、康有為特別是廖平，無論如何難以深入。名物制度上的困難雖也不小，但尚可克服，真正的問題，是既無法在學界的現有框架中定位其言行，也無法將其與近代的古今中西之變真正有機地關聯起來。為求脫困，我轉而梳理近代之前的學術思想脈絡，以尋找位置感。但不管是今古文之爭、漢宋之爭、理學與心學的升降，都仍不足以安頓以上諸人所思所行，以及我真正關心的問題。結果，這一背景閱讀的時段，不得不一再拉長：最初估計，為定位同光時代，需提前六十年至一百年（即大致到乾嘉漢學時期），了解其歷史縱深，但真正著手，就發現必須繼續上溯，明清之際，南宋中期（朱熹），中唐，乃至兩漢，順次進入視野。

幾年時光就這樣過去了，雖多有一枝一節的收獲，也勉強寫了幾篇論文，但正題仍遙遙無期。至2019年初，再次進退維谷，索性調換正題與背景，放棄描繪同光時代，轉而深入近代之前的學術思想世界，直接探討古今問題。從整體描繪一個時代的思想，到貫通古今，主題自然要收縮。此后兩年多，先后嘗試了五、六個自忖較有希望的題目，但要么離心力太強，不能聚合；要么太過收攏，不能展開。結果，雖積累了一大堆冗雜散亂的草稿，但專著寫作的可能性并未真正出現。直到2021年末，當這項工作進行到接近自我懷疑的時候，本書的主題“天下之極”終于出現——兩宋以降，文明中心移向東南，這個一開始并未寄予多大希望的現象，卻顯現出貫通古今、兼涉中外的學術與思想潛力。

這當然也不純粹是個人的選擇。人只會寫他/她愿寫又能寫的東西，這“愿”與“能”的背后，都有時代的身影。當下的中國，民族國家問題已是第二義，更根本而迫切的，是世界秩序問題。近十多年來哲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歷史學等領域對天下觀念的熱烈探討，就是這種歷史大勢下時代心情的表現。其中頗有主張古代天下秩序自義理即高于西方世界秩序，更良善，也更可欲。這種中西判教意義上的價值翻轉，在近代不乏先例，但我對這種論調有些保留。我總覺得，在當下中國，西學已是整體生活方式與思想傳統的有機組成部分，離析為他者，既無必要，又無可能，更應機與切身的，并非中西判教，而是在瘟疫已經到來、戰爭若隱若現的當下，探討諸文明共存的可能性，以及天下觀念實存化的分際與限度。

這或可稱之為低調的天下觀念，與我得自時代的現實感不無關系。作為在內地縣城中長大的八〇后，我的天下感是從大學開始的。2001年，剛入學一禮拜，“九一一”事件發生，年末，中國加入世貿，自居普世的諸文明間的極端對抗，與全球貿易促成普遍和平的愿景，明暗交疊于前。這種矛盾感，又在后來修讀一門中國經濟轉型課程時重新浮現：授課老師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轉學文科的工科生，有一種那個年代常見的文藝情懷，在每一節課PPT的末尾，都附上一兩句格言或詩歌。今天還有印象的，是用《安娜·卡列寧娜》開頭著名的話，解說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所有“幸福的”國家（發達）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國家（發展中）則各有各的不幸。而整個課的最后寄語，則是馬修·阿諾德的詩句：“Wandering between two worlds, one dead, the other powerless to be born.”

那時我也還是理科生，不過已準備轉學文科。出于興趣，也為了自證，我囫圇吞棗讀了不少近代世界觀形成、自然學與人文學關系的書，其中以柯瓦雷的《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印象最深。那時雖已粗略了解柯瓦雷主張“無限宇宙”觀念是現代精神危機的根源之一，“封閉世界”（The Closed World）方是存在者的意義之域，但中文“封閉世界”含有貶義（考慮到“極”兼有邊界的含義，或許可意譯為“有極世界”），潛意識中就武斷地反用其義，仿佛自己正從拘于一隅的自然學的封閉世界，奔赴象征著自由與解放的人文學的無限宇宙。

不過，二十年后回看，心情與認識都已不同。今天，我不再有二元對立的幻覺。危機是總體性的，人文學與自然學，都深陷其中，如果有解的話，也必定是一齊解決，并不存在一個對現代危機的單獨的人文解決。

當然，個人思想中自然與人文關系的重新安頓，終究是有限的。本書嘗試以天地之學為背景探討天下觀念，但寫作期間，足不出京甚至不出戶，則所述廣大的天下，更多是紙上江山。又蝸居巨型城市之中，人造光源如此明亮，令星辰黯淡，抬頭望天，只感寂寥疏遠。不過，本書寫作的動力之一，也正是這一天人、古今的疏離感。

本書除個別段落，均未發表過，閉門造車，出門自然未必合轍，好處是思路一貫，沒有隔斷。實際寫作時間不算長，但前史不短，在長期的思考與探索中，得到了諸多師友的指點和幫助，感念于心，此處不再一一致謝。書稿初成后，請田耕、孫明兩兄看過，在完善內容外，也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本書不遵循學科邏輯，也不是常規的跨學科研究，就其立意與性格，若能由三聯書店出版，自然是最為理想的。感謝本書責任編輯王婧婭女士的信任與努力，讓我和三聯的緣分得以繼續。

年過四十，難言不惑，唯稍知取舍，最后，感謝所有教我者。

高波

2024年6月于京南亦莊寓所

天下之極:世界樞紐觀念的古今之變 作者簡介

高波，1982年生，陜西榆林人，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專業方向為中國近代思想史，曾出版專著《追尋新共和：張東蓀早期思想與活動研究（1886—1932）》（“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2018年）。近期嘗試將時段上推至明清乃至唐宋，在更長的歷史縱深中探討文明與政治思想的演變。目前研究興趣包括：1.宋代至清代天下觀念的轉型，側重天地之學與儒學、象數與義理的交互；2.宋代至清代普遍歷史敘述的演變，尤其是對先秦以上古史的重述，以及相應文明與政治觀念的調整。3.祖宗之法與明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