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韓愈 原道 原毀 雜說四首(之四) 師說 進學解 圬者王承福傳 藍田縣丞廳壁記 答李翊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送孟東野序 送董邵南序 送區冊序 送高閑上人序 祭十二郎文 毛穎傳 送窮文 論佛骨表 柳宗元 牛賦 桐葉封弟辯 段太尉逸事狀 對賀者 捕蛇者說 觀八駿圖說 種樹郭橐駝傳 童區寄傳 梓人傳 蝂傳 三戒 臨江之麋 黔之驢 永某氏之鼠 鞭賈 愚溪詩序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鈷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小石城山記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歐陽修 秋聲賦 憎蒼蠅賦 朋黨論 怪竹辯 瀧岡阡表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相州晝錦堂記 五代史伶官傳序 釋秘演詩集序 集古錄目序 梅圣俞詩集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六一居士傳 答吳充秀才書 祭尹師魯文 與高司諫書 記舊本韓文后 蘇洵 六國論 春秋論 管仲論 上歐陽內翰**書 蘇氏族譜亭記 彭州圓覺禪院記 木假山記 仲兄字文甫說 名二子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 曾鞏 唐論 戰國策目錄序 南齊書目錄序 李白詩集后序 贈黎安二生序 送江任序 寄歐陽舍人書 墨池記 禿禿記 道山亭記 王安石 本朝百年無事札子 伯夷論 原過 讀孟嘗君傳 傷仲永 同學一首別子固 答司馬諫議書 上人書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君子齋記 芝閣記 游褒禪山記 慈溪縣學記 送孫正之序 祭歐陽文忠公文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志銘 蘇軾 赤壁賦 后赤壁賦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書吳道子畫后 書蒲永昇畫后 日喻 喜雨亭記 超然臺記 寶繪堂記 李氏山房藏書記 文與可畫筼筜谷偃竹記 石鐘山記 方山子傳 答謝民師書 潮州韓文公廟碑 留侯論 記承天夜游 蘇轍 墨竹賦 上樞密韓太尉書 黃州快哉亭記 武昌九曲亭記 遺老齋記 待月軒記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書白樂天集后二首(其一) 巢谷傳 六國論 為兄軾下獄上書 前 言 唐宋八大家指的是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蘇洵、曾鞏、王安石、蘇軾、蘇轍。 唐宋八大家的出現，是和唐宋古文運動的發生相關聯的。所謂古文，是相對于駢文而言的，韓愈在《師說》、《與馮宿論文書》、《題哀辭后》、《考功員外盧君墓志銘》等文中提出了古文這一概念，他把奇句單行、上繼先秦兩漢文體的散文稱為古文，與六朝以來流行已久的駢文對立。駢文始于東漢末，盛行于南北朝，流行于以后的各個朝代，然而駢文一味地追求典雅工整，逐漸變成一種僵化死板的官樣文體，不似古文那樣散句單行，抒寫自由，不拘格套。 唐代古文是伴隨著儒道的復興而出現的，安史之亂后，唐王朝由盛轉衰，從維護和鞏固唐王朝統治的利益出發，韓愈提出了用儒家思想一統人心。而宣傳和傳播儒家的道統學說，駢文成為了阻礙，革除駢文陳腐的習氣，初唐以來不少人士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唐玄宗天寶以后，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繼起，以儒家思想為依歸，嘗試著古文的創作，成為中唐古文運動的先驅。至唐代中期，韓愈高舉復興儒學的大旗，并基于此推崇古文，反對駢體，力求改革文風。韓愈《題哀辭后》云： 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學好儒道就得通達古文，道是目的，文是手段。不過在當時，韓氏的努力受到的非難和阻力還是不小的。德宗貞元年間，在韓愈的努力下，古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憲宗元和時期，柳宗元成為韓氏的有力支持者。從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間，古文逐漸壓倒了駢文，成為一種主流文體，這就是所說的“古文運動”。在古文創作方面，韓氏提出的要求主要有二：一是文從字順，一是唯陳言之務去。前者是通俗化的問題，后者是創新性的話題。遺憾的是，韓門弟子們的文章或惟求平易，或只圖奇詭，成就不高，自韓、柳去世后，古文的地位又逐漸為駢文所取代。 從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年，古文的創作趨向衰落，駢文依然風行，其中有所謂“三十六體”者，指的是晚唐的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三人排行均為第十六，所作詩文以儷偶相夸，故云。三人大力提倡以四字、六字相間為句的四六文，講究辭藻典故和聲韻偶對，風格更趨向華美艷麗。北宋初期，因學李商隱得名的西昆體風靡一時，其間也有反對者，代表人物有柳開(947—1000)，以提倡韓、柳古文為己任，他在《應責》云：“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提出了道統與文統的合一，因其文章質樸枯澀，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繼柳開后，提倡復興古文的還有姚鉉、穆修等，穆修不顧流俗的詆毀，在京師刻印韓、柳二人文集數百部出售，以提倡韓、柳文自許，但創作成就并不高。其后又有石介(1005—1045)，撰有《怪說》三篇，對西昆體表達了不滿，口誅筆伐，不遺馀力。石介反對西昆體的浮華淫巧，講究文風樸素，但矯枉過正，文體怪誕詆訕，流蕩猥瑣，號稱“太學體”。太學，是京城的*高學府，即國子監。石介曾任國子監直講，其主張在太學生中影響很大，太學體的風行，既無古文的平實質樸，又乏駢文的典雅華麗，也不是一種健康的文體。作為北宋古文運動的先驅，柳開、穆修、石介等所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其重任就落到了歐陽修身上。歐陽修在《記舊本韓文后》一文中，敘寫用心振興古文的苦心，也是以繼韓愈之學為己任的。歐陽修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知貢舉時，通過科舉考試，提倡平實樸素的文風，排斥和抑制西昆體及太學體，使“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宋史》本傳)，在他銳意改革的努力下，以西昆體和太學體為代表的不良文風遭到重創，失去了其影響力。蘇軾《六一居士集敘》云： 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濯磨就是不斷地加強自我修養，以期有所作為。仁宗天圣至嘉祐(1023—1063)，凡四十馀年，在歐陽修的著意引導下，在朋友及門生諸如尹洙、蘇舜欽、梅堯臣、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人的支持下，讀書人強化修養，黜華崇實，儒道得到重視，古文又得以復興。 元明以來，對唐宋八大家散文的編選和評批開始盛行。元代后期有位名叫朱右的人，選編八大家文章為《六先生文集》，其中三蘇父子合并為一家，稱六先生，實則為八家，這是已知較早對唐宋散文八大家的稱呼。朱右(1314—1376)，字伯賢，一字序賢，自號鄒陽子，其先河南偃師人。以《書經》應進士舉，不得志。授慶元路慈溪縣儒學教諭、蕭山縣主簿等，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召至京師預修《元史》，特旨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著有《白云稿》。《白云稿》卷五有《新編六先生文集序》，自云年將五十，以教授孩子讀書之馀，取八家全集，編輯成書。自序云：“文所以載道也，立言不本于道，其所謂文者，妄焉耳。”主文以載道之說，又云：“其所成就，實有出于千百世之上。故唐稱韓、柳，宋稱歐、曾、王、蘇，六先生之文，斷斷乎足為世準繩而不可尚矣。”所選是以載道為本，全書凡十六卷，收韓愈文三卷六十一篇，柳宗元文二卷四十三篇，歐陽修文二卷五十五篇，曾鞏文三卷六十四篇，王安石文三卷四十篇，三蘇文三卷五十七篇，共計三百二十篇。其書對八家散文在明以后的評選和風行是有影響的，惜清代中期已不存。 明代中葉以來，文壇上掀起了復古風，著名的有前后七子，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主張，即文章以兩漢及其以前為學習對象，詩歌以盛唐作家為楷模。對此，也有持不同觀點的。在文章方面則有唐宋派，這是嘉靖年間出現的一個散文流派，“文宗歐曾，詩仿初唐”(《明史·文苑傳序》)，他們既推尊三代兩漢文，又承認唐宋文的繼承發展，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唐順之編有《文編》，凡六十四卷，選取周至宋代的散文，分體編排，其中唐宋只選八大家之文。唐氏自序(嘉靖丙辰)云：“然則不能無文，而文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強調的是作文的法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故是編所錄，雖皆習誦之文，而標舉脈絡，批導窾會，使后人得以窺見開闔順逆、經緯錯綜之妙，而神明變化，以蘄至于古。學秦漢者，當于唐宋求門徑；學唐宋者，固當以此編為門徑矣。”作為提供習作文章的范本，偏重于技巧的運用。其后茅坤編有《唐宋八大家文鈔》，進一步確定了八大家散文的地位。茅坤(1512—1601)，字順甫，號鹿門，歸安(今浙江吳興)人。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官廣西兵備僉事。著有《白華樓藏稿》、《茅鹿門集》。《唐宋八大家文鈔》凡一百六十四卷，錄八家散文一千三百七十六篇，較朱右所選，多了千篇。茅氏自序(萬歷己卯)云：“予于是手掇韓公愈、柳公宗元、歐陽公修、蘇公洵、軾、轍、曾公鞏、王公安石之文，而稍為批評之，以為操觚者之券。”其中每家前有引言，略為評議，每篇文章前又有評批語一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 世傳唐宋八家之目肇始于是集，考明初朱右已采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為八先生文集，坤蓋有所本也。然右書今不存，惟坤此集為世所傳習，凡韓愈文十六卷、柳宗元文十二卷、歐陽修文三十二卷附《五代史抄》二十卷、王安石文十六卷、曾鞏文十卷、蘇洵文十卷、蘇軾文二十八卷、蘇轍文二十卷，每家各為之引說者。……其書初刊于杭州，歲久漫漶。萬歷中，坤之孫著復為訂正重刊，始以坤所批《五代史》附入歐文之后，今所行者皆著重訂本也。自李夢陽《空同集》出，以字句摹秦漢，而秦漢為窠臼；自坤《白華樓稿》出，以機調摹唐宋，而唐宋又為窠臼。 茅氏所編，參照了唐順之選本，其書明代多有刊刻。李夢陽為前七子領袖，所謂“以字句摹秦漢”，是追求形似，“以機調摹唐宋”，是追求神似。茅氏編本的行世，進一步擴大了唐宋八大家散文的影響。其后編選評批本陸續問世，如鐘惺《唐宋八大家文鈔選》二十四卷，是據茅氏輯本編選的。另有署名歸有光輯《唐宋八大家文選》八卷，有日本明治十二年(1879)刻本。按：鐘惺是明代竟陵派的領袖，與其前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為代表的公安派一樣，反對前后七子，主張抒寫性靈，推崇蘇軾作品，均以小品文聞名于世。 明人推崇唐宋八家散文的用意及行為，入清仍在發酵。就選本而言，有孫慎行《孫宗伯精選唐宋八大家文鈔》六卷、儲欣《唐宋八大家全集錄》五十一卷和《唐宋八大家類選》十四卷、汪份《唐宋八大家文分體讀本全編》八卷、孫琮《山曉閣選唐宋八大家文》二十卷、沈德潛《唐宋八大家文讀本》三十卷、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十九卷等，其中多屬清康熙至乾隆時編選出版的。這類選本的盛行，與科舉有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茅坤選本“大抵亦為舉業而設”，意指《唐宋八大家文鈔》是為參加科舉的讀書人習用而評選的，明代是如此，清代也是如此。八股文是明清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又稱制義、制藝、時文、八比文、四書文等。是就四書五經取題，據題立論，詮釋經書義理，不能自由發揮，格式嚴格，限定字數，其重要體裁特征就是對偶。古文是與時文相對的，就如唐宋時與駢文的關系。入清以來，大力提倡古文的是桐城派文人，桐城派是清代*大的散文流派，也稱桐城古文派，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為此派“三祖”，師事、私淑或追隨者，多達千馀人，主盟清代文壇前后長達二百馀年，其影響一直延及近代。 方苞(1668—1749)，字鳳九，一字靈皋，號望溪，安徽桐城人。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進士，歷官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等，著有《望溪先生文集》等。戴鈞衡《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咸豐元年)云： 六經四子，皆載道之文，而不可以文言也。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之徒，始以文名，猶未有文家之號。唐韓氏、柳氏出世，乃畀以斯稱。明臨海朱右取歐、曾、王、蘇四家之文，以輩韓、柳，合為六家，歸安茅氏又析而定之為八，而后此數人者相望于上下數百年，若舍是，莫與為伍，自是天下論文者，意有專屬。若舍數人，即無以繼賈、馬、劉、揚之業……我朝有天下數十年，望溪方先生出，承八家正統，就文核之，亦與熙甫異境同歸。 熙甫即歸有光。方氏為桐城派的奠基人，繼承明代唐宋派的古文傳統，提出“義法”主張，“義”即言之有物，“法”即言之有序。“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介韓歐之間”(王兆符雍正癸卯序)。桐城派至姚鼐，影響更加強大與廣泛。姚鼐(1732—1815)，字姬傳，一字夢谷，人稱惜抱先生。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進士，歷官兵部主事、刑部郎中等。著有《惜抱軒全集》等。姚氏編有《古文辭類纂》，凡七十五卷，依文體分十三類，選文約七百篇。所選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之作為主，其前選《戰國策》、《史記》、兩漢散文家，其后選明代歸有光，清代方苞、劉大櫆等的古文。這是代表桐城派古文觀點的一部選本，頗為流行，以至出現了所謂“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為“闡道翼教”而作，內容多是宣傳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學，這與唐宋古文載道是一脈相承的。桐城派提倡古文，雖與時文(即八股文)相對，但二者多有相通之處，如在思想內容方面均恪守孔孟之道、程朱義理，在藝術手法上，主張彼此互相借鑒。方苞編選有《古文約選》，有感于時坊刻絕無古文善本，“乃約選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刊而布之，以為群士楷”(序例)，又編有《四書文選》，將古文與時文相關聯，而不是排斥其一。李元度序《古文筆法百篇》云： 古無所謂古文，自韓退之氏以起衰自命，力矯儷偶之習，始杰然以古文鳴。古文者，別乎時文而言也。近代選家如茅鹿門、儲同人、汪遄喜之徒并有評本，識者謂未能脫盡帖括氣習。然余論古文之極致，正以絕出時文蹊徑為高；而論時文之極致，又以能得古文之神理、氣韻、機局為*上乘。明之震川、荊川、陶庵，昭代之慕廬、百川、望溪，皆以古文為時文者。功令以時文取士，士之懷瑾握瑜者賓賓然爭欲自澤于古，有能導以古文之意境，宜瑩然而出其類矣。 《古文筆法百篇》是清光緒年間李扶九選編的。此序提及的茅鹿門、儲同人、汪遄善即茅坤、儲欣、汪份，其選本詳前。震川、荊川、陶庵即歸有光、唐順之、張岱，前二者為明唐宋派成員，張岱為明末清初人，以小品文著稱于世。檢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七有《兄百川墓志銘》，云：“兄諱舟，字百川……入邑庠，遂以制舉之文名天下。慕廬韓公見之，嘆曰：二百年無此也。自以時文設科，用此名家者僅十數人，皆舉甲乙科者。以諸生之文而橫被六合，自兄始，一時名輩皆愿從兄游。”知慕廬、百川即韓菼和方舟。韓菼(1637—1704)，字元少，號慕廬，長洲人(今江蘇蘇州)，清康熙十二年(1673)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著《有懷堂文稿》、《詩稿》等。由此知，不論是古文的提倡與實踐者，還是古文的編選者，均強調了士子撰寫時文時，能濟以古文的技巧等，是可以為文章增色添彩的。明清以來，以時文標準選編、評點古文的選本有不少，其中所選多以唐宋八大家文章為主，這類選本的盛行，其初衷是為參加科舉考試而獵取功名的讀書人提供一個范本，以韓、柳為代表的八大家的創作，用散行的句子，自由地抒寫，尚通俗，主實用，給儷偶文體主導下沉悶板滯的文壇，注入了新鮮的空氣，并能張揚出強烈的個性，為后代文人所追慕，八家散文在中國文學史中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作用及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與古代主要為士子提供習作的范本不同，如今的選本，主要還是以品讀賞析為主。通過品讀古人的作品，一則可以增廣見聞，諸如歷史、地理、政治、文化、語言、宗教、經濟、社會、風俗等方面的知識；二是可以體悟人生，通過品讀古代的作品，可從中獲得或多或少的啟迪。諸如面對著得與失、進與退、升與黜，咀嚼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品味人生中的喜怒哀樂，其間執著、自信、堅毅不時流露，這在韓、柳二氏文中表現得較突出。又如審視社會，解讀人生，發論堂堂正正，洋溢著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和正義感，這在宋六家文中可感受到。至于如何能做到善于處世，保全自身，這也是宋人文章中常流露出的思想情感。 本編選錄的散文作品凡一百十七篇，相對于八大家現存的篇章，數量是有限的。在品讀與賞析中，既可窺見八家文章面目之一斑，又可增廣見聞、感悟人生。至于各家行文的具體風格及特色等，已散見各篇評析中，此不贅。 鄧子勉 2020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