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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的悖論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49816
- 條形碼：9787521749816 ; 978-7-5217-4981-6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規則的悖論 本書特色
“全方位官僚化”時代的解藥
無休止的規則、規章和官僚主義從何而來? 官僚技術管理下，資源投入和競爭真的能促進創新嗎，抑或只是催生了更多內耗？本書指明當今我們與官僚主義之間奇特而出人意料的聯系方式，描述了人類創造力的自由發揮與不斷產生的規則之間的緊張關系。希望人們能從官僚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樣才能真正開始公開和創造性地討論我們共同的未來，設想一個與我們現在生活的社會截然不同的社會。
瘋狂思想家的親身實踐
人間嘴替——大衛·格雷伯，用行動踐行設想。本書記錄了他深度參與的幾次社會活動中，成功抵制了龐大全球官僚體系的建立，從中探索出人與人之間的一種新的合作形式與社會關系。當然也誠實提出了其間遇到的現實問題，為任何嘗試闡發類似批判的人提供了重要的經驗教訓。
流行文化的另類切入，趣味中展露犀利洞見
從夏洛克·福爾摩斯到蝙蝠俠、哈里·波特，作者以奇幻文學與影視作品為例，結合社會學理論講解文化符號的隱藏含義，是對流行文化的一次有趣的反思。讀者在熟悉的閱讀場景中感到共鳴，同時也收獲到新的理解。
規則的悖論 內容簡介
從職稱評審、抵押貸款，到申請辦公設備甚至出行購票的流程，五花八門的規定可以讓我們填寫無數張表格，在流程的提交與退回中反復摩擦，當每天的生活從填表開始，我們不禁困惑：真的需要這么多流程嗎？
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犀利道出真相，在本書的三篇論文中分別從暴力、技術與理性的角度揭開制造愚蠢規則的根源，更挑明人們離不開它的真實原因。但知道這一切并不讓人悲觀，因為格雷伯也堅定地指出了被忽略的終極規則：世界是由我們創造的，而我們有能力改造它。
本書挑戰那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旨在引發人們關于現代生活的討論：我們能否走出規則的烏托邦，想象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規則的悖論 目錄
導 論 自由主義鐵律與全方位官僚化的時代
**章 想象力的死區：論結構性愚蠢
所有的官僚制度都是這么做的：提出自認為合理的要求，然后發現它們并不合理，因為總有很多人無法達成預期，*后得出的結論卻是，問題不在于要求本身，而在于達不到要求的具體個人不夠稱職。
第二章 論飛行汽車與下降的利潤率
互聯網軟件開發，將創造力*終被集中用于創建更多的填表平臺。近幾十年來所有旨在將我們從行政職責中解放出來的軟件，*終把我們都變成了兼職或全職的行政人員。
第三章 規則的烏托邦，為什么我們終究還是喜歡官僚制
一個權威體制自我宣傳的*有效方式之一，不是直接談論自己的優點，而是創造一幅栩栩如生的反面圖景，告訴人們如果沒有它們，生活會是什么樣子，比方說，父權制權威、資本主義或國家。
附錄
展開全部
規則的悖論 節選
導論 自由主義鐵律與全方位官僚化的時代 今時今日，官僚制 已經沒什么人提了。可回望上世紀中葉，尤其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這個詞隨處可見。社會學大部頭紛紛頂著宏大的標題出現，諸如《官僚制概論》（A General Theory of Bureaucracy） 、《官僚體制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cy） ，乃至《世界的官僚化》（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World） ，另有一些短小精悍的論著廣為流傳，比如《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 、《彼得原理》（The Peter Principle） 或《如何惹惱官僚》（Bureaucrats: How to Annoy Them） 。卡夫卡式小說和諷刺電影層出不窮。似乎人人都發覺現代生活方式的一大特征就是官僚生活和官僚手續的流弊與荒謬，而這極富探討價值。但自70年代以降，相關熱度出現了不尋常的衰減。
就從下圖來看，它勾勒出了過去一個半世紀里“官僚制”一詞在英文著作中的出現頻率趨勢。及至二戰后，這一話題還只是不溫不火，而從50年代開始，對它的討論度開始飆升，并于1973年達到巔峰，隨后緩慢卻決絕地降了下去。 為什么呢？一個明擺著的原因是我們習以為常了。官僚制度成了我們每日呼吸的空氣。現在，讓我們想象另一張圖，假定它能反映一個典型的美國人——抑或一個英國人，或一個泰國人——平均每年耗費多長時間用于填表或履行其他純官僚性的事務。（不用說，這些事務中的絕大多數已不再涉及實打實的紙質文書了。）這張圖大抵會呈現出與**張圖相似的曲線——一路爬升至1973年。不過自此，兩條曲線將分道揚鑣：這一條曲線并不會回落，而是會繼續上升，甚至陡峭攀升，對應的是20世紀后期，中產公民耗費了空前的時間去擺平各種聯絡電話和網絡界面，更倒霉的情況下還得花更大把的時間越過層層加碼的環節，以獲取日益微末的社會服務本書中收錄的文章多少都在探討這一分野。我們不再思考官僚制了，哪怕它從方方面面影響著我們的生存。仿佛一整個行星文明都決定自欺欺人，在這個話題出現時充耳不聞。
60年代的社會運動總體上受了左翼思潮的啟發，但同時也有對官僚制的反抗；或者更準確而言，是對官僚化思維定式的反抗，反抗戰后福利國家的那種荼毒人心的循規蹈矩。不論在國家資本主義政權還是國家社會主義政權的公職人員面前，60年代的反叛者都力爭個性的表達和自發的互助，反對一切形式的社會控制（“誰需要規章制度啊？”）。
隨著舊式福利國家的崩潰，這一切似乎一下子成了過去式。強調用“市場對策”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右派運用起了反官僚的個人主義話語，變得越發激進，而主流左派的斗爭越來越淪為某種防御行為，竭力要挽救舊式福利國家的殘余力量：本著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目的，它默許甚至帶頭嘗試將部分服務私有化，并將越來越多的“市場原則”、“市場激勵”和基于市場的“問責程序”納入官僚制度本身的框架。
這招致了一場政治災難。確實找不到更貼切的詞來形容它了。對于任何社會問題，現存的“溫和”左派給出的對策總會成為*爛的官僚主義元素和*爛的資本主義元素慘不忍睹的大雜燴。（而激進左派的對策如今幾乎找不到立錐之地。）簡直像是有人刻意創造了一種*不討喜的政治立場。它相當于殘存的左翼理想真信徒的某種認證，誰要是考慮為推行這種玩意兒的政黨投票，鐵定不是因為贊同政策本身，而只是因為自認屬于中左陣營的人根本沒有別的政策可推。
所以每逢社會危機，都是右派而非左派成為公眾發泄怒火的陣地，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右派好歹有一套對官僚制的批判。談不上多好，但至少是有的。左派壓根兒沒有。如此一來，當自詡左派的人對官僚制確有不滿時，通常只能采用一種打折版的右派批判理論。 這套右派批判理論不難拆解。它的源頭是19世紀的自由主義。 法國大革命之后，歐洲中產階級圈子里出現了一種論調，即文明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漸進的、不平衡的但在所難免的轉型，脫離軍事精英的主宰，包括他們的威權政府、宗教教條和等級區隔，轉向自由、平等和開明的商業自利。中世紀的商人階級像白蟻一樣從根上侵蝕了封建舊秩序——白蟻，沒錯，不過是好的那種。在自由主義版本的歷史敘事中，隨著盛極一時的極權專制國家被推翻，茍延殘喘的舊秩序將告終結，國家將讓位于市場，宗教將讓位于科學，固化的階層和侯爵、男爵夫人之類的身份將讓位于個體間的自由契約。
現代官僚制度的出現對這套敘事而言構成了某種問題，因為它格格不入。按理說，那群坐辦公室的老古板連同他們精心設計的指揮鏈，本該只是些封建殘余，很快就會步軍隊和軍官團的后塵，像人們期待中的那樣逐漸變得無足輕重。隨便翻開一本19世紀末的俄國小說：所有舊貴族家族的后人——其實基本就是書中的全部角色——都變成了軍官或公務員（沒見有誰從事其他工種），軍隊和文官集團有著幾近相同的職級、頭銜，并惺惺相惜。可這里明顯有個問題。如果官僚只是封建殘余，為何他們在世界各地的數量逐年遞增，不僅是在俄國這樣的老頑固國家，還包括英格蘭和德意志這樣蓬勃發展的工業社會？
這套論述的第二層在于，官僚制本質上是民主項目的一項固有缺陷。 它的頭號鼓吹者是被流放的奧地利貴族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他在1944年的著作《官僚體制》（Bureaucracy）中聲稱，從組織信息的效率上看，政府管理系統照理說永遠比不上無人格的市場定價機制。然而，擴大投票權為經濟博弈中的輸家賦了權，他們勢必呼吁政府干預，而這種干預被包裝成試圖通過行政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高尚規劃。馮·米塞斯也承認，許多人完全本著好意在支持這種對策，可他們的努力只會適得其反。事實上，他認為這些人*終將摧毀民主自身的政治基礎，因為社會項目的管理者不可避免會形成權力集團，其影響力遠大于民選的政府執政者，并支持日益激進的改革。馮·米塞斯認為，當時在法國或英國（更別說丹麥或瑞典了）等地出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勢必將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內導向法西斯主義。
照此來看，官僚制的崛起是好心辦壞事的終極寫照。對此，羅納德·里根那句著名的論斷可能給出了*直擊人心的通俗解讀：“英語里*可怕的九個字莫過于：‘我是政府派來幫忙的。’（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m here to help.）”
問題是所有這些與實際發生的事情幾乎不相干。首先，從歷史上看，市場并不是作為獨立且對立于國家當局的自治的自由領域而出現的。情況恰好相反。歷史上的市場通常要么是政府行動（尤其是軍事行動）的副產品，要么是政府政策直接創造出來的。至少自發明造幣以來就是如此，它*初是作為供給士兵的手段被創造和頒布的；在歐亞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里，普通人采用的是非正式的信用安排和諸如金、銀、銅這樣的實物貨幣，他們成就的無人格市場主要還是服務于動員大軍、洗劫城市、索取貢品和處置戰利品。現代中央銀行體系起初同樣也是為資助戰爭而創建的。這便是傳統歷史存在的**個問題。還有一個更戲劇化的問題。認為市場在某種程度上對立且獨立于政府的觀點至少始于19世紀，它被用于捍衛旨在削弱政府角色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但實際上這些政策從未產生這種效果。例如，英國的自由主義并沒有削弱國家官僚制度，結果恰恰相反：法律辦事員、登記員、稽查員、公證員和警員的隊伍不斷壯大，是他們成就了自由主義夢想中的那個自治個體間自由締結契約的世界。事實證明，維持自由市場經濟所需的文書工作比路易十四式專制君主政體的多出一千倍。
旨在減少政府干預經濟的政府政策到頭來實際產生了更多的法規、更多的官僚和更多的警察，這個明顯的悖論司空見慣，以至于我覺得我們有理由視其為某種普遍的社會學定律。我提議將它命名為“自由主義鐵律”： 自由主義鐵律表明，任何市場改革、任何旨在削減繁文縟節和促進市場力量的政府舉措，*終都會增加規章制度總量、文書工作總量和政府官僚總量。
規則的悖論 作者簡介
大衛·格雷伯（1961-2020），美國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已出版作品《債：5000年債務史》《毫無意義的工作》。
作者生前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教授，親身參與 “占領華爾街”運動后寫下《規則的悖論》。該運動為廣大失業人口發聲，深深撼動了長期由極富人口壟斷社會資源的美國。 為了向大衛·格雷伯致敬，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系自2021年起，每年舉辦一次大衛·格雷伯紀念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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