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家園(精)/張立偉,王相偉主編 王曉寧執行主編 節選

　　《學術家園》：　　傳弘揚。他感興趣的不是宋儒的學說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而偏愛小說野史之類的非正統部分。　　魯迅后期*感興趣的是新興文藝理論、蘇俄文學作品和外國版畫。他曾托曹靖華先生在蘇聯購買藝術類和文學類書籍，范圍極廣。為了逃避國民黨當局的海關郵件檢查，曹先生先將這些書寄到比利時、法國，重新包裝，再寄到中國。這個辦法，曹先生稱之為“二仙傳道”。他又托女作家陳學昭在法國購買版畫書籍。陳學昭有一個法國外交部的記者證，買書可打八折。還托徐詩荃先生在德國買書，特別是版畫和用唯物史觀研究文學的書。當時柏林多舊書，價格便宜。徐先生懷著對魯迅的崇仰之情，用代購書籍的行動報答魯迅此前對他的“無涯之惠”。　　讀書要有純正的學習目的，刻苦的學習精神，同時也要有科學的學習方法。未來的文盲不再是大字不識的人，而是沒有掌握學習要領的人。魯迅是一位辯證法的大師，他同樣在用辯證法指導他的閱讀活動。我歸納了一下，魯迅讀書的辯證法至少體現在五個方面：　　一、能夠辯證地處理“職業的讀書”與“興趣的讀書”的關系。　　二、能夠辯證地處理讀“有字之書”與讀“無字之書”的關系。　　三、能夠辯證地處理“博”與“專”的關系。　　四、能夠辯證地處理“記憶”與“思索”的關系。　　五、能夠辯證地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　　琳瑯滿目的“讀書”　　先講“職業的讀書”與“興趣的讀書”和辯證地處理讀“有字之書”與讀“無字之書”的關系。　　1927年7月16日，魯迅到廣州知用中學講演，題為《讀書雜談》。他把讀書分為兩種。一種叫“職業的讀書”。這種讀書有很強的功利性，比如學生為考試而讀書，教師為備課而讀書，這類讀書相當于木匠磨斧頭，裁縫穿針線。如果讀書人對所讀的書沒有興趣，那就成了一件很無奈、很被動的事情。人生苦短，再把有限的生命耗在自己不樂意做的事情上，那真的是相當痛苦。　　“嗜好的讀書”則全然不同，因為出于自愿，全不勉強，沒有鮮明的功利性，目的是找樂子，比如老年人退休之后聚在一起搓麻將，目的不在輸贏，更不下賭注，全為調劑生活。　　古代就有人分別提倡功利的讀書和非功利的讀書。相傳宋真宗趙恒寫的《勸學詩》說得*露骨：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種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　　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這位皇帝對年輕的男人們說，你想家中糧食滿倉嗎？你想家居雕梁畫棟嗎？你想妻子貌若天仙嗎？你想出門前呼后擁嗎？那么，請你埋頭苦讀儒家的六部典籍：《禮記》、《樂經》、《書經》、《詩經》、《易經》、《春秋》。　　不過古代也有人提倡“嗜好的閱讀”。比如明代有一位泰州學派的思想家叫王艮，他寫過一首《樂學歌》：　　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　　樂便然后學，學便然后樂。　　“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這位思想家能以快樂的心情去讀書，又在閱讀的過程中尋求到快樂。他把“讀書”與“快樂”融成了一體。這給我們一個啟示，那就是興趣是可以培養的，也是可以改變的。比如我原先不喜歡吃苦瓜，不喜歡吃洋蔥，后來在電視上看了《養生堂》的節目，知道苦瓜、洋蔥有多種食物療效，也就開始吃了，并且越來越吃出了味道。學生厭學，如果教師能正確引導，也能使他由“要我學”變為“我要學”。這樣精神上就主動了。　　讀“有字之書”與“無字之書”。魯迅把人生教材分為“有字之書”與“無字之書”。“有字之書”是前人實踐經驗的總結。他在《南腔北調集》的《經驗》一文中說：“古人所傳授下來的經驗，有些實在是極可寶貴的，因為它曾經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后人很大的益處。”“無字之書”指的是生活和實踐。魯迅重視書本而不迷信和盲從書本。他在談到后期政治態度的轉變時說：“即如我自己，何嘗懂什么經濟學或看了什么宣傳文字，《資本論》不但未嘗寓目，連手碰也沒有過。然而啟示我的是事實，而且并非外國的事實，倒是中國的事實，中國的非‘匪區’的事實，這有什么法子呢？”（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將生活體驗與書本經驗相結合，這也就是作家王蒙所說的“讀書與人生互相發現，互相證明，互相補充”。　　任何時代的任何書籍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需要我們閱讀時采取一種辨析的態度。比如，要了解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不能不讀以“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著稱的《史記》。但當代考古成果證實，《史記·高祖本紀》中關于項羽“掘始皇帝冢，私收其物”的記載純屬子虛烏有。要了解中華民族的醫學瑰寶，不能不閱讀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但這部中國古代藥書的登峰造極之作中，也有內容的失誤、引文的錯訛。書中對于有些語源的考證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比如，“琥珀”，原系敘利亞語或波斯語的音譯，而李時珍卻解釋為“虎死則精魄人地化為石”。文化經典尚且如此，更遑論其他著作。“盡信書不如無書”，就是基于這個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