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化經營模式與農業規模經濟 節選

第1章 緒論 1.1 背景簡析及研究問題 1.1.1 背景簡析 改革開放以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充分釋放了農業生產力，使我國農業農村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糧食總產量從1978年的30476.5萬噸提高到2016年的61623.9萬噸，年均增速達1.87%；農林牧漁總產值也從1978年的1397億元增加至2014年的102226.09億元，年均增幅高達12.66%。糧食產量的持續增長無疑為我國糧食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然而，就種植收益來看，卻顯現出增產與增收不同步的問題。據統計，1996~2007年，除棉花和油料作物外，其他農產品的凈收益均有所下降。三種主糧（水稻、小麥、玉米）的成本收益率也從1998年的44%下降到2009年的32.05%。有些農產品甚至出現了虧本（韓俊，2008）。諸多學者從時間成本（Wuetal.，2005）、生產成本（黃季焜和馬恒運，2000；王秀清，2000；Wan and Cheng，2001）、生產效率（Fleisher and Liu，1992）等角度論證了我國土地細碎化經營是導致農產品生產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尤其是2003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到達劉易斯拐點后，農村勞動力不再無限供應（蔡昉，2008），人口紅利趨于消失，勞動力短缺進一步放大了土地細碎化的不利影響（呂挺等，2014）。傳統經營模式面臨土地細碎化、農戶兼業化、勞動力弱質化、農業副業化和生產非糧化等問題（羅必良等，2012）。農村土地細碎化、經營規模小微化為特征的傳統經營方式，不僅增加了農戶的交易成本，而且使單個農戶難以承擔農業生產所面臨的自然風險及農產品銷售所面臨的市場風險，極大地限制了農業生產經營的規模效益和農業專業化、集約化發展（溫濤等，2015）。 因此，一直以來學術界和政界對于如何改變我國農業的分散化小規模經營格局，推進農地流轉集中，提高農業生產效益都較為關注。國家出臺了大量的政策推動農地流轉集中并實現規模經營，但是實施效果較微。就目前情況而言，我國農地的集中與規模經營短時間內很難成為基本趨勢（羅必良等，2012），傳統農戶還是絕大多數，轟轟烈烈的其實都是一些典型（陳錫文，2014）。1986年我國農戶戶均耕地面積9.2畝、分散為8.4塊，2008年下降為7.4畝、分散為5.7塊（何秀榮，2009），1996~2011年我國經營規模在10畝以下的農戶占家庭承包戶總數的比重從76%上升到86%，10~30畝的農戶比重從20.2%降至10.7%，2011年戶均耕地面積進一步下降到5.58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等，2013）。2015年底，經營耕地10畝以下的農戶數量仍然多達2.1億戶，占全部農戶的79.6%。小規模、分散化的農業經營并未改變，土地分散化的經營格局非但沒有改觀，反而有惡化趨勢（胡新艷等，2015a）。那么，在我國特殊的農情約束下，除了推進農地流轉集中發展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外，實現和提升農業規模經濟是否還存在其他可能的創新空間？ 根據分工理論，分工和專業化是規模報酬遞增得以實現的關鍵（楊格和賈根良，1996），規模經濟的本質在于分工與專業化（賈根良，1996）。近年來，隨著非農就業機會不斷增多及農業生產服務市場日漸成熟，越來越多的農戶出于務農機會成本的考慮會選擇將農業生產環節外包，從而將農業的土地規模經營轉化為服務規模經營，農業規模經濟表達為分工經濟（向國成和韓紹鳳，2005；羅必良和李玉勤，2014；胡新艷等，2015b）。農戶基于生產環節分工，通過生產環節外包，購買農業社會化服務是提升農業生產經營效益的有效手段（Eliasetal.，2014；謝琳等，2014；張忠軍和易中懿，2015）。其內在邏輯可以簡要歸納為農戶把部分生產環節剝離出去，專一從事某些環節的生產活動，同時農戶轉變為服務需求方，向農業經營組織或個體獲取其他生產環節服務，從而提高每個環節的生產效率，通過農業生產環節分工促進經濟效益的提高。對此，中央提出一系列旨在促進農業社會化分工發展，提升農業生產經營效益的政策措施。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大力發展主體多元、形式多樣、競爭充分的社會化服務”。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特別提到，“強化農業社會化服務。增加農民收入，必須完善農業服務體系，幫助農民降成本、控風險”。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明確，“支持多種類型的新型農業服務主體開展代耕代種、聯耕聯種、土地托管等專業化規模化服務”，“實施農業社會化服務支撐工程，擴大政府購買農業公益性服務機制創新試點。加快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這些政策舉措的制定與落實，可謂切中肯綮，很好地促進了農業的分工深化和社會化服務發展，在家庭經營基礎上提升了農業規模經濟水平。然而盡管家庭經營條件下農業分工深化推進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并提升了農業生產規模經濟效益，但是農業分工社會化或農業生產服務市場化對農業規模經濟的促進影響，特別是在跨社區以市場為紐帶的農業社會化服務帶來農業經營模式變革的條件下，農業社會化服務規模經濟是如何促進農業生產規模經濟等問題，在理論上至今還沒有弄清楚其內在的聯系。深入探討“雙層經營”體制下農戶家庭經營模式變革和社會化服務之間如何實現有機結合和協調互動，進而推進農業生產規模經濟的形成和提升的問題，已然成為新時期農業經濟管理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1.1.2 研究問題 推進現代農業建設，是新時期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中國農業現代化建設和發展不能脫離具體的國情，這個國情就是必須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雙層經營”長期不變。從根本上來講，就是要回答在家庭經營基礎上能不能建設農業現代化的問題。對此，黨的十九大報告在提到建設現代農業時做出了回答并提出要求：“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這一要求，著眼于中國現實的國情農情和中國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規律，既是重大的理論創新，也是務實的實踐要求，對于推進農業農村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向意義。堅持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農戶經營為主體，在不斷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條件下推進農業的技術創新和制度變革，應是推進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重要選擇。 實踐表明，農業分工深化和社會化服務的發展，較好地解決了農戶家庭經營的小規模和分散性問題，從而促進了農業規模經濟的形成和實現。近年來，在農業分工深化尤其是農業生產環節外包乃至卷入農業產業鏈縱向分工社會化的基礎上，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逐漸推進，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原來以社區為紐帶的農業“雙層經營”已逐漸演變為以市場為紐帶的家庭經營與職業農民（或由他們組成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相結合的多元化雙層經營模式。很多專家把這種市場化、跨社區、多元化雙層經營體制稱為市場化經營模式。觀察和研究之后發現，這種以市場為紐帶鏈接的跨社區多元化市場化經營模式找到了農戶家庭經營和社會化服務之間的交集，將會有力地促進中國農業現代化建設進程。市場化經營模式不同于原來以社區為紐帶的農業經營模式，它使農民家庭經營突破了社區邊界，簡化了農業規模經濟形成和分享的條件，農民既能以社區內合作的方式分享內部規模經濟的好處，又能以購買多元化服務的方式分享外部規模經濟的好處（何秀榮，2009）。新模式蘊含著新啟示，引領了新方向，同時也提出了一系列亟待探知其規律的新問題。例如，如果市場化經營模式增進了農業規模經濟，那么其增進的機理是什么？或者說，市場化經營模式是如何解決原社區模式下農業生產規模不經濟問題？如果說市場化經營模式簡化了農業規模經濟形成和分享的條件，那么是專業化分工改變了農民家庭經營實現規模經濟的約束條件，實現生產（內部）規模經濟和農業產業（外部）規模經濟同步提高？還是促進了農戶與社會化服務主體交易中的互利互補，彌補了農民家庭經營規模效益的不足？那么農戶與各環節主體之間又是如何實現利益分享和交易均衡的？等等。本書選題就是基于農業分工深化和社會化服務發展可能改變農業規模經濟實現條件的基本假設，著重分析回答市場化經營模式是如何增進農業規模經濟并實現規模效益分享均衡的這一科學問題，旨在研究揭示市場化經營模式對增進農業規模經濟的作用機理，分析把握市場分工下農業產業或服務規模經濟和農業生產規模經濟互促關系及作用條件，探索認知農業多元經營主體分享規模效益的機制和條件等一般規律性問題。 1.2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義 1.2.1 研究目的 本書針對我國農業經營體制模式演進的發展趨勢，基于市場化經營模式有利于增進農業規模經濟的基本假設展開研究，旨在分析回答市場化經營模式是如何增進農業規模經濟并實現規模效益分享均衡的這一科學問題，具體目標：一是研究揭示市場化經營模式對增進農業規模經濟的影響作用；二是解析揭示市場化經營模式對農業規模經濟整體促進或放大的影響作用；三是探索認知農業多元經營主體通過交易促進和分享規模經濟效益的過程及條件。 1.2.2 研究意義 （1）理論價值。農業雙層經營體制模式的演變，沒有否定家庭經營這一基礎，而是演化出多元化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衍生出多層次的社會化服務，形成了多種形式的規模經營。農民家庭經營和多元化經營服務主體，它們經營規模大小不等，在農業產業鏈中位置不同，通過分工協作和市場交換均不同程度地實現了各自的利益需要，好像農戶家庭經營也沒有受到規模不經濟的困擾。為什么？這是一個很有理論價值的問題。回答了這個問題，可以深化對規模經濟理論的認識，探尋農業土地規模經營和服務規模經營之間的內在聯系，有利于把握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理論依據。另外，在家庭經營基礎上能不能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的問題，認識上多有分歧；對如何“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問題，也存在很多有待探索的空間。如果通過研究能夠找到分工改變農業規模經濟實現條件和機理的合理解釋，那么既可以深化對農業產業分工和協作關系的理論認知，也可為探尋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持。 （2）實踐意義。我國農業農村改革正在不斷深化，促進農戶家庭經營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結合，以及扶持發展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是新時期促進農業發展轉型升級和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舉措。然而各類農業經營主體在農業產業分工協作中的相互促進和利益分享等方面都還存在許多有待厘清的問題。本書研究成果可以為深入推進農業農村改革提供一些理論思考，也可以為政府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提供一定的決策支持，有利于推動更加理性的實踐操作。 1.3 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 1.3.1 研究內容 基于以上的研究目的，本書研究的主要內容大致有以下幾方面。 （1）農業經營制度模式市場化的演進邏輯。從歷史和邏輯的角度，通過理論分析和調查研究，探討我國農業經營制度逐漸從以社區為紐帶的雙層經營模式向以市場為紐帶的雙層經營模式演進的歷史軌跡或經驗證據，分析市場模式和社區模式的聯系與區別，解析我國農業經營模式演進的轉換軌跡和制度邏輯，探尋牽引其演進方向的主要力量和決定因素，說明農業經營體制市場化演進方向的必然性。 （2）市場化經營模式對農業生產規模經濟的促進作用。堅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基于農業規模經濟的形成或來源可能與新的市場化經營模式相關聯的假設，側重從農業生產縱向環節分工深化和多元主體市場交易協作的視角，探討市場鏈接的分工協作新模式對農業規模經濟的增進作用。擬通過調查收集相關數據，構建相應的計量模型，觀察農業生產過程或農業產業鏈相關環節的規模經濟差異性及其影響因素，實證分析市場化經營模式對農業規模經濟形成的影響及機理。 （3）市場化經營模式對農業產業規模經濟的綜合影響。從農業產業鏈縱向分工（或生產環節外包）的整體性去觀察，各經營主體均獲得適度的規模經營收益是分工交易可持續性的必要條件。因為各主體愿意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在數量上的均衡取決于各方利益的相對均衡。那么這條產業鏈上生產和服務等環節的規模經濟差異，是如何實現互補并提升規模收益的呢？因此，基于這一視角，擬通過調查分析和理論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