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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技術的賽跑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3233973
- 條形碼：9787543233973 ; 978-7-5432-3397-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教育和技術的賽跑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大眾美國在20世紀實現了令世人矚目的經濟增長，成為全球經濟霸主。與經濟持續增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貧富差距的大起大落。在20世紀前四分之三的時間里，美國的貧富差距持續縮小。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的經濟不平等重新爆發，直至21世紀初。今天美國的貧富差距，重新又回到與20世紀初持平的程度。是什么造成了美國經濟不平等在前后兩個時期迥然不同的走勢？
教育和技術的賽跑 內容簡介
這是今年美國經濟史學會前會長、哈佛勞動經濟學大家克勞迪婭·戈爾丁的一部力作。戈爾丁是今年的科睿唯安引文桂冠獎得主，與諾貝爾經濟學獎擦身而過。這本書英文原版2010年3月由哈佛社出版。計劃首印3 000冊。本書的研究是一個有里程碑意義的成果，兩位作者提出了一體化框架，用以解讀人力資本的需求和供給如何影響了20世紀美國勞動力市場的收入分配，并描繪了勞動力市場呈現出的主要趨勢。本書對美國教育水平和工資結構在20世紀的協同演化過程進行了嚴謹的歷史分析。作者認為，20世紀不僅是美國的世紀，同時也是人力資本的世紀。也就是說，美國的教育系統是其能成為世界上*富有的國家的根本原因。美國的教育系統一直要比多數歐洲國家更大眾化，它在19世紀普及小學教育的舉措成效顯著，到了1900年以后更是開始推廣中學教育。本書認為，技術變革、教育和貧富差距之間的關系好比一場競賽。在20世紀*初的80年中，受過教育的工人供給量的增長超過了對他們的需求，從而提高了大多數人的收入并縮小了貧富差距。然而，大約自1980年起，情況出現了逆轉。教育水平的增長速度開始放緩，與之相伴的是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兩位作者剖析了這一現象背后復雜的原因，并提出了改善方案。
教育和技術的賽跑 目錄
目錄
CONTENTS
主編的話
導言
▌弟一篇 經濟增長與分配
1 “人力資本世紀”
1.1 對世界各國的人力資本和收入的跨國比較
1.2“人力資本世紀”中的美國
1.3 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
1.4 本章小結：“人力資本世紀”結束時的美國
2 20世紀的不平等
2.1 20世紀末的焦慮
2.2 近年來美國經濟不平等的擴大
2.3 自1939年以來的工資不平等
2.4 20世紀40年代之前的不平等趨勢
2.5 教育回報
2.6 過去和現在對不平等的焦慮
2.7 本章小結：20世紀的兩個故事
3 技能偏向型技術變革
3.1 不平等與技術變革
3.2 技術變革和對技能的相對需求：1950年至今
3.3 技術變革和對技能的相對需求：1900—1950年
3.4 20世紀初的技能偏向型技術變革
3.5 1980年以后，技能偏向性是不是變得更大了？
3.6 技術—技能互補性的起源
3.7 本章小結：“重要的不只是技術，笨蛋”
▌第二篇 大眾教育的三次轉型
4 美國教育諸優點的起源
4.1 美國教育的優點
4.2 優點的起源：美利堅合眾國的弟一個百年
4.3 關于19世紀教育統計數據的一個附論
4.4 公立高中之根
4.5 本章小結：平等主義
5 高中普及運動的經濟基礎
5.1 美國教育的第二次轉型
5.2 不斷變化的工作職位，不斷變化的技能需求
5.3 20世紀早期的普通白領職業
5.4 20世紀早期的體力勞動職位
5.5 高中普及運動之前的教育回報
5.6 學院：公立高中的前身
5.7 強制的作用
5.8 本章小結：從經濟必要性到教育成果
6 美國是如何“從高中畢業”的
6.1 高中普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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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技術的賽跑 節選
▌9.5 美國怎樣才能贏得未來 在20世紀之初，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國青少年是高中畢業生。當時大學畢業生往往是社會上的精英群體，在經濟領域則是非競爭性群體。中學教育的回報非常大，而且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了。在19世紀末，教育的變革效應對所有父母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只要有條件，他們就會把子女送進學校讀書。到了20世紀初，隨著對受過教育的工人的需求的不斷提高，中學教育帶來的有利效果促使草根階層自發地努力建立起了大眾化、免費的公立高中。到了20世紀中葉，高中畢業文憑已經成為了一個通常的標準，唯一重要的例外是非洲裔美國青少年，他們往往沒有機會入讀高中。 隨著受過教育的工人數量的增加，多接受一年教育的工資溢價開始下降。多接受一年教育的經濟回報率，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觸及了歷史蕞低水平。不過，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教育工資溢價又開始回升。 現如今，高中教育的經濟回報仍然相當可觀，大學教育和更高層次教育的經濟回報，也處于歷史蕞高水平。但是，在20世紀、21世紀之交，美國青少年的受教育程度并沒有像100年前那樣，在強大的經濟激勵作用下迅速提高。 高中輟學者的經濟前景不可能很好，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既然如此，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美國青少年，在獲得高中畢業文憑之前就早早輟學了？既然努力獲得大學學位能帶來巨大的經濟回報，為什么美國青少年的大學畢業率，未能更加迅速地上升？目前的美國，高中畢業的教育水平仍然沒有完全普及，大學畢業率也仍然低于20世紀中期的高中畢業率。 似乎有兩個因素阻礙了許多美國青年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弟一個因素是，高中輟學的那些青少年沒有做好上大學的準備，此外還有許多人雖然獲得了高中畢業文憑，但是在學業能力上還達不到上大學的水平。第二個因素是，有些青少年雖然已經為上大學做好了準備，但是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經濟來源。 有一些人認為，那么多的青少年之所以無法做好上大學的準備，根本原因在于從幼兒園至12年級教育資源不足。根據這種觀點，美國許多州的教育資源的增長，并不能滿足許多學生學習能力不足的需要，也無法應對學校女教師的其他潛在就業機會所帶來的挑戰。研究表明，小班化教學、更高的教師工資和更多暑期學習機會，能夠有效地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在田納西州進行的一個大規模的隨機分配實驗——“生師成就比率”（StudentTeacher Achievement Ratio， STAR）項目——的結果，有力地表明：在低年級階段，小班化教育能夠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對來自貧困家庭和少數族裔的孩子來說，作用尤其大。 但是，那些對學校資源不足假說持批評態度的人，卻反駁說，近幾十年來，增加每個學生的平均教育支出和縮減平均班級規模的嘗試，既沒有提高學生的考試成績，也沒有提高整體教育水平。他們的觀點是，從幼兒園至12年級的教育，正面臨著一個“生產率”危機，而這個危機則與多個因素有關。近年來，州財政提供的教育經費，相對于地方財政不斷增加，再加上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實施的學校經費均等化計劃的影響，可問責性與教育資助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弱化了。此外，可以選拔和留住蕞有才華的教師的激勵措施，往往付之闕如，同時在許多大型學區，教育管理機構日益官僚化，嚴重缺乏靈活性，這種僵化有時還是由教師工會所帶來的。解決這種生產率危機的方法是，通過組織考試和推行畢業標準來加強可問責性，設計出能夠有效篩選出并留下優秀教師的方法，以及增加家長的選擇權。 在許多學生看來，美國從幼兒園至12年級（K12）的教育體系算不上至善至美；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要意識到，美國的學校是在讓特定類別的學生的希望落空。被教育體系拋在后面的，主要是在位于老城區的學校上學的少數族裔孩子，他們后來都變成了沒有做好上大學準備的青少年。美國教育體系原有的一個優點——對中小學區的依賴——可能是導致這種情況的罪魁禍首。在以往，美國的教育體系能夠通過居民對自己居住地的選擇，促進各教育機構之間的良性競爭。但是，這個系統可能并不適用于居住在老城區的貧困居民，因為他們沒有能力遷居到新的學區中去。如果能在不需要居民流動的情況下，擴大低收入家庭的教育選擇權（如增加可供選擇的公立學校，建立特許學校，發放教育消費券，等等），就可以極大地改善他們的處境，盡管關于這些政策有效性的現有證據，指向的結論并不清晰。 然而，對于來自弱勢家庭的孩子來說，接受更多學校教育可以帶來很高的經濟回報，以及教育是自己在勞動力市場上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徑，這兩點可能并不是那么顯而易見的（甚至可能是他們所不知曉的）。這些青少年身邊的成年人當中，沒有多少是曾經在勞動力市場上取得過成功的榜樣，而且他們的同齡人也經常對學業有成的優秀學生抱有莫名的敵意。為學校成績優異的學生提供直接經濟激勵的政策的實施，有助于打破那些想接受教育并愿意在學校里通過努力取得優異成績的孩子，所面臨的障礙。 但是，即便是這類針對學齡兒童的政策，對于來自那些問題家庭且早期學習環境不佳的孩子來說，可能也已經為時過晚了。美國民眾受教育程度增長緩慢的一個潛在原因是，自1970年以來，生活在貧困家庭和單親家庭的美國兒童的比例，大幅上升。如果不及早對這些兒童采取干預措施，學校將很難克服他們入學時其實完全沒有做好準備的問題。 育兒計劃，以及兒童早期健康和教育干預措施，很可能是與個人日后的人力資本投資互補的。這方面一個很好的例子是“贏在起跑線計劃”（Head Start，或譯“啟蒙計劃”），這是聯邦政府蕞大的學前教育計劃。現有的大量研究表明，針對低收入家庭的高素質兒童的早期教育項目的投資，都獲得了巨大的回報。 然而，即便我們能夠幫助青少年為上大學做好一切準備，也仍然存在著第二個障礙。有些青少年雖然做好了上大學的準備，但是家里太窮，無法負擔大學教育的相關費用，而且也可能難以獲得足夠的助學金或教育貸款。如果讓上大學變得更加容易，那么就可以提高學生對自己的學業期望，并鼓勵他們通過學習更難的課程來更好地為上大學做好準備。自1980年以來，公立和私立大學的學費一直在迅速地上升，其速度甚至已經超過了典型美國家庭的收入增長速度（見第7章圖7.10）。與此同時，美國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能夠獲得的助學金卻增長得不夠快。 接受大學教育的成本，對家庭收入低于中位數的青少年的大學入學率和畢業率，都有非常大的影響。自1980年以來，由于大學教育回報率居高不下，大學入學率大幅上升，但是即便是在學業成績和考試分數相似的學生當中，因父母收入、種族和族裔等因素所導致的大學入學率差異，也相當可觀。高等教育的高成本、信貸市場的限制，以及學生對債務的厭惡等因素結合在一起，不僅使得許多來自貧困家庭的青少年在高等教育中掉了隊，甚至還導致不少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落了伍。 人口統計特征，也影響著大學入學機會的變化。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嬰兒潮中出生的各同齡群到了上大學的年齡，巨大的人口基數對政府提供的高等教育資源造成了巨大壓力。適齡大學生人數的激增，降低了每個學生可以獲得的公共資金補助，同時還產生了讓公立大學和學院提高學費的壓力。攤到每個學生頭上的高等教育資源的減少，與進入大學、完成大學學業的學生人數的增加此處原文為“下降”，似有誤。——編者注密切相關。在許多州，盡管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同齡群的規模有所減少，但是由于面臨著同醫療保健、刑事司法等公共支出需求日益激烈的競爭，每個學生所能獲得的高等教育仍然相當有限。
教育和技術的賽跑 作者簡介
[美] 克勞迪婭·戈爾丁 | Claudia Goldin 哈佛大學 Henry Lee 講席經濟學教授，哈佛大學經濟系首位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性，重要的勞動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美國經濟學會前主席（2013—2014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經濟中的性別”研究小組聯合主任，1989—2017年曾任NBER“美國經濟發展”項目主任。研究涉及廣泛主題，包括女性勞動力、收入的性別差距、收入不平等、技術變革、教育、移民等。“因為對勞動經濟學的貢獻，特別是她對女性以及性別薪酬差距的分析”，獲得2020年科睿唯安引文桂冠獎。 [美] 勞倫斯·F.卡茨 | Lawrence F. Katz 哈佛大學 Elisabeth Allison 講席經濟學教授，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員，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曾任美國勞工部首席經濟學家（1993—1994年）。自1991年起擔任經濟學頂刊《經濟學季刊》（QJE）主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勞動經濟學會前會長，世界計量經濟學會會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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