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譚文叢--情迷現代主義 H# 相關資料

情迷現代主義

伍迪·艾論（Woody Allen）的近作《情迷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姍姍來遲，在世界各地上映半年后才到香港，等得我望眼欲穿。

早聽說此片的主題是懷舊——令主角在午夜進入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巴黎。問題是：對于二十一世紀年輕一代的觀眾究竟還有何意義？片中出現一個接一個的現代主義的作家和畫家，幾乎像走馬燈一樣，與瞠目結舌的男主角——顯然就是伍迪·艾論的化身——萍水相逢，但瞬間即失，場景接得太快了，非有心人可能不知道說的是什么典故。

這部影片表面上說的是懷舊，其實是在表現伍迪·艾論自己的文化品位。讀過他在《紐約客》雜志發表的大量幽默散文的人都記得，文中的伍迪·艾論不時進入經典名著之中，甚至和小說中的人物對話（例如有一篇散文，他就和小說中的“包法利夫人”高談闊論），這一個習慣也時而被人引入他自導自演的影片之中，譬如在《愛與死》（Love and Death，1975）中，就干脆把《戰爭與和平》的故事由自己以插科打諢的方式演出來，而《迷失決勝分》（Match Point，2005）則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并以這種方法向他心目中的大師致敬。

伍迪·艾論的確是個“另類”人物，他幾乎和當前好萊塢的大片潮流背道而馳，每年一部，拍出既幽默又有思想啟發性的“小品”型電影，這部《情迷午夜巴黎》也不例外，但文學性更濃，把我這一代吃現代文學奶水長大的人帶回到那個文字依然感人的時代。我們都把作家寫出來的“文本”（小說、詩歌），視為藝術精品，和繪畫、雕刻一樣，而巴黎就是我們心目中的首都，何況還有在巴黎咖啡店沉思的存在主義大師薩特——當年也是我們的偶像。

上世紀二十年代也是一個失落的年代，次大戰剛結束，歐洲的文化人頓時迷失了方向，更妙的是這種失落感卻由一群自愿流落在巴黎的美國文人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其首要人物（在當年還是一位初出茅廬的作家）就是海明威。看完此片后，我迫不及待地到坊間書店購得一本海明威的名著A Moveable Feast（中譯本名為《流動的饗宴》），一口氣讀完，趣味盎然，不禁勾起自己的一段回憶：也許這就是不少友人向我極力推薦此片的原因。

看過此片的有心觀眾當會記得，片中男主角在午夜巴黎搭上一部老爺車，遇到的個人物就是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和他的太太Zelda。我記得在大學時代讀的位美國現代作家就是菲茨杰拉德，后來才讀海明威的《老人與海》。菲氏夫婦是二十年代美國文壇的金童玉女，他們的生活方式：喝酒、跳舞、狂歡——也被后世人形容為美國東部都市文化的象征，文學史上稱之為The Roaring Twenties（“喧嚷的二十年代”），其真正的文化來源卻是巴黎。記得我在臺灣上大學的時代生活苦困，一眼讀到菲茨杰拉德的文字就覺得迷人之至，內容猶如天方夜譚，特別是他的短篇小說，英文不難，浪漫之至，有不少以巴黎為背景，后來有一兩部被搬上銀幕。

我猜菲茨杰拉德對活地的主要吸引力顯然在于小說中的爵士樂氣氛。在美國文化史上，二十年代是爵士樂鼎盛的時期，菲茨杰拉德的不少短篇皆收入他的一個集子，就叫作《爵士樂時代的故事》（Tales of Jazz Age），而他的長篇名著《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的女主角，就是Zelda的化身，她當然跳的是爵士舞“查爾斯登”。

這一段淵源在文學界盡人皆知。令我莞爾的是，片中菲茨杰拉德首次出現時的長相和穿著，竟然和海明威在《流動的饗宴》中所描寫的一模一樣，下面且讓我從中譯本引出兩小段：

那時的史考特還帶點孩子氣，面貌清秀，不過談不上英俊。他滿頭金色■發，高高額頭，目光熱情而友善。

他的衣著是布魯克斯兄弟公司出品，很合身，他穿一件按扣領的白襯衫，系上皇家禁衛軍領帶，我覺得我應該告訴他這領帶不妥……

可惜我看此片時沒有發覺他的領帶，海明威的文筆特色就是觀察入微，既忠實又感人。記得我曾試著模仿他的文體，故意用很多and來連句，當然畫虎不成反類犬！同班好友中對海氏作品研究深的還是王文興，后來他也成了臺灣文壇現代主義的領軍大師。

海明威在本片中只出現了三兩次，說了幾句話。伍迪·艾論避重就輕，把另外兩位經典人物也故意忽略了：艾略特（T.S.Eliot）一鏡帶過，喬伊斯（James Joyce）的名字被提起，卻沒有出現，當年出版他的巨著《尤利西斯》（現有兩種中譯本）的莎士比亞書店，在片中也只有一個鏡頭！六十年代末我初到巴黎旅游時還到過這家書店瞻仰，和片中的男主角一樣。記得當時帶的一本旅游指南就是海明威的《流動的饗宴》，但沒有細讀，連他和史考特等人時常聚會的酒吧“丁香園”也沒有去。當年海明威在此寫作、會友、飲酒，又在莎士比亞書店借來俄國文學名著的英譯，遍覽群籍，他當年無錢買書，書店老板Sylvia Beach愛才，竟然免費借給他看。現在哪有這種福氣？

可惜伍迪·艾論在此片中只字不提龐德（Ezra Pound），他更是一位愛才若渴、到處為作家張羅的人，沒有他，艾略特的《荒原》也不見得會變成現代詩的經典。為了視覺效果，活地當然不會放過這一群“失落”文人的女主人史坦茵（Gertrude Stein），海明威在書中一律用史坦茵小姐稱呼，以示尊重。片中的她也甚為熱情，但她的私生活中的女伴Alice Toklas卻被忽略了。《流動的饗宴》中提到一件不可告人的秘密：海明威在史坦茵家無意間聽到史小姐在哀聲請求：“別這樣，小妮子……”不知說的是誰？有待行家解謎。

史坦茵自己也是小說家，以文字創新著稱，但她更大的貢獻，是在家中接待了不少有才華的美國作家、法國文人和畫家。片中有一景：她和畢加索爭論，批評他的一幅超現實的畫，畢加索的造型惟妙惟肖，而且說的是一口法語，令人莞爾。畢氏也曾為史女士畫過一幅畫像。

從畢加索到超現實主義，伍迪·艾論點到另一位畫家達利（Dali）和他的兩個朋友，其中一位就是鼎鼎大名的西班牙導演布紐爾（Luis Bunuel），還不忘幽他一默，故意把他后來才拍的名片The Discreet Charm of the Bourgeoisie（1972）中的故事先講給他聽，令他如入五里霧中，又是一個“典故笑話”（in-joke）。

《情迷午夜巴黎》就是這一連串的文學典故交織而成的，主角不僅情迷巴黎（片初的數十個鏡頭令人想起另一部伍迪·艾論為自己鐘意的城市——紐約所拍的頌歌《曼哈頓》，1979），而且更情迷二十年代的現代主義。在這個“后現代”社會，還有多少青年情迷海明威，更遑論二十年代的現代主義。

憶也斯

也斯去世的消息，來得有點突然。編者于昨晚將近深夜時分打電話通知，要我寫篇悼文，我一口答應。今晨起身后，想動筆寫點隨感，一時卻不知從何說起。近幾個月，我和妻子倒是和也斯以及他的夫人時有聯絡。我們早知道他和肺癌搏斗已有三四年，但斗志不懈，中西藥并用，我老婆趁機教他從臺灣學來的“平甩功”，對老年人的身體保養大有助益，他也樂于從命。近他還送了我他的新書：《后殖民食物與愛情》的修訂版。一個多月前，他參加港大為他舉辦的《形象香港》新版的發行儀式，頭戴小帽，面色看來憔悴，但依然興高采烈。圣誕前后他還在電郵中說請我為他的新課代課的事，可見他自己對生命前程毫無放棄之意。

他的眾多友人以《也斯告別人間滋味》為題公布他的死訊，倒是十分切題，因為也斯一輩子眷戀今生今世的各種人生滋味，從未提到來世。這一種“世俗”味，也成了他作品的特色。香港是一個世俗味極濃的大都市（如今卻幾乎墮落到市儈的地步），但在也斯作品的世界中，卻是色、香、味俱全，也是吸引我從海外“回歸”香港（而不是臺灣）的理由之一。記得上世紀末在美國任教時，想讓學生從書本上接觸到一點香港，我選的篇香港短篇小說就是也斯的《超越與傳真機》，而且用的是英文譯本：Transcendence and the Fax Machine。讀來令人忍俊不禁，因為它呈現的是一個知識分子生活在物質文明猖獗的香港的一種無奈感，故事中的主角是個學者，寫了論文，想傳給國外的學者聯絡，不料傳真機傳回來的全是各種商業廣告！學生看完說這簡直是超現實主義的黑色幽默，原來卻是真的。直到今天，我每次手寫一篇文稿用傳真機傳給報紙編者，必會收到一張修補機器的廣告。后實在受不住了，只好自己學電腦打字。

我曾如有次公開說：我對于香港文化的認識的啟蒙老師就是也斯。帶我認識澳門的也是也斯。他的“教學”方法很簡單：食物和漫游。以前我每次訪港，他都帶我到各種小食鋪和餐館，中西都有，讓我體會到香港的真正“味道”。這也是他詩作的特色之一：例如《東西》和《帶一枚苦瓜旅行》中的“食事地志”；然后經由食物帶我觀看香港的舊屋、舊物和舊街。他的作品為這類舊事物罩上一層美的光環，讓意象式的文字直接喚起歷史的記憶。記得1989年有一次在新加坡開會，并擔任文學獎的評審。大家心情都非常郁悶，因為恰逢學潮，電視上傳來北京一片蕭條，我們為學生擔心，哪有心情想其他的事？幾位來自港臺兩地的作家，各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心中的不滿，有的慷慨激昂，有的唉聲嘆氣，唯有也斯依然保持冷靜。輪到我們這些評委上臺演說時，也斯讀了一首詩，記得主題是舊家具（《想像香港》中收有此詩），表面上和天安門毫無關系，但我聽后本能地覺得寓意深遠，它從側面顛覆了歷史的事件和“大敘述”，將今日納入舊時的記憶/遺忘的回旋吊詭之中，似乎在暗示：幾十年后還有誰會記得？在大潮流里沸騰的人，說不定事過境遷之后反而忘了，又被卷入另一波大潮流；唯有留戀“舊”家具、小東西的人才會保存歷史的記憶。至少這是我當時的本能解讀，可能是誤讀，不見得對。然而如今思之，何嘗不是如此？

也斯創作的另一個特點是他的“國際性”（cosmopolitanism），尤其是他的散文和小說，永遠是把香港本土置于一種心靈的國際版圖之中，敘述的方式就是游蕩和流浪。又好像把波德萊爾(Baudelaite)的“都市漫游者”(flaneur)化為香港人——也斯的自畫像。記得他寄給我一本書稿要我作序，書名《布拉格明信片》，我讀后深有同感，因為我也曾在歐洲浪游過，布拉格也是我心愛的城市，曾數度重游。我甚至還寫了一篇“唱和”的回信，調侃他的啤酒癖。哪一個詩人不嗜杯中物？食物和酒是分不開的。我認為也斯是所有香港作家中吃過的各種美食多，旅行勤、也有國際視野和多元文化敏感的人，甚至他的詩背后都有另一種的指涉和典故，語音雙關，所以適合翻譯。他的作品早已被譯成十多種外國文字。?譹?訛

我認為能代表也斯小說的就是近出版的《后殖民食物與愛情》，也是他以前作品總其成之作。所謂“后殖民”，在也斯的語匯中不是抽象理論（他常對我說：理論看多了就想回到創作），而是當今我們的處境——它的軸心依然是號稱“亞洲國際大都市”的香港。“食物”加上“愛情”的配料，呈現的是一種“浪漫之余”的無奈和反諷。然而也斯并沒有把小說淪為玩世不恭的“后現代”文字游戲，他的小說世界依然充滿了溫暖的人情味；他不像張愛玲，她筆下的香港是為上海人寫的；也斯卻是道地的香港人，無論他或他小說中的人物流浪到何處，也永遠回歸香港。

如今他已離開我們，告別人間滋味，浪跡天堂去了。值得他的眾多好友告慰的是：在他生前，大家不約而同已經肯定了他的成就，給予他多個文化界獎項，為他舉辦了多次討論會和慶祝活動。他已經進入香港文學史，不論你喜不喜歡他的作品，我們甚至可以斷言，也斯是自劉以鬯以后，對香港文學有貢獻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