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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醫療五百年:1500年以來的歐洲醫療社會史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2034677
- 條形碼：9787552034677 ; 978-7-5520-3467-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歐洲醫療五百年:1500年以來的歐洲醫療社會史 本書特色
綜合近40年來歐洲醫療社會史研究的豐富成果，探究醫療發展與社會變遷的深遠關系，展現復雜而豐富的歐洲醫療世界。 對醫學史感興趣的一般讀者以及醫療專業人員，可以透過本書看到歐洲這五百年來醫療發展與社會變遷的深遠關系；對想進一步探究西方醫學史的學生乃至醫學史的研究者而言，這本書提供了許多豐富的洞見、索引與學術資源。
歐洲醫療五百年:1500年以來的歐洲醫療社會史 內容簡介
疾病無所不在，這是近代以來的思想中常見的主題。隨著人們越發關注醫療，醫療社會史也逐漸成為史學研究的新潮流。但醫療的發展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線性過程，所謂的醫療社會史也并不是某幾個英雄人物或某幾項技術革新的光榮記錄。這五百年來，歐洲醫療深受權力關系的微妙變化以及商業考慮等因素的影響，呈現出曲折多變的態勢。 健康護理的發展肇始于宗教所提供的醫療服務？ 女性醫者主動退出生產領域并邀請男性醫者介入？ 病人的話語權甚至能決定自己所采用的治療方式？ 以隔離的方式應對瘟疫卻遭到了商業因素的干擾？ …… 任教于英國卡迪夫大學的基爾·沃丁頓教授作為醫療社會史研究領域的杰出學者之一，在本書中達成了一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那就是綜合了近40年來有關歐洲16—20世紀醫療社會史研究的豐富成果，寫成了一部精彩可讀的介紹性著作。同時，沃丁頓教授勇于提出自己的觀點與判斷，全面運用史料和客觀分析，探究醫療發展與社會變遷的深遠關系，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復雜而豐富的歐洲醫療世界。
歐洲醫療五百年:1500年以來的歐洲醫療社會史 目錄
目 錄
譯序
致謝
序言
**章 理解醫療社會史： 史學回顧
醫學敘述
醫療社會史
福柯、論述與權力
醫療與市場
病人的視角
建構醫學與疾病
主導的敘事／論述
醫療社會史的終結
第二章 疾病、身體不適與社會
流行病： 1600—1900
日常生活的身體不適
死亡率和罹病率的轉型： 1870—2000
新興疾病： 20世紀
解釋身體不適
文化的意義與隱喻
對健康的態度
身體不適與性別
結論
第三章 醫療與宗教
近代早期歐洲的神學與醫療
宗教改革與后宗教改革的醫療
啟蒙的挑戰： 1700—1800
世俗化的醫療： 1800—1900
宗教與健康護理
結論
第四章 女性、健康與醫療
界定女人
醫學與性經驗
規范女性性經驗
懷孕與生產
第五章 自助醫療與醫療市場
民間醫療與自助醫療
郎中、走方醫與商業醫療： 1500—1800
1800年之后的商業醫療
走方醫、商業醫療和醫學知識
第六章 解剖與醫學
解剖學與意義的追尋
維薩里的解剖學
17世紀的解剖學與觀察
啟蒙時期的解剖學： 1700—1789
巴黎醫學時代的解剖學： 1789—1830
巴黎之外的解剖學
結論
第七章 外科
理解創新與實踐
地位和培訓
外科醫生的技藝： 1500—1700
“劇痛的年代”？18世紀的外科
造就現代外科： 1800—1900
外科革命： 麻醉與抗菌法
19世紀的外科
外科的“黃金時代”？
外科與科技： 1945—2000
結論
第八章 醫院
宗教與社會機構： 1500—1700
私人非營利醫院： 1700—1800
醫院的成長： 1800—1945
專門化
醫療化
醫生與醫院
醫院和病人
結論
第九章 醫療人員與專業化
專業化的模式
近代早期的專業
性別與醫療活動： 女性與近代早期的醫學
國家、權力與權威： 1700—1800
知識、權力與醫院
競爭與規范
統一的專業
醫學中的女性： 1800—1950
信任醫生： 地位與權威
第十章 科學與醫學實踐
科學與醫學
科學與地位
實驗室革命
生物醫學科學與研究： 1945—2000
結論
第十一章 護理
護理、宗教與慈善： 1500—1800
重新定位弗洛倫斯·南丁格爾
姐妹會與護理改革： 1800—1850
護理專業化： 1850—1914
護理改革的極限： 1850—1914
20世紀的護理： 1900—1939
20世紀的護理： 1945—2000
結論
第十二章 公共衛生
瘟疫與近代早期國家
醫學警察和公共衛生： 1600—1800
維多利亞時代的公共衛生改革： 英國的案例
公共衛生的專業化
衡量進步： 1850—1914
細菌學與公共衛生： 1880—1914
退化與優生學
重新界定公共衛生： 1919—2000
第十三章 健康護理與國家
國家、醫療與福利： 1600—1870
健康與國家： 1870—1914
國家醫學： 1914—1939
納粹福利： 1933—1945
醫學與福利主義： 1939—2000
結論
第十四章 醫療與帝國
種族與醫學
帝國與疾病
殖民醫學
熱帶醫學
西方醫學與發展中的世界
結論
第十五章 醫療與戰爭
戰爭的危險
戰爭與醫學
戰士們的醫療護理
戰爭和精神醫學
平民的健康： **次世界大戰的例子
戰爭與平民的健康護理： 20世紀
結論
第十六章 精神病院的興起
大禁閉
精神病院的護理： 1850—1914
社會精神醫學與精神衛生： 1918—1939
身體治療： 1918—1945
精神藥理學革命
結論
后記
展開全部
歐洲醫療五百年:1500年以來的歐洲醫療社會史 節選
第二章 疾病、身體不適與社會 流行病：1600—1900 近代早期歐洲為疫病所困擾。即便流行病的長期影響不如一般所認為的那么戲劇性，但它的短期沖擊仍可重創社區并造成恐慌。流行病頻繁且難以預測。雖然大多數的流行病會在幾個月內結束，但直到18世紀20年代之前，許多社區幾乎每年都會爆發疫病。流行病有時會在一個地方殺死上百人，鄰近城鎮卻安然無恙；而有時又會橫掃整個國家，殺死數以千計的人。流行病不只是自然現象，也是社會經濟、文化與政治事件，要了解歐洲在19世紀之前的死亡率，以及社區對疾病的響應方式，必須明白這一點（參見第十二章）。 因此，主導當時敘述并吸引了歷史學者想象力的是流行病，而非近代早期人們日常罹患的疾病。理由也很明白： 歷史學者使用的是死亡報告書和當時人們的敘述，流行病在這些材料里留下了大量證據。流行病是個戲劇性的事件，因此它揭露了人們對疾病的態度以及社區中的緊張關系。各種流行病當中，瘟疫（plague）會帶來*大的反響。口頭的回憶敘述和文字記載，乃至出版的專著，使得即便是在疫情之間的空白時期，人們對瘟疫仍記憶猶新。這些文獻對這種性質可怕的疾病加以梳理，并提出（有時互相矛盾的）行動計劃。歷史學者利用這些記載，重現瘟疫對近代早期歐洲的社會、人口與文化造成的沖擊。 14世紀中葉出現慘痛的黑死病大流行，殺死了大約1/3到2/3的歐洲人口。此后瘟疫就變成了一種難以擺脫的流行病，但16世紀出現了一個新的、毒性強的菌株，在此同時也出現其他新的疾病，其中*重要的是傷寒與天花；這段期間歐洲日益都市化，人類和感染瘟疫的老鼠接觸更加密切。到了17世紀，瘟疫肆虐北意大利、西班牙南部與東部、法國、荷蘭與英格蘭。不同國家的疫情嚴重程度不一： 在1500年到1770年之間，英格蘭與意大利通常幾十年才流行一次，但是在法國瘟疫一直是區域與地方規模的。 即便不同區域之間的模式有所差異，瘟疫仍是歐洲經歷過的*恐怖的疾病。瘟疫的癥狀變化多端而難以斷定，即便*有經驗的醫生亦然。根據當時的記載，瘟疫以一種快速而戲劇性的方式襲擊身體，讓人死得又快又恐怖。這種死法完全抵觸當時“善終”的觀念。雖然很難計算死于瘟疫與罹患瘟疫的確切人數，但大約有60%—90%的受感染者會死亡。據估計，法國在1600年到1670年之間，就有200萬—250萬人因感染瘟疫而死，因此，這段期間大多數人都有親人、朋友或鄰居死于此病。全國死亡率高達40%，某些地方的死亡率更高。例如西班牙北部的桑坦德（Santander），至少75%的人口死于1596—1597年的瘟疫；在1628年至1630年間，里昂（Lyon）的7萬人口中至少有一半因瘟疫流行而死亡。有錢人的狀況比窮人好，至少他們可以依循“早點逃、走遠點、晚點回來”的口號。留在疫區的人當中，死亡率也有所不同： 例如，面包師或屠夫這類從事會吸引老鼠的工作的人，死亡率明顯較高。在個人層面上，人們必須平衡他們對親屬和工作的責任與自保的需求。但是，疫情集中于窮人區往往會造成貧富對立，某些對疫情的解釋還會將疾病傳播的責任歸咎于特定族群，例如猶太人或移民和旅人。因此瘟疫不只是個生物實體。當瘟疫來臨時，整個都市生活的步調都改變了。貿易受到影響，商店和教堂關閉，工作也經常中斷。 17世紀中葉之后，西歐出現瘟疫的頻率降低，但不同地區的改善程度不一。雖然瘟疫自從在1665—1666年流行于倫敦之后，便在英格蘭消失，意大利大多數地區早在10年前就免于瘟疫之害，但在其他地區，瘟疫則徘徊不去： 法國在1720年發生*后一次瘟疫大流行，俄國是在18世紀70年代，而巴爾干半島則是在19世紀40年代。瘟疫減弱的原因不詳。氣候變遷、營養改善、個人衛生與居家環境的改良，以及免疫力的增加，都是可能的解釋。其中一個流行的理論將瘟疫的消失歸因于適應力比較強的棕色溝鼠（Rattus norvegicus）取代了住家中的黑鼠（Rattus rattus）。此一理論的支持者認為，棕鼠的棲息地離人較遠，因此帶菌的跳蚤比較不會將疾病傳染給人類。上述所有解釋都有其問題。例如，很少有證據支持歐洲人的營養狀況在17世紀有所改善。住家等環境的改良進展也相當緩慢。棕鼠擴張的時間和瘟疫消失的時間并不吻合： 相關記載顯示，棕鼠是在瘟疫減弱之后，才在巴黎與西班牙出現的。*近的研究則強調公共衛生措施對遏制瘟疫傳播的重要性（參見第十二章）。 瘟疫在西歐的消失并非故事的全部。瘟疫的形象及其影響持續存活在文學作品中，特別是法國文學，比如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著名的小說《鼠疫》（La Peste， 1947）。雖然20世紀歐洲仍有零星的瘟疫個案（例如，為避免引起恐慌，巴黎在1920—1921年出現的案例被通報為“第九號疾病”），但流行病學的焦點轉移到了東方。1894—1929年間，香港出現了24000名以上感染腺鼠疫的病例（bubonic plague）。印度的疫情更為嚴重，1896年疫情爆發于孟買，接下來的20年間，印度至少有1200萬人死于鼠疫，光是孟買一城死于瘟疫的人數到1910年就累積達172511人。如此重大的傷亡所帶來的社會經濟沖擊，足堪與近代早期的經歷相提并論。到了20世紀30年代，瘟疫退縮到少數感染區，但是21世紀仍有案例傳出，*近的案例是于2009年發生在利比亞的。 以瘟疫為焦點將會忽略近代早期歐洲其他慣常發生的流行病。雖然史料相當稀少，但我們知道16世紀到17世紀的歐洲出現了一些新的流行疾病，像是“英國發汗病”（English sweats）、“法國瘡”（the French pox， morbus gallicus）、傷寒與類傷寒；此外，有些既有的疾病，像瘧疾、流感和痢疾同樣爆發過。盡管麻瘋病在16世紀戲劇性地減少了，但是天花在人口統計學上的重要性更高了。某些國家死于天花者占總死亡人數的15%—20%。在16—18世紀之間，結核病感染以戲劇性的速度增加；16世紀還出現了特別惡性的梅毒。其他的疾病，比如腹瀉與麻疹等是風土病，且周期性地流行。熱病的流行相當普遍： 1700—1900年之間，歐洲至少出現了16次流感大流行。如同瘟疫一般，這些流行病帶來了深遠且極具破壞性的后果，影響所及不只是死亡率，還包括社會、政治與經濟生活。流行病可以造成個別城市的人口大規模地減少，而城鎮要從沒落中復蘇常要經歷非常緩慢的過程。在疾病流行期間，既有的社會不平等更加惡化，有時會導致暴動，或是對特定社會群體或族群的攻擊。貿易與經濟同樣受到損害，其所導致的動蕩常更勝于流行病造成的死亡所帶來的混亂。 社會經濟、政治或文化事件都會影響疾病的流行，饑荒、經濟衰退或戰爭造成的社會動蕩則會導致傳染病流行程度升高；例如，15世紀晚期到16世紀初期就出現了這樣的狀況。人口遷徙到城鎮以及貿易的增加，創造了更多容易受到感染的人群并增加了感染的機會。由于都市基礎建設的發展有限，加上城內長期過度擁擠，許多城鎮難以應對。在這樣的情況下（至少在20世紀之前），都市生活與傳染病密不可分。在此同時，貿易網絡的強化加上城鎮之間人口遷徙的增加，使得疾病能夠在城鎮之間與國家之間更快速地傳播。殖民擴張與軍隊調動對此也有影響（參見第十四章）。此一傳播過程是雙向的，例如瘧疾與黃熱病在美洲與歐洲的傳播，以及被懷疑是從新世界傳到歐洲的瘡病（“pox”，可能是梅毒），都說明了這點。 到19世紀中期，流行性傳染病與風土傳染病具有了政治上和醫療上重要意義。生活與工作模式的改變及交通改善，抵消了改善都市環境的努力，交通改善更是創造出疾病在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新傳播路徑。在所有威脅19世紀歐洲的流行疾病當中，霍亂是*明顯也*為駭人的。“霍亂”一詞并不是新造的，更早的時候它就被用來指稱不特定的腸胃炎，但亞洲霍亂是一種嚴重且常會致命的腹瀉疾病，在19世紀20年代之前歐洲對它一無所知。在數波大流行中，它由印度沿著貿易路線傳播，**波大流行發生在19世紀20—30年代，第二波發生在1841年到1851年，第三波是1863年到1875年，第四波則是1881年到1896年。它在人口密集的地區造成的疫情*嚴重，對某些人而言，霍亂像是瘟疫的重返。霍亂似乎在執行快速無情的殺戮，罹病者的死亡率高達40%—60%。在尚無有效療法的情況下，霍亂帶來了強烈的心理沖擊，并且在個人層面與國家層面上激勵著人們要不顧一切地去阻止這種疾病（參見第十二章）。 流行病在19世紀與20世紀帶來的全球風險日益增加，*具代表性的例子是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其所導致的全球死亡人數超過四千萬人。造成這波流行的病毒株發病特別快速，而且不尋常的是年輕成人的病情特別嚴重。盡管**次世界大戰期間（1914—1918）流感的爆發并不罕見，但是它在1918年11月傳播到全世界，各國都難以招架。大流行到1919年4月結束。1918—1919年之間的狀況很適合流感的傳播： 戰爭帶來的匱乏，以及退伍軍人返鄉都是有利的傳播因素；戰后的混亂也意味著部分歐洲國家缺乏應對能力。即便這波大流行對人們的長期沖擊很小，但對心理上和生理上的沖擊卻相當大，此外1918—1919年的大流行也深遠地影響到日后對于流感大流行的應對。 要到20世紀早期，嚴重傳染病的風險才在北美與西歐顯著降低。稍后將會說明流行病的減少改變了疾病的模式，使得慢性疾病與退化性疾病成為健康不良與死亡更重要的原因。雖然19世紀公共衛生設施及疫苗等新藥物的發展，提供了減少疾病的方法，但流行病并沒有在歐洲消失。小兒麻痹的疫情在20世紀50年代造成恐慌；在這段期間流感也出現新的病毒株，1957年亞洲流感在全球導致超過兩百萬人死亡。到了20世紀晚期，新興疾病以及抗藥性菌株帶來了新的傳染病大流行的可能。
歐洲醫療五百年:1500年以來的歐洲醫療社會史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基爾·沃丁頓（Keir Waddington） 英國卡迪夫大學醫療社會史教授、歷史系主任。他寫了很多關于醫院、收容所、醫學教育和公共衛生等內容的著作，包括《慈善和倫敦醫院，1850—1898》（Charity and the London Hospitals,1850-1898, Boydell Press, 2000）、《圣巴塞洛繆醫院的醫學教育，1123—1995》（Medical Education at St Bartholomew's Hospital,1123-1995, Boydell Press, 2003）、《牛瘟：肉類、結核病和公共衛生，1850—1914》（The Bovine Scourge:Meat,Tuberculosis and Public Health,1850-1914 , Boydell Press, 2006）等。 譯者簡介 李尚仁 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科學史、科技史與醫學史中心博士。主要研究興趣是現代西方醫學史，尤其是英國熱帶醫學史與中國傳教醫療史。著有《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2012），譯有《歐洲醫療五百年》（2014）、《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201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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