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卍字會及其慈善事業研究 節選

緒論 大約2011年初，在天津檔案館，筆者發現了大量涉及世界紅卍字會天津分會、世界黃卍字會、世界藍卍字會、世界白卍字會、世界白十字慈善宏道會、無極道院的檔案資料。這些卍字會自1922年開始陸續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基本都在中國大陸停止活動。在翻閱檔案資料的過程中，筆者逐漸意識到，這些卍字會將救人、救己、救世與救心有機結合的慈善事業頗具典型性，如能將它們的慈善事業、運作機制、社會網絡、慈善思想闡發出來，不僅對深入理解民國歷史和社會，而且對當今民間慈善事業的健康開展，都應有一定的學術參考價值和實踐應用價值。 通過對這部分檔案資料的分析，筆者逐漸發現這些慈善團體具有較多相似之處： **，這些慈善團體多以“卍”名會，以紅、黃、藍諸色區分之，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可比性，可合稱為天津“卍”字會。天津白十字慈善宏道會、無極道院雖然沒有以“卍”字名會，但無論其信仰理念，還是慈善事業，和上述紅、黃、藍、白諸卍字會都具有相似性。 第二，天津“卍”字會的會員，多是舊官僚、退伍軍人、商紳，屬于當時社會中的較富裕階層。 第三，天津“卍”字會多以辦理慈善事業為旨志，并均將慈善事業分為臨時慈業和永久慈業兩種。它們的慈善事業雖有所不同，但均主要在傳統的范圍內，與中國紅十字會、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等現代性較為明顯、受西方影響較大的慈善團體相比，有很大區別。 第四，黃、藍、白諸卍字會的創立，均受到天津紅卍字會的深刻影響，或是創立者來自天津紅卍字會，或是人員來自天津紅卍字會，或兼而有之。 以此，可以將天津“卍”字會及其所從事的慈善事業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 一、研究動態 （一）世界紅卍字會史 早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學者末光高義便在《支那的秘密結社與慈善結社》一書中，專章論述了道院及紅卍字會，并且特別闡釋了道院與日本大本教的關系。但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學術界對世界紅卍字會的關注者寥寥。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世界紅卍字會的研究者們主要將注意力集中在該會的慈善事業方面（下文另述），對其創立、發展、分布、式微及思想研究尚顯不足。進入21世紀，相關成果逐步增多。2002年，陸仲偉對世界紅卍字會的創立、演變、組織活動、成員構成，以及與日本大本教往來的關系等問題都有討論。 2004年，孫江《近代中國的“亞洲主義”話語》 把世界紅卍字會的活動概括為一種實踐的亞洲主義，并深入探討了世界紅卍字會與日本相關宗教的關系，值得重視。2007年，濮文起《民國時期的世界紅卍字會》 是中國大陸學者較早對世界紅卍字會進行全面鉤稽之作。稍后，李光偉的三篇文章 ，對山東紅卍字會的文獻資料、世界紅卍字會的緣起與發展、衰亡原因進行了探索。李氏認為，道院組織發起人的文化認同與道慈救世理念，以及道院組織成員主體——商人的社會關系網絡與商業活動，是該組織萌生并迅速發展壯大的內在深層次原因。其碩士學位論文《道院 道德社 世界紅卍字會——新興宗教慈善組織的歷史考察（1916—1954）》 ，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學者對世界紅卍字會道院的基本活動進行的較完善的梳理。陳明華《扶乩的制度化與民國新興宗教的成長：以世界紅卍字會道院為例（1921—1932）》 一文，對扶乩這一世界紅卍字會道院運行的基本方式進行了探究。在其博士學位論文 中，陳氏將世界紅卍字會放到民國這一時代大背景之中，并和其他民間教派相聯系進行考察，顯示作者對世界紅卍字會相關的問題深入探討的學術自覺，較有新意。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將世界紅卍字會稱之為“救度團體”，并認為它繼承了三教合一運動中的普世主義使命以及自我道德改造的宗旨，和較早的教派整合團體一樣，與派系傳統、民間神祇以及包括占卜、扶乩在內的靈媒活動保持聯系，在宇宙觀和社會整合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對筆者有所啟發。 2011年10月29—31日，由山東大學主辦，濟南市社會科學院、山東師范大學城市研究中心、香港道慈基金會協辦的“近代民間組織與社會救濟”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濟南五峰山召開。會議提交的論文中，中國學者梁家貴與張雁南 、劉平 、游子安 ，日本紅卍字會的黑川正備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蔡俊亨（Jun Hyung Chae） 、韓國慶南大學俞長根 ，均以世界紅卍字會作為研究對象，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學術界對世界紅卍字會的認識，推動了相關研究的開展。 2013年以來，學術界又涌現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如孫江研究了紅卍字會在偽滿洲國統治區域的生存境遇，展示了該會由“不論政治，不涉黨派”的慈善團體，到放棄政治中立的立場，成為偽滿統治附庸的過程。 孫江通過比較研究中國、日本政府對待世界紅卍字會和大本教的態度，以及它們自身的主張與境遇，指出安置宗教問題是中日兩國在建設近代國家時碰到的共同難題。 沿著孫江的思路，安特利亞 揚庫相信，世界紅卍字會道院是中國民族主義對國際人道主義組織的一種反應。 高鵬程從起源、組織、會員、運作機制、社會救助事業與政治關系等方面對世界紅卍字會和紅十字會這兩個民國時期影響重大的慈善團體進行了比較研究。 王林認為世界紅卍字會為了獲得合法性，只能與南京國民政府的監督體制相妥協，以求獲得各級黨部的許可，進而在主管機關立案或備案。 陳明華則強調，世界紅卍字會通過慈善救濟這一平臺爭取軍政官員的支持，并將自身與國民政府的救濟體系相捆綁，完成“慈善機構化”。 劉泳斯梳理了吳清源與世界紅卍字會的關系。 高鵬程、劉平通過對抗戰時期淪陷區的紅卍字會的研究，豐富了人們對抗戰時期中國社會的整體認識。 汪旻從世界紅卍字會旅順分會舊址上的兩通碑文著手，梳理了世界紅卍字會旅順分會的歷史。 文星豪通過對1936年4月崇明發生的紅卍字會懸掛紅太陽旗事件的分析，認為南京國民政府對于具有慈善性質的會道門，即使承認其合法性，也始終對其心存戒備。 陳召正認為，成立于1914年的中華黃卍字會，受到了中國紅十字會的直接影響，而世界紅卍字會受到了中華黃卍字會的影響。 （二）世界紅卍字會慈善事業研究 學者們*早對世界紅卍字會的研究，是從慈善事業開始的。較早注意到世界紅卍字會慈善事業的是我國臺灣學者宋光宇。1997年，宋氏發表《民國初年中國宗教團體的社會慈善事業——以世界紅卍字會為例》 ，對世界紅卍字會的慈善事業進行了概述。其后，他又發表《紳、商人與慈善——民國初年一個慈善性宗教團體“世界紅卍字會”》 ，認為該會慈善事業的領導是士紳和商人階層。2002年的《慈善與功德——以世界紅卍字會的贛賑工作為例》 ，對世界紅卍字會在江西的賑濟事業進行了討論。他還將世界紅卍字會的慈善事業，放到中國與世界宗教互動的高度，從普濟、普度和普覺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頗顯功力。 相比港臺學者的研究，中國大陸雖起步略晚，但已呈后來居上之勢。20世紀末，邵雍對世界紅卍字會的慈善事業已有涉及。 2000年，張根福對抗戰初期世界紅卍字會在浙江的難民救濟活動進行了初步探討。 2005年，趙寶愛別出心裁地討論了作為世界紅卍字會附屬組織的山東女道德社的慈善活動。 同年，方競、蔡傳斌對世界紅卍字會的慈善事業進行了綜合性梳理，雖然較為粗疏，在中國大陸卻尚屬首次。 孫語圣研究了世界紅卍字會中華總會與社會救濟的關系。 自2007年開始，李光偉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對山東世界紅卍字會，特別是對煙臺、牟平分會的慈善事業進行了研究。 侯亞偉主要利用天津檔案館所藏檔案，考察了天津紅卍字會以救人、救己、救世為特點的慈善事業 ，對天津紅卍字會所開辦的學校及其運轉機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考察了天津紅卍字會慈善事業的善款、善物來源問題。 梁家貴通過對民國時期世界紅卍字會的研究，認為這一時期的民間組織很少出現任意揮霍甚至貪污善款的事件，與其重視對成員的教化、具有強有力的管理監督機制和精干的機構設置，并與政治保持一定距離等因素有關。 方乾坤關注了世界紅卍字會在1931年水災中對皖蘇等省的賑濟活動及其特點、成效與不足。 高鵬程的《紅卍字會及其社會救助事業研究（1922—1949）》是中國大陸*早出版的一部研究世界紅卍字會慈善事業的專著。 該書大量利用了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和上海檔案館的檔案，對世界紅卍字會社會救助事業進行分門別類的考察。遺憾的是，該研究所利用的資料仍然有限，特別是對山東、天津、北京等世界紅卍字會重點活動區域的檔案資料尚未充分挖掘，對道院與世界紅卍字會之間的互動以及紅、黃、藍諸卍字會之間的分化組合的關注亦顯不足。近年來，高鵬程又對世界紅卍字會的醫療衛生活動、北泉慈幼院的難童教養進行了研究。例如，他通過對世界紅卍字會醫療衛生活動的梳理，認為世界紅卍字會的醫療慈善受到了來華基督教差會的影響，證明了該會是民國現代醫療衛生體系的構建主體之一，反映了該會對外來思想觀念折中但并不保守的態度，頗有啟發意義。 2011年10月29—31日的濟南學術研討會上，除一些對世界紅卍字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