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的哲學詮釋研究 節選

　　朱熹、王陽明是宋明理學發展的*重要的代表，如果說朱熹是宋代理學發展的中心的話，那么，王陽明則無疑就是明代理學發展的中心。王陽明雖不像朱熹有《論語集注》那樣專門注釋《論語》的著述，然王陽明在其《傳習錄》等著作中也多有對《論語》中的思想話語進行解讀和注釋的內容。正如有論者指出：“王陽明的心學《論語》學與前人的《論語》學有所不同，其*大的不同在于他沒有一個專門的《論語》注本，也就是沒有文本基礎。不重文本事實上是由心學家注重反省內求的求圣方法決定的。”雖然如此，從王陽明的《傳習錄》等著作中所涉及的《論語》解讀和詮釋的內容來看，我們亦可窺見王陽明《論語》詮釋不同于朱熹《論語>詮釋的心學（良知學）化特色。王陽明的《論語》詮釋，是其在揚棄朱學、反思朱學、批判朱學的時代“先見”和以“心理為一”“心外無理”為核心的心學觀念“先見”下對《論語》文本做出的創造性理解。這種在以良知、天理、本心的本體論（和合工夫論）思想為核心的心學（良知學）觀念“先見”下對《論語》文本的創造性理解，充分反映了王陽明《論語》詮釋“六經注我”的哲學化詮釋的學術特色。同時，王陽明在良知、天理、本心的本體論（和合工夫論）觀念下對《論語》文本的思想解讀，也十分明顯地反映了其《論語》詮釋的本體詮釋意蘊。　　一、揚棄朱學——王陽明《論語》詮釋的明代“先見”　　眾所周知，王陽明心學立場的確立經歷了一個“由朱轉陸”的過程，所謂“由朱轉陸”就是指王陽明思想學術發展從服膺朱學、推崇朱學向懷疑朱學、反思朱學、批判朱學轉變，*終確立心學（良知學）基本立場的具體過程。也就是說，王陽明遙接象山的心學之思是由朱學轉出的，它是王陽明結合自己的生命體驗，揚棄朱熹“格物”之說而實現的思想創造。正如錢穆所指出的，朱熹“為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正反兩面所共同集向之中心……然諍朱攻朱，其說亦全從朱子學說中來”。劉述先也認為，王陽明“其理論之規模卻仍需要借朱子之對反而益顯。在此義下，也可謂朱學為王學之一重要淵源”。就宋明理學發展的內在脈絡而言，可以說，揚棄朱學，反思其“格物”之說，構成了王陽明心學的主要問題意識和時代關懷。王陽明的心學（良知學）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帶著揚棄朱學的明代“先見”創造性地詮釋《論語》《大學》《孟子》《中庸》等儒家經典而提出并確立的。就《論語》詮釋而言，王陽明的《論語》詮釋是其在揚棄朱學的時代“先見”下對《論語》文本做出的創造性理解。　　王陽明生活的明代是朱學大盛的時代。明初以來，朱子學被奉為官學，朱熹所著《四書章句集注》成了科考的主要依據和內容。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朱子學一度成為明代的“顯學”，由此出現了明初“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基本文化格局。生活于明代中葉的王陽明在經歷了泛濫詞章的學問追求和思想探索后，終于回歸圣學，服膺儒家的朱子之學。黃宗羲《明儒學案》中記述：“先生之學，始泛濫于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王陽明“遍讀考亭之書”，表明了當時的王陽明對朱熹學說的虔誠服膺。對此，他在《答羅整庵少宰書》中也真誠地說過：“平生于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他不僅完全服膺朱子之學說，對朱熹之人格、氣度也十分推崇，“總之在以朱子為模范”。正是出于對朱子學的真誠服膺，王陽明不僅“遍讀考亭之書”，還在自己的生命生活中去體驗和“實踐”朱子的“格物”“窮理”之說。　　可惜的是，當王陽明在自己的生命生活中去“實踐”朱子的“格物”“窮理”的工夫時，他常常感受到的是這種工夫論主張的“無效”，由此，他對朱學開始產生了懷疑，并進而反思朱學之病弊，從而*終轉向了心學之思。對此，正如劉宗賢先生所指出的：“王陽明心學的形成*初是以對朱熹‘格物’方法的體驗和批判為出發點的。他在運用朱熹的‘格物致知’方法進行道德修養時，不止一次地發現這種方法所造成的，心理為二，的矛盾。”　　王陽明在自己的生命生活中去“實踐”朱子的“格物”“窮理”之說，*為人所熟悉的例證當然是其去“格竹”一事。關于“格物”，朱熹說過：“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為此，王陽明特去“格竹”以“驗證”朱熹的這種說法。然而，“格竹”七天七夜的結果是不僅未能得其“理”，反而致昏厥大病，要達到朱熹說的那種“豁然貫通”的境界就更是妄談了。由此，“格竹”的失敗使王陽明對朱子的“格物”“窮理”之說產生了懷疑，使其認識到，在自家的生命之外去求“理”，并不會像朱熹所說的那樣真能“格”到“理”，更不會有那種什么“豁然貫通”的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