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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編譯所譯叢長和平(冷戰史考察)/東方編譯所譯叢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55503
- 條形碼：9787208155503 ; 978-7-208-15550-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東方編譯所譯叢長和平(冷戰史考察)/東方編譯所譯叢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為什么沒有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為什么面對如此多的挑釁， 大國和平可以成功存在這么多年？ 如今我們能做些什么， 以確保這一情形永存？ 冷戰史學家泰斗加迪斯， 以其對美蘇關系的獨特洞見， 為我們奉上一部完整的冷戰史。
東方編譯所譯叢長和平(冷戰史考察)/東方編譯所譯叢 內容簡介
盡管《長和平(冷戰史考察)》距搶先發售出版已有30多年，但它仍為我們提供了觀察冷戰發展的多方面視角。首先，作者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全面展現了冷戰時期出現的新的體系性穩定要素，包括不干涉內政原則，不錯大國如何避免發生直接沖突，對敵我陣營的內部分化的研判和利用，容忍相對安全等。其次，《長和平：冷戰史考察》在指出重要的體系性穩定因素的同時，也避免了對歷史的簡單化處理，展示了歷史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很后，通過反思美蘇關系的遺產及冷戰時期“長和平”的各種機理，加迪斯事實上指出了當今美國外交失敗的核心原因，即一方面放棄了先前長期堅持的“不干涉內政”原則（當今美國推行民主輸出）；另一方面放棄了冷戰時期得到良好貫徹的容忍相對安全的原則（當今美國追求保證安全）。
東方編譯所譯叢長和平(冷戰史考察)/東方編譯所譯叢 目錄
序言／Ⅰ
**章 歷史遺產：冷戰前的俄美關系／1
第二章 獲勝后的不安全感：美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蘇聯威脅觀／21
第三章 勢力范圍：美國與歐洲，1945—1949／59
第四章 劃分邊界：東亞的“環形防線”戰略，1947—1951／93
第五章 自我懾止的源起：美國與不使用核武器，1945—1958／140
第六章 分化對手：美國與國際共產主義，1945—1958／197
第七章 學習忍受透明度：偵察衛星機制的出現／262
第八章 長和平：戰后國際體系的穩定因素／288
參考文獻／332
**章 歷史遺產：冷戰前的俄美關系／1
第二章 獲勝后的不安全感：美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蘇聯威脅觀／21
第三章 勢力范圍：美國與歐洲，1945—1949／59
第四章 劃分邊界：東亞的“環形防線”戰略，1947—1951／93
第五章 自我懾止的源起：美國與不使用核武器，1945—1958／140
第六章 分化對手：美國與國際共產主義，1945—1958／197
第七章 學習忍受透明度：偵察衛星機制的出現／262
第八章 長和平：戰后國際體系的穩定因素／288
參考文獻／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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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編譯所譯叢長和平(冷戰史考察)/東方編譯所譯叢 節選
第八章 長和平：戰后國際體系的穩定因素 我要用一個故事來作為本章的開篇。很久以前，發生了一場千百萬人被屠殺的戰爭。當歷經多年戰事后，一方*終勝出，戰爭結束了，每個人都說這應是歷史上的*后一次大戰。為實現那一目標，戰勝國派出了所有*具智慧的人士召開了一場盛大的和會。他們被賦予起草一份協議的重任。這份協議將被精心設計，使它對所有人來說都無疑是公正的，進而能消除作為人類現象之一的戰爭。不幸的是，那項協議僅僅持續了20年。 接下來又發生了一場千百萬人被屠殺的大戰。當歷經多年戰事后，一方*終勝出，戰爭結束了，每個人都說這必定會是歷史上的*后一次大戰。但是，令所有人恐懼的是，這場沖突中的勝利者們立刻陷入了內訌，結果始終沒有召開和會。幾年之內，每個主要的勝利者都開始把彼此而非以往的敵人視作他們生存的主要威脅；每方都謀求通過研制至少在理論上能結束地球上所有人生命的武器，來確保自己的生存。令人費解的是，這次的安排持續的時間居然比上次長一倍，而且直至故事結束時似乎也沒有顯示出很快將會瓦解的征兆。 當然，這只是個故事；一般說來，人們應該不會把故事太當真。然而，有時候故事比通常的解釋更能清楚地闡明現實，而上面的這個故事或許就是此類故事當中的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關系體系就是這樣一個案例：沒有經過任何人設計，甚或沒有人想到它能持續如此之久；這種體系并不是建立在道德和正義的原則之上，而是建立在獨斷地、明顯地人為劃分世界勢力范圍的基礎之上；它體現了近代歷史上除戰爭外*為激烈和*為持久的對抗。這一體系存續的時間比經過周密設計的**次世界大戰協議存續的時間長一倍，其持久性基本相當于梅特涅和俾斯麥的偉大的19世紀國際體系，而且與先前的體系不同的是，它在經歷了四十幾年的存在之后，還沒有顯示出要瓦解的明顯征兆。它足以而且應當引起人們的思考。 可以肯定的是，在人們回憶冷戰歷史之時，“和平”絕不是**個出現在腦海中的詞匯。畢竟，那段時間見證了世人所知的*大規模的軍備競賽，一系列久拖不決的、破壞性的有限戰爭，大量革命、族群暴力、宗教沖突和內戰，以及一些在人類經歷中*為深刻、*難以控制的意識形態競爭。而且，那些更為古老的災禍，如饑荒、疾病、貧困、不公正等，還遠沒有從地球上消失。人們可能會問，在這個道德和精神的荒漠，忍受世界各國在當中各行其是，并把它稱作“和平”，豈不是有點過分？ 這當然有點過分，但也正是要害所在。過去的40年里所有想象得到的理由都足以導致一場大戰——這些理由在任何其他時代都能給這樣的一場戰爭提供充分的理由，但值得討論的是，其實并沒有這樣一場戰爭；盡管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安排具有非正義性和完全人為的特點，但它到現在卻已經持續了幾十年。那可能不是值得慶賀的理由，但它至少是調查研究的基點：我們要試著理解在面對如此多的挑釁時，大國和平究竟如何成功地存在了如此長的時間，并思考我們能做些什么來確保那一情形永存。因為，畢竟我們有可能會使局面（比現在）更糟糕。 一 任何試圖理解為什么沒有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人，都會遇到一個問題，它與夏洛克·福爾摩斯和那條晚上不叫的狗的問題沒什么兩樣：人們如何解釋那些并沒有發生的事情？人們如何解釋美國與蘇聯之間的重大沖突——根據迄今為止所有的歷史經驗標準來看早應該發生——實際并未發生呢？這個問題與某些方法論上的困難有關，可以肯定地說：解釋發生過的事情總比解釋沒有發生的事情要容易。但在國際關系學者中存在著的一種奇怪的偏見強化了這一現象：如杰弗里·布萊尼（Geoffrey Blainey）曾評論的，“在討論戰爭原因的每一千頁的出版物中，可能只有不到一頁的篇幅是直接研究和平的原因”。即使是“和平研究”學科也存在著這一失衡現象：人們更多關注我們必須做些什么來避免大動亂，而不太關注“為什么鑒于原本可能導致戰爭的原因，戰爭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生”這個同樣有趣的問題。 如果有關戰爭原因的研究已對戰爭為什么發生這個問題得出了近于共識的結論，那么處理這個問題就相對容易了：我們可將那一分析應用于分析1945年后的時期，并考察一下這段時期的情況與這個結論有何不同。但是，事實上，這些研究并無多大助益。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統計學家甚至氣象學家在什么原因導致戰爭的問題上進行了多年的艱苦研究，而*近的一篇文獻綜述得出的結論是，“我們對戰爭的理解仍停留在初級水平。關于戰爭的原因還不存在廣泛接受的理論，對于用來揭示戰爭原因的方法論也基本沒有取得共識”。 對國際體系的比較研究也沒能把事情解釋得更加清楚。這里的困難是，我們的實際經驗僅局限于一種體系，即均勢體系的運作，不論這一體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以“多極”格局為特征的國際政治中進行運作，還是在此后以“兩極”格局為特征的國際政治中進行運作。其他替代性的體系仍只是理論家們頭腦中的抽象概念，對增進我們對現實世界中的戰爭如何發生或如何避免的理解幫助甚少。 但“體系理論”本身又是另外一回事：在這里，人們能夠找到思考自1945年以來國際關系本質的有用出發點。政治學家告訴我們，當滿足兩個條件時，一種“國際體系”就會存在：首先，體系內單元之間存在互動，這使得體系某些部分的變化也會引起其他部分的變化；其次，作為整體的體系的集體行為不同于構成體系的單元的預期和考慮重點。當然，要證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關系中的“相互聯系”并不困難：這段時期*顯著的一個特征是，大國往往傾向于假設，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很少有不以某種方式加強或損害其自身直接利益的。國家的集體行為也與它們各自的預期不一致：1945年的臨時安排在40年中基本保持完好這一事實，可能會令在德國和日本投降后那些激動人心的繁忙時日里匆忙拼湊起這一安排的政治家們感到驚訝，甚至很可能感到驚駭。 系統理論的一個尤為可貴的特點是，它提供了區分穩定的政治結構與不穩定的政治結構的標準。這有助于解釋緣何有的國際體系比別的國際體系更為持久的事實。卡爾·多伊奇(Karl Deutsch)和J.戴維·辛格(J. David Singer)將“穩定”界定為“體系能夠保持它所有的基本特征，避免任何一個國家支配該體系，保證大多數體系成員能繼續生存，防止大規模戰爭的發生”。多伊奇和辛格補充說，正是體系的特征使它有自我調控(selfregulation)的能力：它具備消除那些可能危及其生存的刺激因素的能力，就像是飛機上的自動駕駛儀或蒸汽機上的調節器那樣。“自我調控”的體系與他們所稱的“自我惡化”(selfaggravating)體系非常不同，后者指那些失控的狀況，如森林大火、吸毒成癮、通貨膨脹、核裂變，當然還包括全面戰爭在內——盡管學者們并沒有引證這個例子。反過來，當體系內的主要國家間就它們參與其中試圖維護的目標達成某種基本共識時，當體系的結構反映了在各成員之間的權力分布時，以及當成員之間存在一致的分歧解決程序時，自我調控機制*有可能發揮功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體系是否符合這些“穩定”的標準？當然，它*基本的特征——兩極——保持完好，世界上兩個*大的軍事強國之間以及與其*接近的競爭對手之間，就差距而言，與40年前相比并沒有什么實質性差別。與此同時，不論是蘇聯、美國還是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能力完全主導那一體系；1945年時體系內*活躍的國家在今天大部分仍然保持活躍狀態。當然，對于“穩定”*令人信服的論據是，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樣，表面看來，用一個“穩定”的國際體系概念來理解我們過去40年的經歷是站得住腳的。 但什么是自我調控機制呢？如何創造一種使機制得以運行的環境？與近代史上其他的穩定和不穩定的國際體系結構相比，那些機制及其運行的環境又有什么相似之處或不同之處？存在什么樣的條件會損害機制的運行，并使自我調控的體系轉變為自我惡化的體系？戰后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對這些問題尚未給予應有的重視。隨之而來的是對這些問題的一系列推測，鑒于目前的知識水平，我所能做的也只是推測，但是這些推測的重要性卻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我要強調一下，本章關注世界現在和以往的運作方式，并不是想對我們目前的困境進行開脫或加以證明。它也并不意味著排除了*終會向更好方向發展的可能性。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一個兼具穩定性和較大正義性，且與現有體系相比風險較小的國際體系，我們也應該繼續思考這些問題。但如果沒有戰爭——沒人希望有戰爭，那么國際關系的變化將會是漸次演進而非一蹴而就的。那意味著替代體系即便會發展出來，也很可能不會全盤否定現有體系，而更可能是從現有體系發展而來的變異體。所以，我們有理由去了解我們現有的體系，區分它的穩定性和不穩定性，并試著強化它的穩定性以使其成為我們能適時而幸運地做得更好的基礎。 ……
東方編譯所譯叢長和平(冷戰史考察)/東方編譯所譯叢 作者簡介
約翰·劉易斯·加迪斯，現為耶魯大學羅伯特·A. 拉韋特（Robert A. Lovett）講座教授，著名的冷戰史學家和大戰略研究家，曾被《紐約時報》稱作“冷戰史學家泰斗”，2005年獲美國“國家人文獎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出版了多部有關冷戰的系列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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