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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研究譯叢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典藏本)/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0176352
- 條形碼：9787300176352 ; 978-7-300-17635-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國外研究譯叢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典藏本)/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 本書特色
★如果說毛澤東主義沒有在中國創造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那么它確實造成了一個持久動蕩的革命形勢，為達到（或至少是追求）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目標提供了可能性。如果馬克思要改變世界而不是簡單地解釋世界的指令是衡量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標準的話，那么，與列寧主義者相比，毛澤東*后或許可以被判認是一個更好的馬克思主義者。 ——莫里斯·邁斯納
國外研究譯叢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典藏本)/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 內容簡介
作為一部研究政治思想的史前史,本書通過考察著作的實踐基礎及其政治背景，在活的有機體中解讀他早期的政治思想，認為以有效的革命行動為目標的理論與實踐的互動，是自身發展模式的基本特點及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本書還把作者與研究相關的兩篇重要論文也作為附錄收錄進來，從而有助于讀者從整體上把握其研究思路和學術脈絡。
國外研究譯叢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典藏本)/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 目錄
鳴謝
導言
**章 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的毛澤東
第二章 毛澤東、共產黨與國民革命（1923-1927）
第三章 農村革命（1927-1931）
第四章 治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1-1934）
第五章 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
附錄一 毛澤東思想中的理論與實踐
附錄二 毛澤東在何處誤入歧途：毛澤東“左”傾政治中的認識論與意識形態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后記
導言
**章 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的毛澤東
第二章 毛澤東、共產黨與國民革命（1923-1927）
第三章 農村革命（1927-1931）
第四章 治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1-1934）
第五章 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
附錄一 毛澤東思想中的理論與實踐
附錄二 毛澤東在何處誤入歧途：毛澤東“左”傾政治中的認識論與意識形態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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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研究譯叢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典藏本)/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 節選
《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典藏本）/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一旦變成了職業革命家，憑其自身的資格，毛澤東在政治上卻不再積極主動了。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巧合，因為離開湖南意味著既離開他教師的職業，也離開了他的各種政治關系。毛澤東從抵達上海開始，一直到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期間，都是在為中央委員會工作。中共三大于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由共產國際發起的、要求與國民黨建立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提議，是這次大會的主要議題。因此，毛澤東的主要任務是協調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策略。從統一戰線的提議被通過，一直到它在1924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一大上正式實施，其間的6個月時間里，毛澤東為《向導》撰寫了幾篇文章。這些文章在視野上有限，但它們表明了毛澤東新的政治角色與他的政治取向之間的相互關系。 在某些方面，毛澤東政治活動的這個新階段，與他在“五四”的各種希望破滅之后集中關注省內政治相類似。這基本上是從政治活動的一個較大范圍撤退到這樣一個框架內——在此框架中，一些當下的、實踐性的改造社會的工作能夠得以實施。這種在取向上由一個地域性單位到一個具有獻身精神的革命者團體的轉變，原因之一是毛澤東對人民的冷漠的不滿。毛澤東在一篇文章的開頭就對這樣一種情形表示沮喪——對一部犧牲了中國在一個戰略要塞（位于山東省東北角的威海衛）的主權的中英條約，竟然沒有公眾的抗議。另一篇文章對湖南軍閥趙恒惕冒充湖南憲法捍衛者的事件進行了帶有悲苦意味的諷刺，趙恒惕的這一行徑正是對湖南那些反應遲鈍的民眾的羞辱。當時的一位作者抱怨說，1923年民眾的精神比清王朝被推翻之前更為低落。黨內普遍認為需要一場群眾運動，以便革命的力量從中萌生，但這卻與人民的低覺悟和低組織度相矛盾。革命政黨將成為消除這種緊張關系的行動力量。 黨不是一個規模雖小，但仍可自足的社會自然單位。事實上，它是由這樣一些成員組成的團體，這些成員在改造社會的目標上是一致的。因此這個革命團體是一個根本上非自足的社會實體，它所以存在是為了影響一個更大的實體。只有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即當它的存在能夠有利于更大的實體時，它才擁有正當的自我利益。毛澤東在地方上有限的努力，只有在這樣一個同心圓的連續譜上才能得以正當化：首先是湖南，然后是中國，*后是世界。一個時間上的連續譜為黨的行動提供了意義的基本結構——為了在將來造成一種革命的形勢，現在能夠做什么？在這種由直接面向群眾的政治，到一個革命團體的間接面向群眾的政治的轉變背后，是一場長期的政治斗爭的假定。 作為革命的先驅者，黨必須在革命前的形勢中生存下來并利用這種形勢活動。為了達到它的政治目標的策略工具，是與其他政治利益組織合作來爭取可以共同獲益的特定目標，以及通過群眾組織和宣傳，對它自己的政治基礎進行部分動員。這兩種活動的特定領域，使黨日常的政治決定獲得了某種靈活性。既然作為革命的工具，那么黨就可以正當地尋求那些直接謀取它自身組織利益的政策。但深謀遠慮與機會主義之間的界限很容易變得模糊——因為肯定會有這樣的傾向：用“革命”黨的狹隘的團體利益，去替代作為政策的真正決定因素的革命目標。就毛澤東而言，以政黨為中心允許有相當大的政治靈活性，但這種靈活性從未與群眾革命的*終目標相沖突。 革命團體的政治活動也會集中關注意識形態的正確性。一種明確的意識形態是必要的，因為基本的政治行動不再是對自由的普遍吁求，而是為自由構筑前提條件的特定活動。黨的政治活動是工具性的行動，而不是自我正當的群眾自發性活動，它建立在關于社會動力的明確模式的基礎上，并通過這種模式在實現革命目標上的成功，來獲得自身的正當性。
國外研究譯叢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典藏本)/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 作者簡介
布蘭特利·沃馬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現為美國弗吉尼亞大學伍德羅·威爾遜政治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比較政府與國際關系（中國、越南）。他的主要著作有：《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中國政治》（第三版，合著）；編著有《歷史視角下的當代中國政治：傳媒與中國公眾》、《中國的選舉改革》，并且在多種學術期刊和論文集中發表了大量關于亞洲政治的研究。曾為富布萊特學者、伍德羅·威爾遜研究員和梅隆研究員，并獲得過多種研究基金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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