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在制度 贏在執行 節選

　　《勝在制度，贏在執行》：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儒家學說無疑占主導地位，其關于人的核心理念是“人性本善論”。由此出發，在涉及治國方略時，性善論認為，既然人性是善的，就沒有必要建立、健全各種法律制度，只要加強道德感化即可；只有在道德感化無法奏效的情況下，才輔之以法律，即所謂“德主刑輔”。這樣，法律就成了道德的附庸。在權力與法律的關系問題上，性善論支持權大于法。由于他們過分相信掌權者的道德自律，迷信“圣君賢相”，放松了對掌權者的警惕，忽視了對權力的法律制約，導致權力凌駕于法律之上。相反，西方占主導地位的是“人性本惡論”文化。柏拉圖由早年典型的人治論者轉變為晚年的法治論者，其重要原因就是他認識到人的統治中混有“獸性因素”。因此，人類必須有法律，并且必須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就像*野蠻的獸類一樣。西方對人性的不信任產生了法治思想，大概始于此。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指出，人類具有罪惡本性，失德的人會貪婪無度，成為*骯臟、*殘暴的野獸，這是城邦幸福、生活和諧的莫大禍害。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說”更加劇了對人性的不信任。性惡論為法治思想奠定了文化根基，既然人性是惡的，就必須努力健全法律制度，防止人性中的貪婪成分惡性膨脹。然而，對于權力，我們長期以來側重于道德制約，忽視了加強法律和制度制約的重要性，沒有認識到制度建設的根本性、長期性和全局性，以致出現了嚴重的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這個教訓不可謂不深刻。一個地方存在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并不奇怪，但如果公眾心目中的*高權威不是法律，而是所謂的“人格魅力”“權力道德”，那么這個社會肯定不是法治社會，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會”，也只能是“法治面紗下的人治幽靈”。在權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隨執掌權力的人的意志而被隨意塑造的。這種環境下的法是“人格化”的，沒有理性而且多變，人們無法信賴法律，也無法依靠法律，只能轉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權力依附”，其結果就是“權錢交易”“權力尋租”等貪污腐敗現象橫行于世。當法律的權威遠不及一人之言時，國家就有傾覆的危險。馬克斯·韋伯在其著名的官僚制合理性設計理論中也認為，個人魅力型統治，是建立在某個具有非凡氣質的領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之上的，行政職務不是一種穩固的職業，也沒有按正常途徑升遷，全憑領袖個人意志的直接指定，其行政體制的特點是反復無常性。所以，所謂的“人格魅力”“權力道德”并不理性，只靠人的內心自律而沒有外在的剛性制度、法律加以約束，是極其危險的。一切有權力的地方都需要對權力進行制約，否則就會造成權力的濫用，這是一條被人類歷史反復證明了的客觀規律。權力濫用產生的根源在于權力失去了監控和約束。制度使各項工作程序化和透明化，強化對權力的監控和約束，濫用權力的可能性就會減?。煌瑫r，制度中對濫用權力行為的嚴厲制裁，會使權力濫用的風險和成本增大，從源頭上防止濫用權力行為的發生。追根溯源，權力起源于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就其本質而言，權力乃是一種公共意志，是人類社會和群體組織有序運轉的指揮、決策和管理力量。人類的政治發展史表明，權力，作為一種充滿魔力的社會客觀現象，曾給人類帶來過巨大的利益，也給社會造成過深重的災難，其關鍵在于權力的運行是否受到合理有效的制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