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物種起源 本書特色

　　這個譯本版，1954年由三聯書店出版，距今已三十九年了。其后由三聯書店轉給商務印書館，1963年重印一次，1981年后又多次重印，均未進行修訂。版問世時，正值我國學習達爾文進化論的高潮，高等學校的生物系、農學院以及中學普遍設立了“達爾文主義”的課程。中學生考大學時，規定要考“達爾文主義”，可見當時在學校中重視進化論教育的程度了。可是，當時講的是蘇聯模式的“達爾文主義”，即“所謂米丘林創造性的達爾文主義”。他們認為，達爾文學說中存在著錯誤和弱點，主要的是達爾文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應用于生物科學，承認生物界存在著“繁殖過剩”，并認為由繁殖過剩所引起的種內斗爭是生物進化的主要動力。他們還批判了達爾文的漸進的進化觀點以及達爾文所犯的所謂其他唯心主義的錯誤。
　　在這種形勢下，一切不愿盲從的人自然而然地產生了讀一讀達爾文原著的要求，特別是希望讀一讀闡述達爾文全面觀點的《物種起源》，看一看達爾文犯的唯心主義的錯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是，當時在我國只有一部1918年用文言體翻譯出版的《物種原始》（馬君武譯本），已遠遠不能適應客觀需要。周建人先生雖有一個譯本于解放戰爭期間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但他謙虛地認為自己的譯文還不盡善盡美，于是他約我，我又約當時在教育出版社編輯《達爾文主義基礎》的方宗熙先生合作，共同重譯《物種起源》。　　這個譯本版，1954年由三聯書店出版，距今已三十九年了。其后由三聯書店轉給商務印書館，1963年重印一次，1981年后又多次重印，均未進行修訂。版問世時，正值我國學習達爾文進化論的高潮，高等學校的生物系、農學院以及中學普遍設立了“達爾文主義”的課程。中學生考大學時，規定要考“達爾文主義”，可見當時在學校中重視進化論教育的程度了。可是，當時講的是蘇聯模式的“達爾文主義”，即“所謂米丘林創造性的達爾文主義”。他們認為，達爾文學說中存在著錯誤和弱點，主要的是達爾文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應用于生物科學，承認生物界存在著“繁殖過剩”，并認為由繁殖過剩所引起的種內斗爭是生物進化的主要動力。他們還批判了達爾文的漸進的進化觀點以及達爾文所犯的所謂其他唯心主義的錯誤。
　　在這種形勢下，一切不愿盲從的人自然而然地產生了讀一讀達爾文原著的要求，特別是希望讀一讀闡述達爾文全面觀點的《物種起源》，看一看達爾文犯的唯心主義的錯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是，當時在我國只有一部1918年用文言體翻譯出版的《物種原始》（馬君武譯本），已遠遠不能適應客觀需要。周建人先生雖有一個譯本于解放戰爭期間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但他謙虛地認為自己的譯文還不盡善盡美，于是他約我，我又約當時在教育出版社編輯《達爾文主義基礎》的方宗熙先生合作，共同重譯《物種起源》。
　　由于客觀的迫切需要，我們根據原著內容的三大段落，把譯文分為三部分，譯完一部分，出版一部分，共為三個分冊。在版問世時，我們曾明確指出，這是“試譯本”，就是說當時我們對自己的譯文并不十分滿意，準備再版時再做修訂。但由于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這一愿望始終未得實現。可是三十多年來，無論風里雨里，我一直惦念著這一未圓滿完成的工作。周老和宗熙也是如此。周老于去世前曾在《北京晚報》（1982年3月）發表文章說：“我們數人合譯的達爾文著《物種起源》，近又由商務印書館重新印刷發行了。但在我譯的部分有不妥處。我因年邁，已無力重新校訂，……但我總覺得心里不安。”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人在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時，發出這樣的感嘆，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宗熙1984年去美國講學前，我曾在北京見到他，他也念念不忘修訂這部著作的譯文，不料他回國后就溘然逝世了。現在，譯者三人中留下尚在人間的只有我一人了；而我也年逾七十，日薄西山了。所以我趁著腦力尚未完全衰退的時候，用了一年時間，對照原著并參閱日文譯本對譯文進行了一次修訂。我已經盡了*努力，但由于我的生物學水平和文字水平有限，不妥之處恐仍難免，我想將來總會有更好的譯本出現的。
　　當我完成這一工作后，以往的歷次政治運動又重新浮現在我的眼前，倘不如此，這部書的修訂工作何至于等待這么多年，想起來這是非常可憾之事，但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