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史(第4版) 節選

　　《中國現代史（第4版）》：　　張、梁的言論，立即遭到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擁護者的反駁。他們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和《新青年》等報刊上發表了大量批駁張、梁的文章，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李達的《討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社會革命的商榷》，陳獨秀的《社會主義批評》，李大釗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蔡和森的《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何孟雄的《發展中國的實業究竟要采取什么方法》等。　　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擁護者針對張東蓀、梁啟超的言論指出，社會主義者并不反對經濟落后的中國增加富力，開發實業，問題在于“用什么方法去增加富力開發實業”。他們從理論上和事實上論述了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合理性腐朽性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強調在中國“在今日而言開發實業，*好莫如采用社會主義”。中國只有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才能真正開發實業，徹底解決“窮”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擁護者還駁斥了張、梁所宣揚的中國沒有大工業制度，沒有真正勞動階級，“不能發生社會主義運動”的觀點，指出，中國雖然同歐美產業發達的程度不同，但“社會主義運動的根本原則卻無有不同”，“中國無產階級所受的悲慘，比歐美、日本的無產階級所受的更甚”。因此，“中國不但有講社會主義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講社會主義的必要”。他們還指出，張、梁“主張借資產階級的國家立法，施幾項溫情政策，略略緩和社會問題，并不是想根本的解決社會問題”。要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必須“采用勞農主義的直接行動，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　　為擴大這場論戰的影響，1920年1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4號上，專門開辟了一個“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專欄。　　關于社會主義的爭論，是關系到中國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要不要組織無產階級政黨，要不要用革命手段來改造中國社會的大爭論。張、梁的理論雖然也包含某些合理成分，如肯定資本主義發展在當時中國的社會意義，不同意“現在中國就實行社會主義”等，但他們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是反對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反對成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者對張、梁的批判，肯定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是社會主義，宣傳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起了促進作用。在這場爭論中，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存在著明顯的缺點，他們完全否定資本主義在中國存在和發展的必然性與進步意義，主張在現實的中國直接實現社會主義目標是不符合國情的。　　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第三場爭論，是與無政府主義的論戰。　　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使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的對立日益尖銳起來。從1919年到1921年，以黃凌霜、區聲白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發表了《馬克思學說的批評》《我們反對“布爾什維克”》等文章，攻擊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1920年9月，陳獨秀發表了《談政治》-文，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的學說，對無政府主義的基本觀點進行了批判。1920年年底陳獨秀到廣州后，繼續對無政府主義進行批判。區聲白寫信給陳獨秀表示異議，雙方來往辯論的信件有6次之多。這樣，馬克思主義者同無政府主義者便展開了公開的爭論。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發表了大量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影響較大的有蔡和森的《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李達的《社會革命的商榷》《無政府主義解剖》，施存統的《我們要怎么樣干社會革命》，李大釗的《自由與秩序》，以及陳獨秀編輯的《討論無政府主義》等。　　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一切強權、一切國家，尤其集中地攻擊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從極端個人主義出發，主張個人絕對自由，反對一切組織紀律和政治權力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者在爭論中批判了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一切強權、一切國家的言論，強調了用革命手段奪取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指出：我們的*終目的，也是沒有國家的，不過“在階級沒有消滅以前，卻極力主張要國家，而且是主張要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批判了無政府主義者鼓吹的“個人絕對自由”，闡明了組織紀律和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性。指出，在人類社會中，自由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個人絕對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批判了無政府主義者關于生產和分配的觀點，指出，社會主義不是把生產資料全部分散給個體小生產者，而是實行集中的有計劃有領導的現代化大生產，這樣才能高速度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分配原則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在生產力未發達的時期，若用“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社會的經濟的秩序就要弄糟了”，勢必破壞生產力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的爭論，持續了一年多。這場論戰的實質是要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通過這次爭論，使大批激進的青年劃清了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界限，不少信仰過無政府主義的人轉向馬克思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