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經濟學(2018第16卷第2期總第62期) 節選

《海派經濟學（2018.第16卷 第2期：總第62期）》：
　　（二）準確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人”立論基礎
　　“社會人”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關人的類本質的一般性假設，可以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論基礎（一般），在這里，社會性才是人*主要、*根本的屬性。馬克思提出，經濟關系中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物質承擔者……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馬克思，1975）。這就表明，“經濟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一定的社會關系將其緊密聯結在一起的，任何“經濟人”的行為決策都無法脫離他所處的社會條件，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這種“真正的社會聯系并不是由反思產生的，它是由于有了個人的需要和利己主義才出現的”（馬克思，2002）。
　　從另一個視角來看，“社會人”同時也是一個歷史的人，這是指無論個人在主觀上如何超越其時代，他都無法真正意義上超脫他所處的社會歷史階段，而只能是當時那個歷史階段的各種社會關系的產物，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的人同時也是“現實的人”，“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馬克思、恩格斯，1995）。
　　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人的經濟本性的分析，屬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立論基礎（特殊）的范疇，這也就涉及如何歷史地理解西方經濟學所提出的“經濟人”假說。實際上，馬克思已經指出，西方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只不過是18世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后新興資產階級的人格化表象而已。“被斯密和李嘉圖當作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應歸入18世紀魯賓遜故事的毫無想象力的虛構……這倒是對于16世紀以來就進行準備，而在18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的預感……這種18世紀的個人，一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一方面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而在18世紀的預言家看來（斯密和李嘉圖還完全以這些預言家為依據），這種個人是一種理想，他的存在是過去的事；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于人類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個人并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這樣的錯覺是到現在為止的每個新時代所具有的。”（馬克思、恩格斯，1995）西方經濟學“經濟人”立論基礎所遭遇的危機。一方面在于“經濟人”假設過于強調人的個體特征，缺乏對人的社會關系的全面考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不掌握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不能歷史地看待人的經濟本性，這就把“人”固化在資本主義這一特定的歷史階段，導致了對人的經濟本性的嚴重誤讀。
　　（三）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論基礎
　　作為世界歷史上**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探索，集中體現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和構建上。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蘇共中央開始組織編寫包括社會主義部分在內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到1940年年底，完成了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未定稿，但一方面受到戰爭的影響，這項工作一度停頓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蘇聯重新啟動了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編寫工作。1951年，蘇共中央組織了針對這本未定稿的經濟問題研討會，斯大林針對大會討論的主要理論問題發表了書面意見。1952年，以斯大林書面意見為主要內容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出版，并成為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編著的重要依據。
　　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通過對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進行分析研究，斯大林提出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生產目的，這就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而不斷完善的方法，來保證*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基于這一生產目的，斯大林還指出了社會主義生產與資本主義生產之間的本質區別，這表現在三個方面。**，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是去追逐*大限度的利潤，而是保證*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第二，社會主義生產過程不是從高漲到危機，再從危機到高漲的周期性的經濟波動，而是持續性的發展。第三，社會主義生產不是伴隨著技術的周期性間歇狀態，而是技術的高度發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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