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忍細說:李國文講最后的王朝 節選

唐開元十八年（730年），李白經河南南陽至長安。在此之前，他漫游天下，行至湖北安陸，因娶了故相許圉師的孫女，成了上門女婿，遂定居下來。這期間，多次向地方長官上書自薦，以求聞達，不應。于是，就如同當下很多藝術家、文化人到北京闖世界而成為“北漂”那樣，李白要當唐朝的“長漂”一族，遂下定決心來首都長安發展。
　　這位大師是中國文學史上*不肯安分的詩人之一，他總是想盡一切方法釋放他的能量，炫示他的精力，表現他的風采，突出他的欲望。一個人，像一杯溫吞水，過一輩子，“清風吹不起半點漣漪”，是一種活法；同樣，像大海里的一葉扁舟，忽而騰升，忽而傾覆，忽而危殆，忽而逃生，驚濤駭浪一輩子，也未嘗不是一種活法。
　　李白的一生，近似后者。他曾經寫過一首《上李邕》的詩，大有寓意在焉。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
　　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
　　詩中的主人公，其實就是他自己。這既是他對自己平生的自況，也是他對自己創作的自信。
　　誠然，自信，是中國文人具有強勢沖擊力的表現；自信，也是中國文人能夠在大環境中保持獨立精神的根本。李白給中國文學留下的眾多遺產之中，這種強烈的自信，自信到“狂”而且“妄”，也是值得稱道的。否則，中國文人統統都成了鼻涕蟲，成了膿包蛋，成了點頭哈腰、等因奉此的小員司，成了跪在皇帝腳下“臣罪當誅兮”的窩囊廢，恐怕中國文學史上，再也找不到一篇腰桿兒筆直、精神昂揚的作品了。
　　唐代詩運之興隆旺盛，應歸功于唐代詩人的狂放。
　　什么叫狂放？狂放就是盡情盡性，狂放就是我行我素，狂放就是不在乎別人怎么看，狂放就是不理會別人怎么想。一個社會，安分守己者多，對于統治者來說，當然是件好事。一個文壇，循規蹈矩的詩人多了，老實本分的作家多了，恐怕就不容易出大作品了。
　　詩稱盛唐，其所以盛，就在于有李白這樣桀驁不馴的大師。
　　此公活著的時候，就聞名遐邇、如日中天，就期然自許、藐視群倫。因此，他認為自己有資格這樣做，也就放任自己這樣做。這種率性而為的自信，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生存方式。所以，無論是得意的時候，還是失意的時候，他那腦袋總是昂得高高的。
　　文人的狂，可分兩類：一是有資本的狂，一是無資本的狂。李白一生，文學資本自是充裕得不得了，可政治資本卻是一窮二白。因此，他活著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狂，對政治家而言，就是不識時務的傻狂了。文人有了成就，容易不可一世，容易旁若無人，當然也就容易招恨遭忌，容易成為眾矢之的。中國文人的許多悲劇，無不由此而生，這也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
　　杜甫寫過一首詩，題曰《不見》，副題為《近無李白消息》：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
　　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此中的一個“殺”字，令人不寒而栗。也許杜甫說得夸張了些，但也可見當時的社會輿論，對他的張狂，未必都欣賞的。
　　一個純粹的文人，通常都一根筋，通常都不諳世務。他不明白，文學資本擁有得再多，那是不可兌換的貨幣，在文學圈子里面流通可以，一出這個范圍，就大為貶值。在政治資本的天下，在世人眼里，權力才是硬通貨。李白的計算公式，文學資本等于政治資本，不過是一廂情愿；統治者的計算公式，文學資本不等于政治資本，才是嚴酷的事實。
　　李白一輩子沒少碰釘子，一直碰到死為止。根本原因，就出在這個公式的計算錯誤上。從他下面這封自薦信，可見他是多么看重自己這點文學本錢。
　　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僚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如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
　　《上安州裴長史書》
　　這本是應該出自第三者口中的褒譽之詞，由當事人自己大言不慚地講出來，從自我炒作的角度，堪稱經典。在中國文學史上，借他人之嘴，吹捧自己，能如此坦然淡定；將別人看扁，抬高自己，能如此鎮定自若，大概也就只有李白這位高手做得出來。你不得不對這位自我標榜時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大師，五體投地表示欽佩了。
　　還有一封《與韓荊州書》，因為被收入《古文觀止》的緣故，更是廣為人知。在這封信里，他把自己的這點老本，強調到極致地步。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遍于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于君侯哉？幸愿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云耶？
　　其實，安州裴長史也好，荊州韓朝宗也好，能幫李白什么忙？這些官場人物，不過是政客而已，因為喜歡舞文弄墨，傍幾個詩人作家，做風雅狀，裝門面而已。即使大政治家、大軍事家、了不起的領袖又如何？也是不把文人雅士當一回事的。
　　1812年6月，拿破侖一世大舉進攻莫斯科，曾經帶了一個連的詩人同往，準備在他進入這座城池時，向他貢獻歌頌武功的十四行詩；結果卻大敗而歸，狼狽逃竄，詩人的鵝毛筆沒派上用場。副官問這位小個子統帥拿這班詩人怎么辦才是，拿破侖說：“將他們編入騾馬輜重隊里當力夫好了。”
　　這就充分說明，當政治家附庸風雅的時候，可能對文人假之以顏色，待之以賓客，而當他進入權力角逐的狀態下，再大的詩人，再棒的作家，也就成為可有可無、可生可殺的草芥了。
　　但是李白這兩通吃了閉門羹的上書，并沒有使他的清醒。中國文人，成就愈高，自信愈強，待價而沽的欲望，也就愈烈。將文學資本兌換成為政治資本的念頭，一發不可收拾，這就成了李白要到長安來打拼天下的原動力。無獨有偶，早在三年前，開元十五年（727年），王維就離開河南淇水，舍掉那一份小差使，抱著與李白同樣的目的，來到都城，也想開創一個屬于自己的世界。
　　開元之治，史稱盛世，也是這兩位詩人創作的黃金季節。
　　王維的詩，“畫中有詩，詩中有畫”，涵泳大雅，無異天籟。李白的詩，高昂則黃鐘大呂、金聲玉振，低回則浪漫奇絕、靈思奔涌。他們作品中那無與倫比的創造力、想象力、震撼力、美學價值，構筑了盛唐詩歌的繁榮景象。
　　那時的中國，尚無專事捧場的評論家，尚無只要給錢就抬轎子的吹鼓手，尚無狗屁不是就敢信口雌黃的牛皮匠，尚無臭蟲、蟑螂、蚊子、小咬之類以叮人為業的文學小蟲子。因之，唐朝讀者的胃口，還沒有退化到不辨薰蕕；唐朝讀者的智商，還沒有被訓練到集體無意識狀態。所以，這兩位大師的詩篇，只要一出手，立刻洛陽紙貴，只要一傳唱，馬上不脛而走。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黎民百姓，眾望所歸；高至帝王后妃，低至販夫走卒，無不宗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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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忍細說:李國文講最后的王朝 作者簡介

李國文，生于上海，祖籍江蘇鹽城。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長篇小說《冬天里的春天》于1982年獲首屆茅盾文學獎。其他作品有：《罵人的藝術》《淡之美》《大雅村言》《樓外談紅》《中國文人的活法》《唐朝的天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