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詩學與重慶文化 節選

　　《杜詩學與重慶文化》：　　與儒家有關的傳統觀念，在現代都曾被棄若敝屣，“文以載道”當然也不例外。司馬長風說：“新文學運動是在批判‘文以載道’舊傳統的凱歌聲中啟幕的。”①　　誠哉斯言！其實“文以載道”一語中“道”的內涵非常復雜，現代的論者卻往往認定那是特指孔孟之道，陳獨秀說：“余常謂唐宋八家文之所謂‘文以載道’，直與八股家之所謂‘代圣賢立言’同一鼻孑L出氣。”②就是“五四”時代*具代表性的言論。雖然廣義的“文以載道”后來又以各種形式借尸還魂，正如朱光潛所言：“中國所舊有的‘文以載道’一個傳統觀念很奇怪地在一般自命為‘前進’作家的手里，換些新奇的花樣而安然復活著，文藝據說是‘為大眾’‘為革命”為階級意識’。“③但是如陳獨秀所云有特定內涵的”文以載道“從此成為純屬負面意義的觀念，不但治新文學者認定它是文學的大敵，而且治古代文學者也認為它對文學有害無益，例如張少康、劉三富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中就這樣評價北宋理學家周敦頤的”文以載道“之說：“總之，不把文章寫作作為一種獨立的事業，而只把它看作是理學的一個附屬品，實際也就否定了文學獨立存在的價值。”④然而，“文以載道”果真對文學有害無益嗎？“文以載道”的作品必定缺乏文學價值嗎？當然不是，杜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文以載道”一語首見于北宋周敦頤的言論：“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⑤但是這種觀念早已見于唐代古文家的論述，例如柳宗元說：“文者以明道。”①李漢則說：“文者，貫道之器也。”②再往前推，則南朝劉勰所云“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③也表達了相似的意思。雖然朱熹對“文以貫道”說大為不滿：“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①但這只是為了維護理學權威的門戶之見，其實李漢明明說“文”只是“貫道之器”，何嘗有以文為本的意思？平心而論，“文以貫道”“文以明道”與“文以載道”的基本內涵是相當接近的，都是把“文”視作手段，“道”才是目的。在古代的語境中，許多概念、術語都不具備清晰的內涵，“道”與“文”都是如此。即使在把“道”與“文”相提并論的時候，它們也會具有不同的內涵。以朱熹的相關論述為例，他說：“道只是有廢興，卻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這里的“道”指永世長存的天道，“文”則指典章制度。朱熹又說：“小子之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詩、書、禮、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大人之學，窮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也。”⑥這里的“道”是指儒家的學說，“文”則指包括禮儀、技能在內的～切文化學術。朱熹又說：“道之在天下，其實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