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學評論(第4輯) 節選

　　《古典學評論（第4輯）》：　　基督教產生于公元1世紀的巴勒斯坦地區，并在東地中海世界沿岸各地逐漸傳播，*終使整個歐洲地中海都接受了這種信仰。4世紀君士坦丁大帝統治時期，它實質上成為帝國的“國教”了，“傳統的多神教甚至在晚期羅馬帝國崩潰之前就從東部帝國消失了。我們已經大膽推測，在君士坦丁時代，基督徒大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0%。到4世紀末期，他們的數量增長到50%，而到5世紀晚期則達到90%。查士丁尼毫不留情地抹去了多神教徒的*后一絲殘跡”①。基督教在這數百年的時間里發生了什么變化？君士坦丁大帝這位被封圣為“第13使徒”的君主采取的基督教政策在其中是否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崇拜一神上帝的基督教是如何與信奉多神的古典文化相結合并演變為拜占庭帝國（乃至整個歐洲）信仰的核心和*鮮明的標志？等等。這些問題都在該書的多種敘述中被提了出來，其解答的方式也與眾不同。　　該書首先注意到基督教興起的*初幾百年里那些復雜的背景，其豐富多彩達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程度。譬如按照羅馬人的看法，基督教是不是宗教還無定論。“基督教是一種宗教、迷信還是哲學呢？按照羅馬的標準來說它很難被歸為一種宗教。”其次，基督教自身的思想和組織發展也達到了令人眼花繚亂的程度，在數百年的神學、哲學、教義爭議中，基督教*初的簡單信條變化出許許多多教派，它們以正統和異端的形式活躍在各個地區。該書把這個過程看做是基督教自身完善的過程，“因為就在那個時候，基督教思想家們已經著手啟動不可逆轉的進程……也就是說一種協調一致的完整體系，這一進程被評價為古代晚期知識領域*重要的成就”。再者，作為國家權力*高代表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這個過程中的特殊作用，也不像我們通常解釋的那樣高、大、上，對基督教的青睞不過是他個人的選擇，遷都“新羅馬”只是慶賀戰勝了*后的對手李錫尼，“為了褒獎這場勝利，君士坦丁命令將位于尼科米底亞鄰近地區，也就是博斯普魯斯海峽歐洲一側的希臘古城拜占庭重新敬獻給自己，并將其命名為君士坦丁堡”②。正是在這個新都城及其周圍的東羅馬世界，君士坦丁皇帝強制地把基督教與古典文明結合起來。一切都好像重新還原到了具體的實際生活中。　　《牛津拜占庭史》提示我們要重新思考如下幾個問題。　　一是基督教與羅馬的宗教不同之處在于，“羅馬的宗教是公共性而非個體性的宗教，這就意味著它由國家操控運轉。這種宗教沒有神圣的經典，沒有職業的教士，也沒有教義……古羅馬的宗教并不考慮‘大問題’，如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意義，或是終極的末日等等”。因此，羅馬人認為基督教“不是那種羅馬式的公共宗教，而看上去像是國際性的地下犯罪組織。它沒有那些羅馬人習慣的崇拜活動，如向神像獻祭犧牲。當然它也有自己的儀式，但是這些儀式是關起門來進行的”①。基督教的私人信仰形式讓羅馬人很不適應，而基督思想家們談論的高深問題也讓羅馬人感到玄妙，至少認為是些“杞人憂天”的奇怪想法。事實上，基督教從猶太教的一個弱小派別萌發出來，與時俱進地與羅馬世界復雜的“國情”相適應，不斷調整、修改、完善自身的信仰體系。在這個基督教早期發展進程中，基督教教父們長期探討、爭辯、論戰的問題都關系著基督教神學體系的建立，他們在有意無意地建構著基督教的獨立信仰，這一信仰既要擺脫猶太教的“母體”，又要脫離古典哲學的“父體”，成為具有獨立地位的新宗教。其核心信仰的“三位一體”是天國和現世的結合，其具體形象是“在天為父、在地為子”的耶穌基督，他既是有形可見的，又是無形神秘的。　　二是基督教萌發階段與基督教后期發展不同，換言之，它并非從始至終一成不變。“從君士坦丁打開其身上枷鎖時起，一直到拜占庭歷史結束為止，基督教的教義絕非一直沒有變化。”“尤其是關于圣子的闡述，在君士坦丁之后還要延續整整3個世紀。然而，如果我們回到更早的時代，就會發現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熱衷于將基督教轉化為一門哲學，他們牢記圣保羅的警示：‘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就把你們擄去。’（《歌羅西書》，2：8）在這一問題上，基督教徒內部有廣泛的歧見，一些人，如殉教者查士丁認為，基督教是唯一‘確定和有益的’哲學派別。而德爾圖良則有一句名言，認為雅典和耶路撒冷毫無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