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民眾:饑餓.社會改革和民族主義 本書特色

日本歷史學家石島紀之的新著《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民眾：饑餓、社會改革和民族主義》（2014年研文版；李秉奎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6月）。上距他的《中國抗日戰爭史》（青木書店，1984年）已有三十年，安井三吉教授說這兩部著作可以看作是姐妹篇，他認為在戰爭被尖銳追問的今天，“本書是根據時代的要求而寫的”。那么，今天的時代要求是什么？一方面是至今為止的中日戰爭史研究仍然是以政治史、軍事史和國家敘事為主流，社會史和下層民眾的受難史仍未受到足夠的關注和研究；另一方面，如作者本人在日文版后記和姬田光義教授在序言中所說，目前是中日建交以來關系*惡化的時期，讓日本國民真正認識歷史上這場戰爭的殘酷性以及“日本始終是加害者，中國始終是受害者”這個基本事實與性質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因此，石島教授說：“本書努力如實描述的是，在受到日本長期侵略戰爭期間，中國民眾的日常生活、心性、苦難和受害經歷。”撰寫該書的兩個目的，一是通過研究中國民眾遭受的苦難，讓日本讀者更深刻地理解“日中戰爭”是日本的侵略戰爭；二是從民眾史和社會史的角度探求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社會的真相（中文版自序）。這應該可以理解為安井教授所說的“時代的要求”。雖然我未敢如姬田教授那樣對研究民眾苦難史的現實政治作用有那么樂觀的估計（見序言），但我很同意這樣的觀點：無論是在革命史或戰爭史研究中，時代要求于研究者的，*重要的還是回到人民的苦難史和心態史。 民眾在戰爭中所經歷的苦難除了有像南京大屠殺那樣的巨大災難之外，更有日常生活中無時不在的痛苦、恐懼與憂傷，他們*基本的訴求是活命，*真實的狀態是在戰火與饑餓中尋找生存的機會。無論是反抗還是順從，無論是面對日偽政權的統治還是國共政權的抗日動員，民眾的主流心態都只能是從保護自身安全出發；只有回到這個*真實的歷史現場之中，我們才能認識和評價民眾面對侵略暴行和民族反抗戰爭所采取的態度和所選擇的行為方式。石島教授在日文版自序中首先圍繞抗日戰爭研究史觀展開論述，他區分了從“國家歷史”角度出發的“英勇斗爭”的主流表述與從民眾的“實相”與“心性”出發的研究之間的差異，他并沒有否定前者，只是強調了后者的必要性。他在古廄忠夫、笹川裕史、奧村哲、石井弓、淺田喬二和田中恭子等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明確以民眾在日本侵華戰爭中遭遇的非象征性的苦難為研究目標，討論中國民眾如何面對日軍攻擊、戰時糧食供應、以民眾動員為目的的社會改革等問題，自下而上地考察了抗日戰爭中的民眾的生存實況，同時回應了戰爭動員的有效性和民眾的民族主義精神如何崛起等重要議題。 該書分兩個部分展開論述。**部分“向饑餓宣戰”討論抗戰時期糧食供應的實況及其對民眾日常生活與社會心理產生的深刻影響，重點討論糧食供應極端不足的嚴重性及其對民眾對待抗戰態度的決定性影響，同時分析比較了日偽統治區、國民黨統治區及中共抗日根據地的相關應對。就**部分的研究結論而言，作者實際上是否定了過去那種認為日軍侵略暴行必然激起民眾的民族主義精神和反抗行為的“反抗敘事”，指出受難中的民眾的真實“心性”是圍繞個人生存安危，“與國家民族利益相比，一般民眾更重視個人利益”（47頁）。第二部分“民族主義與社會改革：以太行抗日根據地為中心”探討的核心問題是抗日根據地民眾對日軍殘暴侵略的感受及其采取的行動，包括民眾如何應對根據地實施的社會改革及根據地針對民眾心態和行動采取的對策。在全書*后的“結束語”中，作者指出：“總體而言，作為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民眾來說，*大的問題是以糧食為中心維持'自己的生活'，確保'安全'，民眾，特別是有'實際主義者'心理的農民，他們的生活邏輯與抗戰邏輯如何才能結合呢？對于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領導者來說，這是*重要且困難的任務。”（158頁） 另外，通過比較研究國民黨統治區與中共領導的根據地社會與民眾的狀況，指出中共根據地通過合理負擔、“清算舊賬”、減租減息等措施成功地使戰爭負擔在社會上公平化，說明中共的政策更適合戰時體制，而且是可以實施的。 加拿大歷史學者、民國史專家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教授在2010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廖彥博譯，時報文化出版，2015年12月）中，同樣聚焦于中國民眾在抗日戰爭中身受的深重災難，但是切入的視角、敘述框架和研究方式都頗為不同。白先勇先生說：“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戴安娜教授分析這場戰爭當然保持她應有的客觀冷靜態度，但這本書的重大意義，更在于她能撇開戰爭的表象，而直接切入戰時中國社會的深層，接觸到中國人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深重苦難。 三千萬人的死亡，對她來說不只是一個冷冰冰的研究數字，而是中國歷史上一場血淋淋的大悲劇。 戴安娜教授以同情憐憫之心，替飽受戰爭蹂躪的中國人民，記錄下他們的劫難如山的悲慘故事。”（“導讀：一幅苦難深重的流離圖”，11-12頁）這是對該書的“苦難史”面向的一種概括，在這一充滿悲愴情感的大敘事之下，是作者引用大量的歷史資料、數據、新聞報道、親歷者回憶以及文藝作品的描述，引導讀者重返社會崩塌、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歷史現場。 除此以外，該書還有另一個重要面向，那就是關于“抗戰對中國*大的影響不只是死傷，而是帶來巨大的社會革命”的創見。在戰爭與社會變化關系的問題上，作者不同意史學家杜贊奇關于近代中國的戰爭對社會影響的效果“甚為短暫”的觀點，認為抗日戰爭帶來的社會創傷與社會徹底變革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這場戰爭“使得舊社會分崩離析、天翻地覆。有些戰爭帶來的改變突然而急遽，過程極為暴烈，以至于社扭曲變形；其他的變化比較漸進平緩，但是卻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的基本架構”（“序章，戰爭的代價”）。在全書的具體論述中，戴安娜不斷從多種角度申述和論證這個論題，包括原有社會結構的崩塌、傳統社會家族制度與價值觀念的消亡、經濟生產結構的改變、社會精英階層的陷落、軍人集團對權力的壟斷、個人與社會心理結構的急速轉換、暴力行為作為權力與利益來源得到容忍與鼓吹、政治激進主義思想蔓延、青年人的理想主義被政治置換與改造、人際關系中的信任感與壓迫感的置換等等非常豐富和細致的方面。在這些不同層面的論證中，作者運用的材料來源非常廣泛，其中的回憶錄、親歷者口述、當時的文藝作品等都使個人的、民眾的和心理上的戰爭創傷得以深刻呈現。 在這樣的“社會創傷與巨變”的戰爭史與社會政治史觀的論述中，作者得出的重要結論之一是抗日戰爭決定了中共力量的迅速壯大，也決定了國共內戰的*后結局。這一結論本身已是共識，只是站在不同立場和視角上有不同的表述，而作者在該書中的分析與表述則更具獨特的異質性。我只是想起王德威教授對臺灣作家姜貴的小說《今梼杌傳》（另名《旋風》）的評論：“現代中國革命的理想憧憬何以滋生出暴力后果？這正是姜貴所念茲在茲的吊詭。”；“《今梼杌傳》*后描寫新政權如何組織鎮民清算當地的老舊封建勢力……姜貴認為群眾被激發產生的集體暴力正是革命欲望的終*表現。”（《歷史與怪獸》，115、121頁，麥田出版，2009年）無論是在文學書寫還是歷史敘事中，在戰爭與革命的殘暴旋風中激發的暴力欲望所造成的深遠影響和傷痕迫使有良知的研究者無法回避人民的苦難史，而王教授在文末的提問則更使人心悸不已：“怪獸般的歷史仍在肆虐么？”（1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