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故事-激濁揚清千古事 內容簡介

古往今來，所有的成功者，他們的人生和他們所激賞的人生，不外是：有志者，事竟成。 勵志并非粘貼在生命上的標簽，而是融匯于人生中一點一滴的氣蘊，*后成長為人的格調和氣質，成就人生的夢想。無論從是哪一行，有志不論年少，無志枉活百歲。 這套《傳世勵志經典》共收輯了100部圖書，包括傳記、文集、選輯。我們想為勵志者提供心靈的營養(yǎng)，有如心靈雞湯那樣鮮美；有如粗茶淡飯卻為生命所需。無論直接或間接，我們定會從先賢們的追求和感悟中收獲一份驚喜。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是偉大的歷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編寫的我國*部紀傳體通史。《史記》記載了上自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年間，約三千年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歷史情況。它不僅開創(chuàng)了我國紀傳體史學，也開創(chuàng)了我國傳記文學的先河。全書分為書、表、本紀、世家和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具體體裁：“書”，記載個別事件始末的文獻，它們分別敘述天文、歷法、水利、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發(fā)展和現(xiàn)狀，與現(xiàn)代的專門科學史相近，記載制度的沿革，共8篇；“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是通史的脈絡，共10篇；“本紀”，除《秦本紀》外，敘述歷代帝王的政績，共12篇；“世家”，主要敘述貴族侯王的歷史，共30篇；“列傳”，主要是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人物的傳記，其中少數(shù)列傳有敘述國外和國內少數(shù)民族君長統(tǒng)治的歷史，共70篇。其中本紀、世家和列傳是《史記》的主體，它繼承了先秦歷史散文、諸子散文乃至詩歌的豐富創(chuàng)作經驗，以人物為中心來反映歷史的發(fā)展進程，即“以人系事”，開創(chuàng)了中國史傳文學先河，同時也達到了史傳文學的高峰。 《史記》的成功與它的文學成就分不開。其文學成就主要表現(xiàn)在作者塑造了一系列個性鮮明的歷史人物形象。《史記》中描寫的歷史人物眾多，記錄了從傳說中的黃帝到作者生活的漢代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地位及不同職業(yè)的人物的生平、事跡，而具有鮮明人物性格特征的就有八九十人之多。作者在描寫的過程中不贊成“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的做法，這就使“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兩千多年來，《史記》不僅是歷史學家學習的典范，也成為文學家學習的典范。可以說《史記》歷史中有文學，文學中有歷史，是歷史與文學的高度統(tǒng)一。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約前145年或前135年—前90年），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人。其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時期的太史令，精通天文、歷史，有廣博的知識和修養(yǎng)，治學態(tài)度嚴謹。司馬遷在隨父移居長安之前，經常幫助家人干一些耕牧方面的農活，十歲時，隨父移居長安，開始誦讀古文。約十七歲，向當時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春秋》，向孔安國請教古文《尚書》，進一步增進了他的學術修養(yǎng)，同時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廣博的知識和豐厚的文化底蘊為他寫《史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司馬遷二十歲時開始了漫游生活，直到三十六歲。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xiāng)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其間他游歷了長江中、下游和今山東、河南、甘肅、內蒙古等廣大地區(qū)。在游歷的過程中，他不是簡單地游歷，而是觀察所去之處的風土人情，收集、整理、考證史料，了解當?shù)氐慕洕l(fā)展及百姓的生活，體察百姓的思想感情和愿望。這些實踐活動豐富了司馬遷的生活閱歷、開闊了他的眼界，形成了他健全的人格和對現(xiàn)實與歷史的認識，也豐富了他寫《史記》的史料和思想。 前110年，漢武帝東巡，封禪泰山。司馬談因病未能參加，這對他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臨死，他把自己多年的夙愿——寫一部記載“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事跡的史書的任務，交給從西南回來的司馬遷。司馬遷接受了父親的遺命，含淚對父親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三年以后，司馬遷繼承父業(yè)，做了太史令，這為他寫作《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他開始為寫《史記》做準備工作，大量地閱讀、整理國家藏書處的史料、圖籍和檔案。 就在司馬遷為寫《史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潛心著書的時候，前99年，發(fā)生了一場巨大的災難——“李陵事件”。由于觸怒了漢武帝，司馬遷被治罪下獄，第二年他受到極為恥辱的“腐刑”。這對于司馬遷來說，遠比讓他死更為痛苦。這一事件在他思想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他靈魂受到極大的震撼。對專制君主的殘暴、法制的殘忍、上層社會的冷酷，對來自于外力壓迫的人生的不可抗拒有了新的認識。他曾一度想到自殺，但是他又想到史書的編著還沒有完成，便決心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隱忍茍活”，全身心地投入到《史記》的著述中。 五十歲時，司馬遷遇大赦出獄，做了中書令。雖然中書令的職位比太史令高，但擔當這一職位的人是宦官，這極大地刺激了他，常常使他感到奇恥大辱。他“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司馬遷《報任安書》）。就是在這種被污辱與被損害的心境中，司馬遷完成了他的《史記》。我們常常可以通過《史記》中的人物看到司馬遷自己的影子。 《史記》無論是在中國史學史上，還是在中國文學史上，都對后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不愧為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后人為了紀念司馬遷，修建了漢太史司馬遷祠，位于陜西省韓城市南十公里芝川鎮(zhèn)東南的山岡上，擇勢而建，氣勢雄偉，風景秀麗，距今已有近1700年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