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工作七十年 內容簡介

作者方厚樞先生曾獲國務院“為發展我國新聞出版事業做出突出貢獻”表彰，本書為其*后一部著作。 完整披露“文革”十年出版史料； 記錄葉圣陶、許力以、陳翰伯、陳原、王仰晨等重要出版人物過往； 深描《毛澤東選集》《二十四史》《中國出版年鑒》《辭源》等重要出版物和出版事件始末。

出版工作七十年出版工作七十年 前言

一位出版史家的成長路徑/宋木文

一位出版史家的成長路徑，是指方厚樞此著上編的主題；我在這里所說，僅僅是讀后的一些感言。

在本書上編后一頁，為響應商務印書館的倡議，寫完并交出《出版工作七十年》書稿后，由于自己的健康狀況，跨入86歲高齡的方厚樞同志，滿懷深情地說：“我的出版研究和寫作生涯，就此畫上句號了。”但是我想，老方的學術研究與寫作并未終結，而這提前畫出的句號，仍能成為他在出版史學研究上取得重要成就的一個標志。耄耋之年的老方，定會帶著更大的喜悅來過好成功者更高齡的晚年。

我知道方厚樞其名五十多年了，而知其名又識其人則是他到國家出版局出版部和研究室工作之后，迄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他被稱為“活字典”“資料庫”和“老黃牛”（指其精神而非年歲）。從建國到新時期的幾十年里，凡出版的事，只要問他，他都能說出準確的情況，提供翔實的資料。而對于他經手的工作，無論自己分管的，領導交辦的，同事委托的，單位求助的，他都能不辭辛勞、不事張揚地做好，使領導放心，同事滿意。他是在完成任務中不忘收集積累資料，結合工作任務又不忘進行研究的。他似乎無時不在收集資料，無時不在進行研究。他對辭書的研究、年鑒的研究、出版史的研究，都是“邊學邊干邊研究”，是在完成任務中鑄就的專門家。我是從他的工作和為人中知其名而識其人的。這種從實踐中識人，也有助我在實踐中待人用人。

老方在本書中回顧了同我相處的若干事，其中有兩件值得在這里一提。

一件事，1987年申報副編審職稱，他因考慮學歷僅是“初中肄業”，未評過“編輯”，英語也只識幾個字母和會說少量單詞，很是擔心能否評上，而其結果卻被破格評為“編審”。他說他心中這個“謎團”，直到二十五年后看了我在《出版史料》（2012年第2期）發表《編選“文革”出版史應保留歷史原貌》一文才被解開。我在此文的“題記”中說：“1927年出生，從商務印書館練習生做起的方厚樞，是靠自學成才和工作實踐積累而成為有突出貢獻的出版史研究專家。1987年6月，我任編輯出版專業高評委主任時，經我提議，全體評委通過，破格評定了方厚樞的編審職稱（無正規學歷，未經副編審階梯）。”那時，我和評委都認為，對于方厚樞這樣的在實踐中拼搏出來并成就突出的專業工作者，只要在諸多主要方面具備條件，就可以突破學歷、外語、逐級晉升的限制，破格晉升為編審。此點被我視之為識人用人之道，故在方厚樞負責的一本“文革”史料集子中，特意點明了此事。

另一件事，1991年11月20日，新聞出版總署在北京國際飯店舉行頒發政府特殊津貼證書儀式。因是以國務院名義頒發證書，是本部門首批，又多是出版界聲譽很高的老專家，如王子野、王益、嚴文井、韋君宜、秦兆陽、樓適夷、王仰晨、蔣路、戴文葆、林穗芳、邵宇、姜維樸、沈鵬、陳原、吳澤炎、李侃、趙守儼、傅璇琮、金常政、常君實、黎章民、鄭德琛、董維良、謝燕聲等。我們黨組研究決定采取座談會形式，由我主持會議，劉杲、盧玉憶向在座各位分送證書。在27位獲此殊榮者中的王子野和王益，因時在國家機關任職，不在頒發范圍，經我征得黨組其他同志同意，按專業任職經歷、學識水平和實際貢獻，以特例入選。此種事只要不為自己搞“例外”，膽子就大了些。同王子野、王益情況相似的許力以，因調到中宣部工作，我們也就無能為力了。此外還有3人。即：人民出版社時任副編審的白以坦，因校對《選集》（一至四卷）無一差錯而被稱為“校對王”；榮寶齋王大山（無高級專業職稱），因鑒定古字畫和現代名人字畫善辨真偽而享譽京城書畫界；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編審方厚樞，長期在國家出版機關工作，因自學成才，有“活字典”和“資料庫”美稱，并在辭書、年鑒和出版史研究中成績突出，而同其他老專家們一同名列批。白、王、方三人，與其他入選的名作家、名評論家、名編輯家、名書法家、名教授、名翻譯家不同，是因有特殊技藝、做出特殊貢獻，而成為我們黨組的特殊選項。方厚樞在書中對這次政府特殊津貼頒發儀式做了客觀介紹，雖不可能評論我們黨組的特殊選項，卻準確地引出了我在會上的講話（參見本書26頁）和27位獲此殊榮者名單，由此我才想起說出了那“特殊選項”的一番話，又一次起到了“資料庫”的作用。

方厚樞七十年的出版生涯，可分為在職的“前五十年”（1943年至1993年）和退休以后的“后二十年”（1993年至2013年）。這里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情況，那就是他至今發表的500多篇、520多萬字研究文稿中的大部分都是1993年退休后寫出的。而他一生中重要標志性的出版史研究成果，大部分也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他承擔重要的一項任務，是負責九卷本《中國出版通史》巨著后一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卷》的《緒論》、至第七章（1949年至1979年）和附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大事記》三個部分的撰稿工作。就是說，《中國出版通史》后一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卷》從1949年至1979年這三十年的出版史，外加《緒論》即導言與概說，以及從1949年至2007年這五十八年之大事簡錄，都出自方厚樞之手筆。這三十年中的1977年、1978年，多被黨史國史著作以“兩年徘徊”簡化處理，而方厚樞卻“以親身經歷”專門寫了《撥亂反正時期的出版事業》一章，內容翔實可靠。我作為親歷者，也甚為贊成。

這一切都表明，方厚樞退休后的二十年，是他研究工作卓有成效、研究水平達到新高度的二十年。

方厚樞說他退休后做的那些事，是在發揮“余熱”。這樣的說法我不敢茍同。是盡職盡責，還是無職盡責，好像都不準確。我力求說出我的理解。我覺得是他參加人民出版事業后長期養成的責任心、使命感和拼搏精神的“慣性發力”，也是他在黨組織生活中經久磨煉的全局觀念、組織紀律性和集體主義精神在特定任務中的“自覺踐行”。試想他為國家重點出版工程《中國出版通史》之“共和國卷”所付出的拼搏精神，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出版史分支所做的不懈努力，為《中國出版史話》以至“新編”出版而精心撰稿，那么，我所評論的“慣性發力”與“自覺踐行”兩句，似乎還算靠譜。而這也是方厚樞更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方厚樞是一位值得人們尊敬的共產黨員和出版史家。現在正當酷暑。此時我讀方著又寫序文，只是想表達我對其人的敬意，其書的祝賀。以上意見，如有不當，歡迎批評。

2013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