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臺灣農會研究:1945-1975 節選

　　產業組合以市街莊行政區域為組織范圍，以一戶一社員為原則，社員交納股金，并可享受盈余分配。產業組合的主管機關為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為扶持產業組合的發展，政府對產業組合采取低利率的資金融通特別保護措施。組合本身設社員代表大會和理事會、監事會三種機構，分別作為組合的權力機關、執行機關和監督機關。和日本本土的產業組合不同，臺灣產業組合理事、監事的選任、解任都需要經過州知事或廳長的許可，也就是采取“主管機關認可制”。殖民政府對臺灣產業組合的差別待遇還表現在：取消了日本產業組合法中，有關設置聯合會及中央會的條款，使臺灣各產業組合只能各自獨立經營，缺乏組合間的業務統籌聯系；限制每一社員出資股數，規定除非獲得臺灣總督府許可，否則不得超過30股，社員的盈余分配比率也與日本本土不同②。臺灣產業組合法規與日本本土的種種不同，使臺灣產業組合的自主精神大打折扣，成為主管機關直接干預的“官制團體”③。　　臺灣產業組合規則公布之初，臺灣一般人民對合作精神并不了解，當時產業組合多半由日本人領導，臺灣人和其語言習慣不同，也加深了對產業組合的隔膜，而農村居民更有“銀幣死存”的習慣，拒絕將現金存人產業組合，所以產業組合無論組織與業務，均發展困難，截止1913年底，臺灣共設立了18個產業組合，其中信用組合14單位，購買組合2單位，信用販賣組合2單位，組合員僅2，760人，事業資金不過72萬余日元④。這些組合除法規頒布前已經成立的外，其余都是經由殖民當局獎勵設立，自動自發設立的幾乎沒有，而且早期的法制化購買組合均以日本人官吏和日資公司職員為對象⑤。截止1915年，臺灣設立的組合仍僅有66單位。臺灣產業組合的勃興始于1916年，由于一戰爆發，日本經濟形勢大好，臺灣以糖業為主的各項產業也得到較大發展。經濟的發展，加上殖民政府一直按“一市街莊，一產業組合”的原則，在臺灣著力推廣獎勵產業組合的設立，從1916年到1920年間，臺灣產業組合有如雨后春筍般迅猛發展，到1920年末，臺灣共有組合251單位，組合員116，316人，事業資金1，961.6萬余日元⑥。合作組織的發展，與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息息相關，一戰結束后日本的經濟危機、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對日本經濟造成重創，也使臺灣的產業組合在直接間接的影響下瀕臨險境。殖民政府鑒于產業組合對產業經濟影響甚大，于是一方面促進組合的整頓與獎勵設立，給予資金支援，另一方面加強合作組織的教育與指導。從1921年起，殖民政府陸續于臺北州各地設立產業組合研究會，1923年7月7日又設立臺灣產業組合協會，由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任會長，殖產、財務兩局長任副會長。該會每年舉行全島產業組合大會，研究各地遇到的困難問題，并表彰優良產業組合①。在殖民政府的扶持下，臺灣產業組合繼續發展，到1932年，組合數增加到494個，組合員增至52萬人，其中農業人員占32萬余人②?！　∨_灣產業組合的種類包括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等四種單營組合，以及由這四種事業組合而成的各種兼營組合。在各種組合中，又以辦理信用事業的組合數量*多。1927年，經辦信用業務的產業組合數量即已超過當時的市街莊總數，顯示當時臺灣各市街莊已都有信用組合的設立。購買組合的數量僅次于信用組合，大約在1933年，臺灣各市街莊都已有購買組合的設立。信用組合的快速發展，顯然受到日本產業組合模式發展的影響，而購買組合的發達，則與進入蓬萊米時代后，農村地區對肥料以及其他生產資材的需求增長有關③，進入20世紀30年代后，日本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國內軍國主義抬頭，試圖通過對外侵略來擺脫危機。1931年日本在中國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開始逐漸陷入戰爭的泥沼。為了掌握糧食、安定農村經濟，日本政府逐漸加強了對農村生產與生活的全方位掌控，產業組合因此被賦予更多的任務，在農村社會的重要性進一步提高。1932年4月日本本土召開的全國產業組合大會，將農村產業組合必須兼營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等四種事業作為產業組合發展的目標。受此次會議影響，臺灣的產業組合中單營，或兼營兩種、三種事業的組合逐漸兼營其他事業，兼營信用、販賣、購買、利用四種事業的產業組合逐漸成為臺灣農村產業組合的主流④，并深刻影響到戰后臺灣鄉鎮農會的事業內容?！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