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知識讀本:古代書畫藝術--董其昌與松江派 節選

（一）董其昌生平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號思翁，又號香光，香光居士，華亭f今上海松江）人。萬歷十六年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卒后贈太子太傅，謚號“文敏”。其詩、文、書、畫俱名噪一時。 在當時，董其昌的政治地位雖稱不上是權傾朝野，但也稱得上是顯貴。他雖有一定的政治抱負，思想較為激進，但在派系林立、黨爭酷烈的朝廷斗爭中，又能左右逢源、見風使舵。在黨禍慘烈、友人遭殃的險境中，他利用書畫之能，竭力結好魏忠賢的同黨，使他不僅沒像他的東林黨好友那樣被黜免職，還獲得了更高官階的職位。 身為享有鄉宦特權的明朝官員，和許多鄉宦一樣，他荒淫無恥，殘酷壓榨百姓，欺男霸女，縱容子弟奴仆橫行鄉里，*后激起民憤，發生了記人史料的“民抄董宦”事件，被老百姓稱為“獸宦董其昌”。在歷史上，任何一位書畫家都沒有像董其昌這般遭到百姓的痛恨。 然而，在文化藝術上，他又才學出眾，識見卓爾不群，其書畫成就在明末可稱得上是一代宗師。董其昌曾自負地說：“《圖畫譜》載尚書能畫者，宋時有燕肅，元有高克恭，在本朝余與鼎足。”他認為官至尚書，又擅長畫畫的，歷史上只有三個人，那就是宋時的燕肅，元代的高克恭，另一個就是他自己。 董其昌的遠祖是北方汴梁（今河南開封）人，宋室南渡時遷至南方，居住華亭。董其昌祖上本是顯宦，后中落，至董其昌時家境寒微，只有瘠田二十畝。在捐稅的壓力下，董家舉家避人鄰縣華亭。少年時曾在莫中江（方伯）家讀私塾，并隨其學書法，又受同郡顧正誼影響學畫。萬歷七年、十三年秋，董其昌兩次赴南京參加鄉試，均落第。 萬歷十六年秋，董其昌第三次赴南京鄉試，*終及第。萬歷十七年（1589年）春，董其昌赴北京會試，35歲的董其昌考中進士，封為翰林院庶吉士（編修），供職于翰林院。從此，董其昌永遠脫離了平民的身份。 董其昌的仕途生涯雖然曲折，但在那個充斥著政治陰謀、黨禍酷烈的年代，他歷仕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四朝，宦海沉浮長達四十六年，直至官封禮部尚書，可稱得上是一生顯貴。董其昌考取進士三個月之后，被選人翰林院學習。翰林院主要承擔朝政文書的起草和歷朝官史的編纂，并從翰林院士中挑選講讀官，負責向皇帝講述經文和歷史。當朝四位大學士之一的王錫爵，在當時被譽為大書法家，王錫爵在批閱了董其昌的翰林閣試卷后，贊揚他深得唐代書法家歐陽詢和柳公權的精髓。而董其昌的政治才干更給這位大學士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 萬歷十九年至萬歷二十六年之間，董其昌錯過了晉升的機會，后來又因得罪了權臣而被明升暗降，對董其昌個人的政治抱負而言，不啻為一個殘酷的打擊。 后來他索性告病，在家研習書畫。在江南閑居期間，他縱情山水，先后與友人陳繼儒、王衡、陶望周等人游覽宜興、蘇州、南京、杭州、嘉興等地。每到一處，必造訪歷代名人字畫，并為其題簽寫跋，或者自書自畫。他游南湖、太湖、洞庭湖，觀湘江、長江，登石鐘山、靈巖山、黃山，他完全徜徉、沉浸在江南山水之間。后來，他又多次辭官，居鄉賦閑二十多年。 董家此時也非往昔可比，董其昌霸地萬頃、家資豐饒，成了一個妻妾成群、奴仆列陣的富豪。他忽官忽隱的處世態度，顯赫的身份，更使他名聲大振，四方求畫征文者不可勝計，尺櫝片楮皆價重千金。 在家閑居的董其昌由于橫行鄉里，終于造成了震驚朝野的“民抄董宦”事件。 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九月，61歲的董其昌，居然看中了生員陸兆芳家的使女綠英，他的兒子董祖常便帶了二百多人，把綠英搶來給董其昌做小妾。時人根據這件事，寫了《黑白傳》《五精八魂記》等諷喻性話本。董其昌有恃無恐，大肆報復。老百姓憤怒異常，矛盾因此而激化。當地群眾和上海、青浦、金山等地聞聲趕來的群眾，把董宅大廳及數百間畫棟雕梁一把火燒為灰燼。 董其昌帶著家人逃走，在外躲了一年多。由于有那些大權在握的朋友的袒護，董其昌雖然惡跡昭彰，丑聞震驚朝野，但并沒有受到任何實質上的處罰。 天啟元年（1621年）熹宗朱由校即位。與董其昌交誼甚篤的葉向高在朝廷任首輔，成為京城政治權力的中心人物。隨后董其昌終于被召回京任太常寺少卿，在京城，董其昌和葉向高過往甚密，葉向高對董其昌這位老友也非常器重。但董其昌深知派系斗爭的殘酷，他主動提出前往南方，采輯先朝章疏及遺事，找借口避開了京城這個是非之地。在江南的十八個月中，董其昌殫精竭慮地廣搜博采，撰成《萬歷事實纂要》三百卷，編成了《神廟留中奏疏匯要》四十卷，并仿照寫史贊的舊例，在每篇后加以評論。這些評論體現出了他對時政的見解，借此寄托他的政治抱負。《神廟留中奏疏匯要》深受皇帝的贊許。天啟三年（1623年）春，董其昌被晉升為禮部右侍郎，第二年又升為協理詹事府事，同年秋又擢任禮部左待郎。 天啟四年（1624年）春，董其昌返回京城任職。 然而，就在同年七月，葉向高的家宅遭到魏忠賢指使的一群宦官的強行搜抄。葉向高憤然辭官，致使東林黨蒙受了致命的打擊，東林黨也在魏忠賢日益膨脹的權勢面前節節失利。而魏忠賢此時也已完全左右了年輕的熹宗皇帝，并且巧妙地與那些不為東林黨所容的朝官結成了聯盟。十月，東林派遭到大規模的罷黜，其中包括東林派的顯要人物、董其昌的好友趙南星和高攀龍。后來，這種驅逐演化為全面的清除。東林黨人遭遇的不僅僅是罷官免職，而且常常是貶謫、流放、監禁、拷打、處死。 眼見黨禍慘烈、友人遭殃，董其昌在驚恐憂懼中，只好想盡辦法討好魏忠賢。由于魏忠賢很喜歡董其昌的字畫，董其昌便投其所好。在董其昌的同鄉章有謨著的《景船齋雜記》中就有這樣的記載：“當魏盛時，嘗延元宰書畫……魏每日設宴，元宰書楹聯三、額二、畫三楨……魏喜甚。”這樣，董其昌利用自己的書畫才能，贏得了魏忠賢的好感，他不僅沒有被罷黜免職，還在天啟五年（1625年）一月被任命為南京禮部尚書。 在古代禮部尚書稱“大宗伯”，此后也有人尊稱董其昌為“董宗伯”。他自己也有—方刻著“宗伯學士”的印章。 南京是明王朝的舊都，遷都北京后，正式官員皆任在北京。董其昌拜南京禮部尚書，也只是官階上的一種榮譽，并不掌握實權。在黨禍酷烈、紛爭不已的政治形勢下，躲過一劫的董其昌唯恐再被牽連，第二年即請告歸。 他寄興筆墨與山水之間，往來于無錫、蘇州、嘉興、金壇、杭州、南通、丹陽等地，與陳繼儒、沈士充、王時敏等鑒賞、品評書法繪畫。這其間，董其昌也著手編輯他以前的詩文成《容臺集》，意即“禮部尚書全集”。 陳繼儒在文集的序中對古稀之年的董其昌作了這樣的描述：“公七十有五，至今手不釋卷，燈下能讀蠅頭書，寫蠅頭字。”可見此時董其昌沉浸書畫、心無旁騖的恬淡心境。 天啟七年（1627年）末，熹宗皇帝駕崩，思宗朱由檢即位，魏忠賢自縊身亡。被閹黨清除的東林黨人漸返朝廷。崇禎四年（1631年），77歲的董其昌第三次也是*后一次被召回京，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這是他個人政治生涯的巔峰。 崇禎六年（1633年），董其昌在內閣中的兩位朋友周延儒、鄭以偉先后被迫棄官和死于任上，他的政治處境再次陷人困窘和艱難之中。年屆79歲的他，患有各種老午性疾病，對于擢升已很淡泊。崇禎七年（1634年）夏，在董其昌再三上書乞休下，皇帝準他辭官返鄉，詔賜為太子太保。 在徹底結束仕途生涯之后，董其昌回到松江，居于盧鴻草堂，以著書教孫度日。董其昌于崇禎九年八月病逝。翌年六月，思宗朝廷予董其昌祭葬之榮，并贈太子太傅。葬于吳縣震澤香山漁洋灣。在董其昌逝后第九年，南京明福王政權予董其昌謐號“文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