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佛教制度文化研究 本書特色

★ 16開平裝，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在采用制度文化研究方法的同時，大量運用案例分析法、數據統計法、比較研究法以及圖表分析法

★ 在文獻發掘利用方面，直接采用的文獻除各類佛教典籍外還包括大量歷史、政治、經濟、方志、寺志、商貿、財會、刑律、契約、藝術學、藝術作品、建筑學、建筑史、金石文獻、金石原碑、易卦、風水、筮讖、民俗、詩文、圖書、印刷、出版史、人口、官制、外交、語詞、攝影方面的古今中外典籍數據

★ 在利用相關領域近現代以來我國及國際學界重要的研究成果的同時，還進行了大量田野調查和實地考察，在數年的研究過程中對散布于國內國際各地的南宋佛教存世文獻及受南宋佛教制度文化影響的佛教建筑、寺院體制等實物遺存作了發掘觀摩、田野調查、實地考察、面談訪問

本書在體例上分為三編，通過內容緊密關聯而形式相對獨立的三個角度分別展開討論。簡介如次：

上編《行政機制與寺院體制》圍繞南宋政府的佛教政策、佛教管理行政機制與寺院體制的關系角度展開。南宋朝注重用制度手段扶持佛教以提高其社會文化影響力俾利王政，如與戶籍制度配套的僧籍體制、通過敕額進行合法寺數控制、敕差住持制度、寺院住持體制、五山十剎制度等制度手段皆屬前朝未曾有或已開始而未完備之舉。本編分為四章：

**章《寺院僧籍與試經度僧》，在與社會戶籍體制比較的基礎上討論南宋僧籍體系，南宋僧籍在北宋“都帳制度”基礎上建立了“四帳制度”，與此相關的試經度僧則可與科舉規范媲美，如試經標準、試經內容、試經方式、試經資格以及見之于法規的童行系籍、試經年齡、考官資格、放度原則、違法作弊懲處等方面都顯示出嚴格、合理、有序的制度化性質。

第二章《敕額鬻牒與合法寺院數》，談敕額性質及相關聯的鬻牒和合法寺院數量問題。宋代敕額制度表面上與唐代相似，即通過敕額從行政目的方面控制佛教規模，但是內涵發生重大位移，政策思想、制度設施及執行方式都與唐代有所不同。南宋敕額在制度導向、制度程序、制度價值三方面都與寺院合法性問題直接相關，換句話說即與合法寺院數量問題聯系在一起。而從歷代政府主持的鬻牒看，正因為僧籍制度日益完善，鬻牒才隨之得以發展，書中對北方金朝自有一套行政特點的鬻額與鬻牒也作了比較。存世文獻中未見正式的南宋全國性寺院數，但作者整理出散見于各種文獻中的寧宗、理宗二朝江、浙、閩等地區的寺院數字，推論當時全國合法寺院總量幾乎十倍于唐，這成為觀察南宋佛教制度文化的一個獨特視點。

第三章《寺院體制與住持制度》，認為寺院體制是中國佛教制度文化發展中的核心環節之一，作者根據歷史文獻及*近新發現的兗州龍興寺北宋嘉祐八年碑等文獻的研究，提出北宋寺院出現過一個“寺—院”二級體制階段，并根據縱向的歷史比較以及與國內外現存寺院體制橫向的制度比較，提出正是在作為國家正式制度，從唐代寺院“三綱制度”向北宋寺院之“寺—院”二級體制演進的同時，從鄉野山居的叢林中，一開始以完全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誕生出了作為民間佛教制度的寺院住持體制，但是以強大生命力迅速發展，南宋時以正式制度方式被確立為佛教寺院體制主流，作者稱為南宋寺院“住持制度”，并認為其標志有三：一是“住持”成為寺主正式名稱；二是住持為首、兩序分責的寺院體制形成；三是住持任職者執行公舉選任制度，以“期集公舉”的法定程序確認。

第四章《敕差住持與期集公舉》，專論南宋寺院敕差住持選任問題。住持任職制度實行于佛門內部，卻外顯于整個社會大眾視野之下，雖曰敕差，又絕非政府派人蒞寺任職那么簡單。南宋寺院敕差住持制度特色主要表現在“期集公舉”選任程序于法有度，體制嚴謹，當時不但“五山”大剎，一般中小寺院也一體遵行；不但禪宗寺院住持敕差出任，教、律諸宗乃至道教也起而效仿。作者援引杭州慧因高麗教寺在敕差住持產生過程中嚴格執行有關制度的情況作個案分析，謂其曲折生動的過程、意義多重的內涵中包含三大制度要素：一是準入資格（選舉人資格和被選舉人資格），二是差額原則，三是“舉主責任”。書中提出四位僧人（景壽、普濟、普寧、道沖）通過期集公舉出任住持的案例，說明期集公舉程序是當時的普遍情況。并對相關的政府除授體制、南宋廢除的試經選授住持制度、值得肯定的鬮選住持制度、北方金朝的鬻賣住持制度及當時和后人的評價等也作了討論。

中編《五山十剎制度》從南宋寧宗嘉定年間創建的五山十剎制度及制度文化影響角度，圍繞寺院體制及作為其外在的物質制度形式的寺院建筑形式、建筑功能等展開。五山十剎制度是與當時行政體制相適應的佛教制度的集中體現，意味著寺院體制被納入正式制度體系，形成佛教制度文化發展進程中的鼎盛期，對中國佛教以及世界佛教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本編也分為四章：

第五章《五山十剎及其研究考索》，對近現代以來國內外學術界的研究情況進行整理分類和總結概述，對國內外存世的相關歷史文獻進行梳理，其中對日本學界研究情況的介紹較細，分為四個部分：制度文化研究、寺院建筑研究、五山文學研究和五山刊版研究。然后根據作者掌握的文獻及實地考察等展開關于日本存世南宋《五山十剎圖》版本與作者、《扶桑五山記》價值及判誤等問題的討論，再對日本近現代的研究文獻、西方現代的研究情況等作了一些介紹。

第六章《五山文化與五山禪僧》。專門對中國佛教研究史上以往從未重視的五山禪僧問題進行探討。以南宋五山十剎制度體系為平臺產生了富有特色的“五山文化”，使中國佛教從這一特定時期開始產生世界性的文化輻射力，成為世界文明發展史、世界佛教史上引人注目的篇章。五山禪僧的活動成為五山文化傳播載體，本章以南宋前期瞎堂慧遠、虛庵懷敞、佛照德光三師為例，提出五山禪僧三個共同特點：一學養深厚，二長袖善舞，三不拘一格；以南宋中期癡絕道沖、長翁如凈、無準師范、虛堂智愚四師為例，分析叢林領袖數十年間掀風鼓浪，推涌起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波前所未有的高潮；以南宋中后期蘭溪道隆、兀庵普寧、大休正念、無學祖元等為例，討論五山禪僧群體性地走出國門，推動五山文化走向更廣闊的世界文化舞臺，成為中國歷史上一道獨特風景。

第七章《五山十剎與寺院體制》，圍繞五山十剎體制體現的制度價值在與時代和社會制度文化的結合互動中顯示的先進性制度規范，在佛教界內部產生了強大的制度文化吸引力并在實踐中擴展的命題，從文獻史料中采集諸多案例，以案例法討論了天臺、華嚴和律宗寺院以“五山”體制為模式實行改制，并采集散見于各種文獻中的數據，以統計分析法對南宋中期興起的一波寺院改制高潮之發生時間、各宗寺院改制數量及改制質量等展開討論。

第八章《五山十剎與伽藍制度》，主要從寺院建筑布局及轉輪藏、輪藏殿角度，提出佛教制度文化價值還與作為物質文化制度的寺院建筑形式、寺院屋舍功能等聯系在一起。在“五山”制度框架背景下，與寺院修行生活、弘法方式、管理程序等與日常儀則規制相關的所有方面，都外在地體現、輻射于寺院建筑布局（伽藍配置）、建筑風格、建筑功能等方面，本章主要從南宋叢林伽藍配置、轉輪藏（殿）建造及相關經營機制、轉輪價格、藏經與閱藏管理等角度展開討論，認為其對后世中外佛教寺院的建筑理念、建筑形式、建筑功能等方面都具有決定性影響。

下編《叢林營為制度》從寺院體制的內部結構關系角度，圍繞寺院體制內涵的經營性質并因而體現的寺院經濟經營模式，及其與社會經濟系統互動的和諧程度，以及相應制度安排展開討論，也由四章構成：

第九章《寺院經營與制度體系》，提出歷代寺院經濟運作模式的嬗變演進即是因其世出世不二之諦不斷尋找并重新定位，在契合自身價值的前提下，通過調整自身體制以適應本土制度文化環境，以自生性生存機制主動適應主流經濟運作系統、成為有機組成部分的過程。作者概括了歷代四種檀施機制及其與寺院自生機制的關系，認為寺院經營機制也成為一種佛教自我約束的平臺。并根據諸清規所載營為（經營）內容以及“五山禪僧”多是經營大師的事實，聯系歷代寺院經營中伴隨的經濟糾紛案例，概括南宋寺院三個外顯性經營特征：一是常住僧尼數量劇增，二是建筑趨于簡樸，三是各地大小寺院普遍擁有數量可觀的寺田。

第十章《長生庫與金融經營》，討論南宋寺院經營主題之一長生庫金融經營，認為在當時高度發達的商貿經營和強烈的金融經營觀背景下，普遍開展的長生庫經營成為寺院立足和開展弘法事業的重要基礎，在給寺院帶來經濟收入的同時也為社會提供了具有唯一性的宗教服務。作者通過兩個長生庫經營個案（約發生在寶慶至嘉定七年前后的廣東韶州南華寺、約發生在嘉定至嘉熙元年前后的浙江湖州報國寺）的微觀分析，探討長生庫經營模式及利息制度等問題；還提出三個案例，以研究南宋長生庫特殊經營機制：一是地方政府官員參與經營，二是地方富豪以合伙制方式參與經營，三是寺院長生庫異地聯營機制。

第十一章《唱衣拍賣與清規規范》，亡僧衣物唱衣拍賣是南宋寺院體制中被行政制度認可的一項重要經濟制度，諸清規皆用較大篇幅詳載估衣、唱衣、拍賣及記賬、核算等財務程序，視為叢林制度的一項重要規章。本章從“唐式溯源”與“宋式立法”及南宋存世宋令、宋式格式展開，圍繞相關叢林財務制度及單賬式（板賬式）展開較深入討論，并擇其要者對幾種特征較顯著的清規所載之單賬式作了案例分析。

第十二章《清規制度與簿籍賬冊》，寺院財會簿賬這個形而下的命題以往較少被學界關注，但是諸清規皆對這方面內容予以特殊重視。叢林體制中較系統的財務管理及相應的簿賬體系，包括住持崗位職責、住持一般財務職能、住持財會核算及簿冊管理職能如一賬二簿、物賬點對等制度設計尤其是雙重制衡體制等皆極有特色。作者認為，叢林營為與財會簿賬體系設置，叢林列職與簿賬制度及內在地包含的監察、磨勘、考課等制衡機制，是叢林制度結構中*精彩的部分之一，并舉《敕修百丈清規》中的財會簿冊之細則內容作了案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