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十二) 節選

戰后東北之爭（下） 白先勇
一項改變歷史的軍事命令——第二次停戰
國民黨敗退臺灣后，痛定思痛，開始檢討大陸失敗的原因。軍事方面，國民黨高級將領紛紛提出在大陸與共軍作戰所犯的錯誤。蔣中正本人也終于在他撰寫的《蘇俄在中國》中對他在1946年6月6 日頒發第二次停戰令對東北戰爭的影響，做出了這樣的結論：
“從此東北國軍，士氣就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于被動地位。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后失敗之惟一關鍵。當時已進至雙城附近之追擊部隊（距離哈爾濱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擊，直占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的散匪，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其蘇俄亦無法對‘共匪’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匪’在東北亦無死灰復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國軍*后在東北之失敗，其種因全在于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后果。”
蔣中正在這里把*后國軍在東北失敗，四十七萬精銳盡喪敵手，完全歸咎于他自己頒發的那道第二次停戰令，這是很嚴重的說法。蔣氏這段檢討相當坦率而沉痛，這在蔣氏言論中，并不多見。如此重大而牽動全局的一項決定，蔣氏當時到底是在何種客觀狀況及主觀心態下而做成的呢？這個問題值得仔細研究推敲。
首先是蔣中正究竟是在何時下決心命令國軍先鋒部隊停止追擊的。1946年5月23日，蔣中正偕我父親等人飛蒞沈陽，當天國軍正進占長春，蔣氏到東北，親眼看到國軍士氣如虹，并得知林彪部隊潰不成軍，而且蘇聯態度又有改變，信心大增。如果他在南京時對國軍是否應該進軍長春繼續往北推進有所疑慮，此刻他已沒有顧忌了。5月25日，他在日記中如此記載：
“東北‘共軍’主力既經擊潰，應速定收復東北全境之方針，令杜聿明長官部向哈爾濱兼程挺進，必先占領該戰略據點，東北軍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計劃。”
可見這時蔣對哈爾濱的戰略位置的重要性認識十分清楚，而且有決心要命令杜聿明部隊往哈爾濱挺進占領。一直到5月30日蔣離開長春飛往北平，其間即使他心中已經開始考慮何時下停戰令的問題，顯然也并未告訴我父親或杜聿明等人，否則我父親及杜聿明在沈陽或長春一定會向蔣力爭繼續北進占領哈爾濱了。事實上5月30日這一天，蔣還接到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的“陷電”：
“文今晨攜鈞座函譯文及三妹函交馬使，談二小時，馬謂鈞座意甚懇切，可希望作為解決之根據，渠即將召周恩來談，告以渠之意見。（一）交通即設法恢復；（二）美方對于若干事件保有決定之權；（三）‘共軍’應退出哈爾濱、齊齊哈爾。以上三點，應由‘共方’接受，除此外，無法調停……”
可見馬歇爾也同意蔣的看法，共軍應退出哈爾濱及齊齊哈爾。按理說蔣中正下令國軍進占哈爾濱、齊齊哈爾，更加有理可據了。不過馬歇爾的意思是要由他本人與周恩來談判來達成共軍撤出哈、齊，這說明至少他也承認了共軍占領哈、齊是不合法的。
可是就在飛返南京的前一天，6月2日，蔣中正在北平突然下令停戰。80雖然停戰令6月6日才正式宣布，但6月2日顯然已經通知東北行營。蔣氏在這短短兩三天內獨排眾議，不采納東北杜聿明諸將領以及我父親的建議，進攻哈爾濱，而做出此一重大決定。尤可異者，蔣氏不待返南京后，與他*親信的參謀總長陳誠等人開會商議，遠在北平便獨斷決定下令停戰，而且返南京后第二天即6月4曰，馬上徑自向馬歇爾宣布6月6日起主動停戰十五天。到底是何種原因促使蔣中正倉猝間做出如此影響大局的停戰決定？
多年來，國民黨官方的說法，以及蔣中正本人記載的言論顯示，1946年6月6日蔣中正宣布這道第二次停戰令，是由于馬歇爾特使的壓力。有的美國學者也傾向這種看法。81馬歇爾對蔣中正所施的壓力的確很大，三番四次威脅要退出調停切斷美援。為了安撫馬歇爾而下令停戰，這是原因之一。
1946年3月11日，馬歇爾返美述職，至4月18日才重回中國。這期間，因蘇聯紅軍開始撤退，共軍乘機進占中長線上沈陽以北的諸大城市，東北國共兩軍的沖突乃日趨尖銳。馬歇爾抵達重慶當天，4月18日，共軍打入長春。馬歇爾見東北戰事擴大，大為震驚。因此，他返華**要務便是要調停東北戰爭，將他慘淡經營而成的1月10日**次停戰令，擴展到東北。但當時共軍處處占上風，接著又進占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大城市，周恩來在談判桌上姿態甚高，馬歇爾雖然明知共軍進占長春屬違反停戰協定，但馬與周交涉共方撤軍，迄無結果。他唯一能使勁的地方，便是向蔣中正施壓，要國軍讓步。4月23日，蔣氏與馬歇爾會談后，在日記中記載：“馬歇爾氏于談話中，全用壓力，意在迫使我政府對東北問題再作讓步。”s2馬歇爾咄咄逼人之勢，蔣氏深有所感，但當時“四平街會戰”巳進行得如火如荼，蔣早已布署停當，要與共軍一決勝負，當然不可能一時屈服于馬歇爾的要求。馬甚感不耐，翌日與蔣再會面，對中央政府黨政軍的種種不是，竟肆意攻擊起來，“聲色俱厲”，蔣為了顧全大局，也只得“寬予容忍，不與計較”。當初馬歇爾使華，主要任務之一即是處理東北危機，而今東北蘇聯紅軍撤出后，情況反而惡化，國共軍隊大打出手，馬歇爾個人聲譽固然大受打擊，而東北戰爭，可能引發國共全面內戰，更教馬歇爾心急如焚。他不顧一切，頻頻向蔣中正施壓，以致言辭失禮，正也顯示他夾在國共之間，調停一籌莫展，內心挫敗之深。
蔣中正于5月23日飛往沈陽，他離開南京前告訴馬歇爾：政府已有三日未接到東北軍事長官之報告，國軍或已向長春挺進，他親自前往沈陽，以控該地局勢。這當然是托辭，父親19日返南京已向蔣氏報告東北戰況詳情了。蔣于5月25日給宋子文函中，承認他之所以來沈陽，就是要避開馬歇爾的糾纏。83但馬歇爾并沒有放松，一直電蔣催逼他下令國軍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停止前進攻擊”。此時中共四平兵敗，乃發動宣傳猛烈攻擊馬歇爾包庇國民黨，擴大東北戰事，中共目的當然在促使馬歇爾逼蔣停戰。馬歇爾這時是啞巴吃黃連，有口難辯，尤其蔣飛沈陽，乘的是馬歇爾座機，于是中共更有借口攻擊蔣赴東北督戰系出于馬歇爾的指使。馬歇爾大為窘迫，被逼得上無線電廣播，公開呼吁蔣中正下令停戰，以便撇清中共對他的指控。5月31曰，蔣中正已到達北平，馬歇爾還追電過去：
“鄙人茲特重向鈞座聲述，政府在東北軍隊之繼續前進，不但使本人之調處急趨困難，即鄙人之信用人格，亦已大為動搖，因之鄙人特再懇請鈞座，立即下令停止政府軍隊之前進攻擊與追擊……”
馬歇爾此刻已顯得氣急敗壞，語近威脅，有意退出調停了。6月4日，當蔣中正返南京會見馬歇爾，告之決定6月6日頒布停戰令時，馬歇爾欣喜之情，可以想見，很可能他會認為，他向蔣中正不斷施壓，終于奏效。
那么，蔣中正果真是完全屈服于馬歇爾壓而頒發第二次停戰令的嗎？恐怕也并不盡然。
首先，馬歇爾來華調停之初，汲汲于催促蔣中正與中共組織聯合政府，又于1946年1月10日達成**次停戰協定，在蔣看來，馬歇爾所作所為皆有利于中共，對國民黨政府則為害甚烈。因此，一開始，蔣中正對馬歇爾來華調停，便有所排拒，心生警惕。他在日記中，對馬歇爾的批評，坦率、中肯，對馬歇爾調停所產生的害處認識得也很清楚。早在1946年1月22日的日記中，蔣對馬歇爾便這樣批評：
“彼對我國內情形及‘中共’陰謀并無了解，終將誤大事也。”
他審閱了馬所提“臨時政府組織法”后，感慨道：“此為‘共黨’所不敢提者，可知客卿對他國政治之隔閡。若本自無定見，不僅誤事，且足以召亡國之禍也。”
蔣甚且認為，聽從馬歇爾會召來“亡國之禍”，所以自我警惕，要有“定見”，這是很重的話。第二天開“政協會議”，蔣看見馬歇爾被中共周恩來、民盟羅隆基等人包圍，對中國國情又“隔閡異甚”，蔣擔心“甚有重演前年史迪威不幸事件之可能”，不禁“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史迪威是馬歇爾的老部下，甚得馬器重，“史迪威事件”后，馬歇爾對蔣中正難免不生成見。他到中國后，蔣看見他言行之間，竟處處偏向中共，與史迪威當年同出一轍，難怪蔣“憂心悄悄”，生怕“史迪威事件”重演，損害中美關系。在蔣看來，馬歇爾專以妥協中共為能事，簡直“完全為‘共黨’宣傳所迷惑矣”。蔣的說法，也不無道理，3月初，馬歇爾競親自跑到延安去巡視，受到中共盛大歡迎，毛澤東見機向馬歇爾建言：“解決國共軍事沖突之關鍵，端在美國立即停止對華軍事援助。”后來，馬歇爾果然切斷對國軍軍援八個月之久。
馬歇爾返美國述職后回重慶，當時東北國共兩軍已經打得不可開交，馬歇爾仍主張對中共采取妥協。蔣中正認為馬“只求暫時不發生戰爭，即視為調停成功，而于我國之實際利害成敗，則毫未計及”，乃直告以“非先改變其對‘共黨’之態度與方針，決不能達成調解之目的”。馬歇爾毫不為所動，兩天后即4月21日，竟呈送蔣備忘錄一份，擬以美軍裝備供給共軍十個師，馬認為，這樣美國軍官得以訓練中共部隊，以利國共兩軍之整編。幸虧馬歇爾這個打算魏德邁早已悄悄告訴蔣中正了，否則馬歇爾這個建議的震驚效應恐怕更加巨大。4月28日，蔣在日記中寫下他對馬歇爾的觀察：
“近察馬歇爾氏之心理及其態度，乃極以對‘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頓為慮，時現恐懼與無法應付之情態，其精神幾已完全為共黨所控制，一惟‘共黨’之要求是從，無敢或違，凡與‘共黨’心理抵觸之條件，皆不敢向‘共’方試談，其畏‘共’心理，竟至如此！”
這里，蔣氏認為馬歇爾已經著了中共的迷，完全被中共牽著鼻子走，失去調停的能力了。而且馬歇爾對國軍毫無信心，認為國軍在東北絕無摧毀共軍的能力。“四平街會戰”，國軍打了大勝仗，林彪部隊潰不成軍，已往北邊撤退，可是馬歇爾硬是不信，向宋子文表示反對國軍進占長春。蔣中正這次真的光了火，5月24日，在沈陽所記的日記中，把馬歇爾狠狠地批了一頓：
“馬歇爾不問我國之利害禍福如何，亦不顧其國政策之能否實現，而惟以其個人之功利成敗是圖，一意對‘共黨’遷就，以致揚湯止沸，勞而無功。近聞馬歇爾向子文表示，對我軍進占長春，甚不贊同。此乃其一貫之錯誤政策，無足為異，此時惟有竭盡吾人之心力，以至誠感之，以促其覺悟耳！”
四平兵敗，中共中央震動，為了挽救頹勢，周恩來向馬歇爾表示希望停戰和談。5月27日，蔣中正看到馬歇爾轉來周恩來致馬的備忘錄，記道：
“周恩來之奸謀狡計，自在意中，而馬歇爾氏之心意，亦一如往日，只希望我立即下令停戰，俾其個人任務，得以迅速達成，而不顧我國脈民命之存亡絕續，為可慨也！”
由此可見，蔣對馬歇爾充作國共內戰調停人之短處之局限，有相當清楚的認識：馬歇爾昧于中國國情，迷惑于中共的宣傳，對中共一味妥協遷就，只管個人調停得失，置國民黨政府存亡于不顧，而且對東北戰況根本不清楚。蔣氏并曾自我警惕，聽從馬歇爾的調停，可能招致亡國之禍。蔣氏既有此等認識，更了解中共戰敗求和是“奸謀狡計”，而在1946年6月初短短數日，竟會完全屈服于馬歇爾的壓力，而做出影響東北全局的停戰決定，似乎于理不合。試觀其后蔣與馬的關系，第二次停戰令終止以后，關內國共兩軍，反而大打起來，全面內戰開始。蔣不顧馬歇爾退出調停的威脅，于當年10月毅然下令進軍內蒙重鎮張家口，因此觸怒馬歇爾，切斷對國軍美援八個月。由此可見，蔣氏指揮國軍進退，自有主見，不一定那么容易受馬歇爾左右。因此，1946年6月6日蔣中正倉促間頒發第二次停戰令，應該還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與動機。
蔣中正在《蘇俄在中國》中，特別辟一章檢討“反共斗爭成敗得失”，其中有一節是：“我們自信太過……”蔣氏承認由于“自信太過”，“未能對共黨問題作徹底的處置，和根本的解決”。他舉例1927年清黨及1934年第五次“圍剿”成功，對共黨“殘余部隊，不作*后的追剿，且接受其停戰歸誠的要求”。在先前檢討“東北變亂與第二次停戰令”時，蔣氏自己說明他下第二次停戰令的理由：
“綜核前方報告，都認為‘共匪’經過此次致命懲創之后，如不受國際特殊的影響，決無再起可能。我亦以為‘共匪’在此創巨深之余，茍有一線愛國良知，果能實踐其一月間停戰協定等諾言，仍可予其悔過自新，效忠國家另一次之機會，乃先令前方追擊部隊就地停止待命。”
　 接著蔣氏沉痛檢討：
　“這不僅重蹈過去以為中共亦是中國人，總是愛中國的，終有和平解決可能的這一幻想，所帶來無窮災害的覆轍；而亦就是我在‘檢討反共斗爭成敗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夠徹底’以及‘我們自信太過……’的弱點，所造成的禍根。”
蔣中正于5月23日飛沈陽后，得到前方報告，發覺共軍大敗，嚴重性出他意料之外，他在沈陽那幾天親自指揮國軍追擊，連連得手，林彪部隊潰不成軍，往北潰逃。5月24日，他函馬歇爾，由宋美齡執筆，提出對中共停戰和談條件，比先前嚴苛甚多，而且口氣強硬，幾乎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對敗方招降了。因此，蔣中正于6月2日在北平遽然下令停戰很可能是基于下面的原因與動機：
蔣中正確實認為共軍“經過此次致命懲創之后”，“決無再起可能”。他于6月2日返南京前下令國軍停止追擊，一方面可以安撫馬歇爾，緩和美方壓力，同時還留了一著活棋，6月7日，在停戰令生效的同一天，他電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內附復馬歇爾信：“即在東北，國軍有行動自由，及政府在東北接收政權，不受阻礙。若共軍再有攻擊，即予反攻。再共軍恐難就范，故仍須準備進攻。”蔣氏顯然并不相信共軍會遵守停戰協定，但同時他卻認為，下令停戰后，國軍仍舊有能力，隨時可以再進攻。
事后看來，1946年6月初，東北林彪部隊經“四平街會戰”兵敗，損失慘重，已失去戰斗能力，可以說是其在整個東北戰爭中，*虛弱的一刻，而國軍四平大勝，新一軍在陸空聯合作戰的威力下，勢如破竹，直追過松花江岸，離哈爾濱不足一百里，也是國軍士氣*高昂的時分。當時的國際形勢，對國軍亦*有利，蘇聯斯大林玩兩面外交，看見共軍在四平會戰中節節敗退，已認為東北戰爭國軍一定會贏，乃于5月6日通過蔣經國邀請蔣中正訪蘇。國軍進占長春后，蘇聯態度轉變更大，向國民政府示好，表明不會支援共軍了。至于美國方面，亦承認共軍進占長春、哈爾濱，是破壞馬歇爾促成的停戰條約，因此國軍師出有名。而且此時關內國共戰爭還沒有全面展開，國軍在東北可以集中力量“剿共”。因此，國共兩軍在東北一決勝負，1946年6月初，是國軍占盡優勢的關鍵時刻，這個良機一失，國軍便再無贏得東北的可能。
蔣中正當時對東北局勢顯然作了錯誤的判斷，他沒有考慮到驟然下令停戰，對國軍帶來的嚴重后果。正如他檢討中自云，由于“自信太過”，對共軍產生了輕敵心理，以為林彪部隊，“決無再起可能”，乃貿然下令停戰。第二次停戰令下達的時機，完全違反軍事原則。《曹劌論戰》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兩軍對壘，往往是一場比較士氣高下、意志力強弱的決戰。正當國軍一鼓作氣，往北挺進，眼看勝利在望，而突遭勒令撤回，對當時將士心理打擊之大，可想而知，從此東北國軍士氣再衰三竭，以至一蹶不振，就是從這道第二次停戰令開始。
毛澤東命令林彪死守四平，犯了嚴重的軍事錯誤，差點輸掉整個東北，但蔣中正下令國軍停止追擊，犯下更嚴重的錯誤，把東北徹底失去了。很可能，國共內戰的勝負，在1946年6月初，已經決定。
父親的憾恨
1956年5月2日，父親在臺灣上書蔣中正一封密函，其中有這樣一段：
“抗戰勝利后林匪彪竄擾東北得蘇俄接濟占據東北戰略要點——四平街國軍久攻不下職奉鈞座命令前往四平督師三日而攻克之當時我統帥部曾獲諜報蘇軍約六干潛留長春故密令國軍不準渡遼河職當時身臨前敵關于匪情比較清楚故本上級指揮官企圖曾獨斷下令嚴飭杜總司令聿明率部越過遼河追擊攻占長春吉林匪所部死傷慘重潰不成軍確已失去戰斗能力若照職原定計劃繼續窮追本可將其消滅于東北境內以免該匪后來在東北接受蘇軍繳獲日本關東軍五十萬人之優良裝備為我**勁敵同時我可將東北國軍精銳調進關內形成重點使用剿匪軍事或可改觀無奈馬歇爾將軍受匪共欺蒙左袒毛匪強迫東北國軍停止追擊遂使林匪坐大反噬養虎遺患往事追憶真令人痛心疾首者也。”
同年12月，蔣中正的《蘇俄在中國》出版，這時距“四平街會戰”已有十年。蔣中正與父親，兩位“四平街會戰”的主事者，在十年后，各自追憶起這一段國共斗爭的歷史關鍵，同感“痛心疾首”。蔣氏悔恨當初錯下第二次停戰令，父親則痛惜蔣中正未能及時采納他的建議，徹底消滅東北共軍，以致林彪部隊坐大反噬。
父親一向冷靜沉著，喜怒輕易不形于色，但不止一次，我親眼看到他晚年在臺灣，每提起這一段往事時，猶自扼腕頓足，憾恨之情，溢于言表。我很少看見父親論事如此激動，即使論到“徐蚌會戰”——另一個與他糾葛甚深的戰役，他也沒有像談到“四平街會戰”時如此痛心惋慨。“四平街會戰”，*終竟功虧一簣，一著棋錯，滿盤皆辦理，這是父親一直耿耿于懷，到他晚年亦常引以為憾的一件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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