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效應(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的復雜性) 節選

版前言
    《系統效應》被譯成中文，我深感欣慰。在我所寫的全部著作中，這本
書是*有趣和*重要的。冒昧地講，我認為它能改變人們看待世界的方
式，能夠賦予他們一套概念工具，這樣的工具能產生更出色的理解并導致
更有效的行動。進行系統思維會給人一種不同于標準的美國社會科學的
審美感受，并且揭示自然世界與社會世界所具有的許多復雜狀況和有趣
之處。當然，這些斷言的真偽只有在閱讀本書之后才能明白。在這篇前
言里，我打算對本書學識的來源以及在美國學術界它怎樣被接受作一些
解釋，然后對本書的主要見解進行討論。
    在這樣做之前，我想提供一些知識背景。我可以查明我的絕大多數
重要項目的非常具體的來源。導致我寫出*知名的著作《國際政治中的
知覺與錯誤知覺》1的思想，是我作為研究生時聆聽阿納托爾·拉波波特
(Anatol Rapoport)和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之間有關冷戰及
分析冷戰途徑的爭論而產生的。阿納托爾·拉波波特與諸如查爾斯。奧
斯古德(Charles Osgood)、阿米泰·埃齊奧尼(Amitai Etzioni)等其他社
會科學家都承認錯誤知覺的重要性，并且特別指明，每一方對另一方敵意
的過高估計都會導致它們采取好戰行動，從而造成錯誤知覺和敵意的螺
旋上升。謝林則像其他威懾理論家一樣，強調如果侵略方低估維持現狀
的防衛方的決心，那么戰爭便可能發生，他因而對威懾的錯綜復雜形式進
行了必要的和可能的探究。在這里是存在著真實的差異的，但是把這種
差異描述為這兩者間的爭論則是錯誤的，即社會心理學家意識到人類容
 易犯錯和存在認知扭曲，而經濟學家則相信人類具有完全的理性。每一
個思想流派都包含有理性價值*大化的因素和信息傳遞與感知方式的因
素，這些因素是不能通過先驗假定和演繹模式而捕獲的。我在當時感到
印象深刻的是，這場爭論并沒有導致兩種抽象模式中的任何一種得到普
遍認可(盡管這兩種抽象模式在當時是實際存在的)，而是形成了這樣的
爭論，即哪一種模式適合于解釋冷戰，這種爭論反過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
建立在對蘇聯及其意圖的矛盾的看法之上。本書第三章按照安全困境的
重要性以及威懾理論與沖突螺旋模式的差異對這一論點作了進一步的闡
述。不過，在我看來更為重要的是，雖然在這一點上我確信用螺旋理論解
釋冷戰的學者是錯誤的，2但他們的這樣一種認識卻是正確的，即理解國
家怎樣看待對方和領導人如何認識他國意圖至關重要。對于這些問題，
社會心理學家是淺嘗輒止，而政治科學家則視而不見。因此，我把這一問
題作為了我學位論文的研究主題。
    然而，我很快就意識到，國家怎樣試圖讓他國接受有關自身的理想意
象，以及它們怎樣試圖傳遞關于它們在未來將如何行事的有時準確有時
不準確的圖景，同樣是相關的問題。我們現在是把這一問題稱為“信號傳
遞”(signaling)，這一問題后來受到了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極大關注。
然而，在經過一兩年的研究之后，我認識到，盡管信號傳遞與知覺問題在
知識上緊密相關，但總合起來卻分量太大以致不適于放在一篇論文里，特
別是如果我還想繼續從事我的學業的話。我的學位論文委員會建設性地
準許我把信號傳遞問題分離出來進行討論，并以這篇論文授予了我博士
學位。雖然我*先開始的是對錯誤知覺的研究，但《國際關系中意象的邏
輯》3一書卻比我那本論述錯誤知覺的書早六年問世。作為題外話，在這
里也許該提一下，即稍后我對信號傳遞與錯誤知覺的研究遵循了相互分
離的方法，與體現我那兩本書的特征的差異相類似，而且我在這兩個領域
的研究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認為，這是個嚴重的錯誤，我希望能在正
(慢慢)撰寫的一本書中部分地加以糾正。4
    我同樣可查明我的兩本有關核威懾和美國戰略政策的著作的由來，
這兩本書是《美國核戰略的不合邏輯》與《核革命的意義》。5其中的第二本
書乃是一組對**本書的主題進行詳細闡述的文章，而**本書則是出
 自于緊隨威懾失敗之后的有關美國戰略的大討論，更具體地說，是在我經
歷了政府對制造Mx導彈的必要性進行官方辯解之后，我認為這種辯護
在智慧與知識上具有嚴重缺陷。在閱讀這些辯解之前，我天真地假定未
得到公眾分享的更好的理由是存在的，但這*終沒有成為現實。
    我*新的一本書《新時代的美國對外政策》6，同樣是出自于國際政治
的特定事件。這一次是2001年9月11目的恐怖主義襲擊，以及隨后布
什主義的發展和由此而來的被誤導的對伊拉克的入侵。
    《系統效應》一書并沒有簡單和直接的來源。與我的其他著作不同，
它并不是當今國際政治中的事件或爭論所引發的。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出
于這一原因，我無法確定沿這些思路進行思考的日期或者促成了這些思
考的因素。從某些方面來說，它體現了我此前思考的延續性。正如我在
后文中將更詳細地討論到的那樣，這本書的一條主線就是人類事務中戰
略互動的中心性。在這里像在其他許多領域一樣，我從托馬斯·謝林的
著作中受益良多。我希望這本書和其他書的注釋能夠說明這一點(實際
上，我**次寫下我的這一思想是在一篇為一本向謝林表達敬意的書而
寫的短論7里)。我也看到了包括人類在內的系統的動態關鍵性地依賴于
相關行為體的知覺(以及它們對于他者知覺的知覺)的許多方式，因此，我
拾起了《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一書中的某些主題，這有助于解
釋《系統效應》一書為什么被美國政治科學學會政治心理分會評為了年度
*佳著作。不過，該書還涉及了其他許多因素，包括對其他國際政治系統
理論以及聯盟中變化的討價還價關系的分析?；蛟S更有趣的是，我的思
考和研究并不限于國際政治乃至政治科學，而是向外擴展并尋求涵蓋有
關我們的社會世界，實際上也包括自然環境的方方面面的廣泛觀點。我
的觀察越多，就會越多地看到某些類型的戰略性行為與無論是生物學還
是物理學的自然模式的相似之處。我對后者的考察越多，對人類行為、社
會模式和政治生活的洞察就越深入。不過，這樣的智力過程是如何開始
的，我卻說不出來。
 

第四章
反    饋
反饋的類型
    反饋是系統運行方式的核心。1一個要素或關系的變化經常會改變其
他要素或關系，并反過來影響到自身。因此，我們是在與環狀系統打交
道，在這個系統中的因果關系是相互的或循環的，而不是單向的，我們理
論中的大部分是這樣論述的。正如之前討論的互動過程一樣，觀察者很
難確定責任，行為體也很難逃脫那些看似憑空而來卻又無處不在的強化
的模式。行為體的行為在總體上導致并解釋了行為本身。
    如果某一方向上的變化所導致的壓力的增強，產生了同一方向的進
一步變化，則反饋就是正向的或自我放大的(以及不穩定的)；如果變化激
發的作用力抵消了*初的變化，并將系統推回到了類似于原初位置的某
種狀態，則反饋就是負向的或抑制性的(以及穩定的)。沒有負反饋，就不
可能存在穩定，因為模式將不能持續到使有組織社會成為可能的程度；而
沒有正反饋，則不可能存在變化與發展。
    在這些類型的范圍內，存在著許多不同的進程。就正反饋而言，這一
點尤其正確。*明顯的是，當涉及兩個行為體時，它們的行為方向要么是
對稱的(symmetricaL)，要么是互補的(compIementary)。2從后面要討論的
事例看，沖突的螺旋升級是對稱變化的例證，在這一過程中，雙方都不斷
 猛增軍備并且彼此更加敵視。在緩和期間則會發生互補的變化，這時一
方發展得日益強大和專斷，而另一方則以加速的步調變得虛弱和卑屈。
盡管反饋通常至少涉及兩個行為體，但在一個行為體之內也可以發生。
例如，態度甚至對情緒的感覺就可能導致它本身的放大(“越想就越
生氣”)。
    讓基本分類更復雜，可以看到，有時正反饋與負反饋會同時發生，而
這取決于檢驗形勢的視角。例如，軍備競賽是正反饋的事例，但如果競爭
取代了戰爭并且使任何一方都不能取得支配地位，那么從政治上講，其結
果就可能是負反饋。行動也可能在一個地理區域引發正反饋，而在另一
個地理區域引發負反饋。因此，如果一個地區大國脅迫其鄰國，該地區的
其他國家就可能服從其領導，但地區外國家則可能會制衡它。
    在另一些系統中，正反饋可能在一個時期內占主導地位，但結果卻被
負反饋所取代，或是導致了相反的結果。實際上，正反饋*終肯定會因為
沿漸近線發展而終止，但在大多數情況下，起抵消作用的力量在此之前就
已經被動員起來了。例如，在越南的戰爭破壞了美國的一致，這種一致不
僅曾經支持*初的干涉，而且也支持廣泛的遏制政策。這場戰爭削弱了
美國阻止蘇聯其他冒險行動的努力，結果是蘇聯在第三世界的積極行動
增多了。然而，蘇聯新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又重建了美國的共識，結果僅
過了10年，負反饋就凸顯出來。作為一種選擇，兩個國家一度都能成功
阻止對方謀求主導地位的努力，直至其中一方感到再不能維持這種加劇
的競爭，此時它將作出讓步，但這種讓步有可能產生導致進一步退讓的壓
力。這種次第的后果描述了冷戰的起伏，就像越南戰爭動態的一般形式
所描述的緩和的上升與下降一樣。
    這種情況意味著，隨著系統中國家發生變化，在某個時間點上引發
正反饋的刺激因素也能在另一時間點上引發負反饋。生態學家也發現
了類似的模型，即動物會根據那些遵循不同戰略的動物的比例變化改變
其行為，并且他們還看到了捕食者與其獵物之間數量升降的循環。隨著
獵物的增多，捕食者也增多。但是，當捕食者增加得太多以至于獵物驟
減之時，正反饋就終止了，這種情況反過來又導致捕食者數量急劇
下降。3
    相似的道理還可以用來解釋世界政治的大致循環，這些循環在其軌
道的不同點上，表現出正反饋和負反饋。16世紀晚期一位不知名的評論
家提出了這樣的基本觀點：
    和平帶來富裕，富裕導致驕狂，驕狂滋生爭吵，爭吵引起戰爭；戰
    爭帶來破壞，破壞導致貧困，貧困引發和解，和解促成和平。所以，和
    平帶來了戰爭，戰爭也帶來了和平。4
    更晚近一些時候，人們的論述認為，隨著國家的強大，它們就會擴張；
擴張*初增強了國家的力量；但超過某個點后，帝國就變得沒有效率，而
且樹敵與負擔的增長會快于獲得資源的速度，在這種情況下，帝國即便不
崩潰也會衰落。因此，擴張*初會導致更大的擴張(正反饋)；接著會產生
反制力量延緩或逆轉其擴張(負反饋)；在*后階段，退卻削弱了帝國的權
力，導致了它的崩潰，并加速了另一國家的崛起(正反饋)。
    當系統面對著某些種類的刺激，或是刺激發生于一定限度之內時，系
統可能也會表現為負反饋；而當系統面對不同的刺激，或是較重大的刺激
時，則會表現出正反饋。理查德·羅斯克蘭斯認為，盡管均勢通常會限制
主要大國權力的增長，但如果某個大國成功地變成了支配者，那么其他國
家就將謀求與之合作而不是進行制衡。5系統在某些干擾的背景下可能還
是穩定的，但在另一些干擾下則不然。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即使是小規模
的戰爭也會產生影響深遠的變化，而一步步走向和平的一體化則會引發
抵制性的反應；在其他情況下，也可能出現相反的情況。在西方人看來，
大多數“原始的”社會十分脆弱，因為它們接觸現代世界后瓦解了，但它們
在遭遇自然界及鄰近部落所構成的干擾時卻維持了自我。6也許在核戰爭
威脅的背景下冷戰系統是穩定的(也就是說，增加戰爭危險的危機會導致
保持國家和平的政策)，但是，從超級大國內部發生的變化看，它又是不穩
定的?，F今的世界政治可能表現出反對霸權國發展的負反饋，以及對合
作反應的正反饋。

系統效應(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的復雜性) 作者簡介

p>作者簡介
    羅伯特。杰維斯生于1 940年，1 968年在加州大學伯
克利分校獲博士學位，1 968—1 974年在哈佛大學任教，現為
哥倫比亞大學史蒂文森(Adlai E Stevenson)國際政治學講
座教授，是美國國際關系學界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杰維斯
是美國科學促進會和美國藝術與科學院成員，擔任過美國政
治學會主席。他的著作包括《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