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鴉片 本書特色

雷蒙·阿隆(1905—1983)是一位享譽當代世界的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同時也是20世紀法國首屈一指的社論撰稿人和專欄作家。他在長達數十年的風風雨雨中，多次戰勝從政的誘惑，堅持以學者和記者的身份觀察著20世紀的風云變幻。作為記者，這位以“介入的旁觀者”自居的新聞評論家，在近四十年的記者生涯中寫了四千余篇社論和無以數計的專欄文章。由于這些文章無不表現出學者的睿智和政治家的敏銳，因而不時在法國乃至整個西方的讀者中引起強烈的反響。作為學者，他無論在執掌教鞭還是在著書立說方面均取得巨大的成功。他曾任教于巴黎大學、國立行政學院等法國一流名校，并經常應邀赴其他歐美國家的著名學府講學，而且還在1970年入選著名的法蘭西學院;他不僅著述甚豐，而且這些涉及多種領域的著作幾乎每一部都在相關學科乃至整個思想界產生非同尋常的影響。當雷蒙·阿隆在1983年因心臟病突然發作撒手人寰時，人們痛悼法國失去了20世紀*后一位思想導師。當時的法國總統密特朗公開發表聲明，向這位“主張對話、信念堅定、學養深厚的人”致敬。向來把阿隆視為自己導師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得悉這一噩耗時，驚嘆:“沒有雷蒙·阿隆，世界將感到更孤獨，而且更空虛。”法國所有的著名報刊都做出了反應:《解放報》以“法國失去了自己的教師”作為標題;《世界報》為紀念這位“清醒和睿智的教授”拿出了整整三個版面;《新觀察家》與《快報》兩大周刊則分別發表了大量悼念這位“超凡出眾的知識分子”的文章。
雷蒙·阿隆的著作涉及歷史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國際關系等諸多領域，其中主要有《歷史哲學導論——論歷史客觀性的局限性》(1938)、《大分裂》(1948)、《連鎖戰爭》(1951)、《知識分子的鴉片》(1955)、《阿爾及利亞的悲劇》(1957)、《工業社會18講》(1962)、《各民族間的和平與戰爭》(1967)、《階級斗爭》(1964)、《社會學思想的各個階段》(1967)、《難覓的革命》(1968)、《克勞塞維茨——思考戰爭》(1976)、《為沒落的歐洲辯護》(1977)、《介入的旁觀者》(1981)和《回憶錄——五十年的政治思考》(1983)。這些著作中目前已有多種在我國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如《社會學思想的各個階段》、《回憶錄——五十年的政治思考》、《階級斗爭》。此外，還有不少其他著作的片段亦已分別譯成中文在相關刊物上發表。在雷蒙·阿隆的眾多著述中，《知識分子的鴉片》堪稱是*重要的之一。該書從問世之日起即受到廣泛的關注，而且其影響力很快就超出了六邊形的國土。據不完全統計，它至今已被移譯為近二十種文字。
《知識分子的鴉片》是一本寫于半個世紀以前的著作。它是作者在冷戰初期，針對當時法國特別是法國知識界的情況而作的。換言之，它主要是一本法國人反思法蘭西病的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從法蘭西的特定國情出發，特別援引了盎格魯—撒克遜傳統，對偏愛走極端的法國知識分子本身進行了剖析和批判。當然，它又不僅是一本論戰性的書，還充滿了許多有關基本理論的闡述(如對整體、因果、偶然等問題)，所以也是知識社會學的名著。由于阿隆本人在20世紀法國思想文化領域的特殊地位，這本書本身構成了研究法國現代思想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來，法國知識分子向以左傾和激進著稱，加之在二戰結束后的*初三十年，法國左翼知識分子風光無限，以至于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對法國左翼知識分子推崇備至的外國知識分子，往往將“法國左翼知識分子”視為“法國知識分子”的同義詞。但事實上，在法國本土，卻也自有平衡他們的派別，否則法國的社會就不可能健全地發展了。應當說，我們國家在譯介同為文化大國的法國的近現代思想家、作家作品的過程中，向來具有一種宏大的氣魄，并對法國所謂的左右兩派不偏不倚。然而，具體到雷蒙·阿隆著作的翻譯問題上，情況卻不容樂觀。例如，迄今為止，雷蒙·阿隆的許多重要著作仍未被譯成中文，相形之下，他的辯論對手如薩特、梅洛—龐蒂等人的著作的中譯本卻要更多一些，比如人民文學出版社前不久甚至出版了七卷本的《薩特文集》，由此，薩特、梅洛一龐蒂等人的著作更廣為國人所熟悉，而阿隆的著作則沒有這樣的“幸運”。上述現象至少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們的學術信息嚴重不全。也正因為這樣，我們這次的翻譯將對糾正這種偏頗有所助益。例如，它將會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地審視、更加客觀地評價發生在薩特這位法國左派知識分子領袖與雷蒙·阿隆這位法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寨主之間的“三十年戰爭”。
在許多情況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態，左派的作品是這樣，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時過幾十年之后，我們再來閱讀阿隆的這部著作，仍會為其間的清醒與尖利驚嘆。盡管雷蒙·阿隆在字里行間透露出，他也曾盡量希望使思想顯得更加辯證一些，但毋庸諱言，由于他往往不能區分蘇聯的具體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所以他肯定對共產主義學說沒有好感，甚至把這種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批判理論，說成是一種變態的或者世俗化的宗教。這正是此書標題的立意所在。不過，如果我們設身處地地考慮，就會發現他的主要批評矛頭，畢竟還是針對著當年蘇聯實踐中的巨大弊病。其實，正是那種弊病在幾十年以后無可挽回地導致了蘇聯的解體，也正是類似的弊病，促動著中國人民在文革過后的嚴峻歷史轉折關頭走上了“改革開放”的偉大道路。有鑒于此，當下的中國讀者在讀到雷蒙·阿隆這部著作中一些具有“先見之明”的論斷時，一定會生發出更多的感慨。
大凡對近幾十年來的中法關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法關系較為融洽的時期往往適逢被人們視為右派的戴高樂派及其傳人執政的時期。對于這一現象，人們可能有多種多樣的解釋，但這一現象至少昭示人們，對新中國持友好態度的法國“右翼”人士不乏其人。誠然，按照法國的傳統劃分，雷蒙·阿隆當屬右翼人士。但就是這位右翼人士，在書中提到中國的時候，其口氣要緩和與委婉得多，這與他提到蘇聯時的態度大相徑庭。甚至作為堅定的“大西洋主義者”，他在很少批評美國的情況下，一旦提到美國拒不承認新中國的問題時，也馬上毫不含糊地指出那是美國犯下的幾乎惟一錯誤。然而另一方面，這并不是說，他主要針對法國知識界的情況所發出的議論，就跟中國包括當代中國沒有關系。事實上，中國的國民性跟法國有相近的一面，就連沒有到過中國的韋伯都認為如此。所以他從右派的特定角度出發，針對法國左派的許多剖析，甚至對于我們更全面地觀察目前學界的某些熱點問題，仍然有相當的參考價值。畢竟，學習西方既需要有鑒別地吸收，又需要全面地了解。如果我們考慮一下法國與柬埔寨之間的當代文化交流史，發現那些在法國原本無害的左翼思潮，如何被那些留法歸國者傳播和誤讀成了整個民族的災難，對此就會理解得更加深入和迫切些。
對任何書都要“會讀”，對于已成為“經典”的書更是如此。毋庸諱言，這是一本產生于冷戰特定背景下的學術名著，沒有人希望替它明顯的偏激態度辯解。然而，如果我們也并不希望別人僅僅記住我們當年對“帝修反”之類的激烈批判，從而使得在國際交往中僅僅保留仇恨，那么對于這位早已作古的歷史人物，我們也同樣不要太過計較他當年的激烈言辭。閱讀的關鍵，還在于去看他對于當年法國社會，尤其是知識界風氣的反省，對于我們總結過去和開拓未來有沒有幫助，對于我們一心一意搞建設有沒有幫助。改革開放事業發展到現在的地步，各種信息高速傳遞的方式，一方面使得任何信息堵塞都顯得無聊和失效，另一方面也鍛煉得讀者自會有鑒別地汲取，對此我們應有充分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