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 相關資料

“兩支筆”寫作，一支筆寫文學作品，一支筆寫雜文評論。1997年，他出版了《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該書中，他發揮作家感性思維的優勢，用生動鮮活的語言，為社會各個階層人物進行“畫像”。在他看來，由于財富分配失衡，使得道德失范的事件時有發生。他說：“不正視某些現實問題，社會將很危險。”梁曉聲也曾經想過“少管閑事”，但是內心的良知驅使他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寫作。——《人民日報》海外版 與共和國同齡，他用文字見證時代變遷。鐘情八十年代，他以知青文學奠定底蘊；悲憫底層命運，他筆指官僚權貴秉持道義。拒絕浮躁喧囂，時代卻奪去讀者耐心；關注現實民生，他為民請愿卻無能為力；現實無奈前行，他辛辣依舊蒼勁力。 ——《鳳凰網》　　在商業時代，沒有資產者階層是匪夷所思的，沒有買辦者階層也是匪夷所思的。好比水族館里沒有鯊魚，沒有巨鱆或沒有鯨，沒有海豚，也好比動物園里沒有獅、虎、豹、熊、犀、象。它們是水族和獸綱中最不可或缺的種類。沒有它們的存在，水族館不算是水族館，動物園又何謂動物園？資產者階層和買辦者階層，是商業時代繁榮鏈上最重要的一環，是商業時代的酵母。沒有他們的存在，商業時代只能是一種幻想、一種傳說、一種愿望。恐慌于他們的存在的人，是“葉公好龍”式的人。我們有理由反對的，只應當是“官僚資產者階層”和“官僚買辦者階層”的滋生、形成和存在。而且必須毫不動搖地加以反對。因為這兩個以官僚為母體，受孕于資產者階層和買辦者階層的“雜交階層”，對于權力的腐蝕性是無可比擬的，對于普遍的商業原則的破壞性是巨大的，同時必定等于對全社會的公平意識實行強奸。它們使商業委身于權力，因而使商業的行徑近乎于“偷漢子”。它們使權力賣淫于金錢，因而使權力形同暗娼。結果是商業和權力，同時變得下賤、卑鄙又骯臟。一個“官僚資產者”和“官僚買辦者”層出不窮的社會，哪怕他們還沒有形成為階層，都是在本質上難以真正建設起所謂“精神文明”的。他們對全社會的污染和危害，一點兒也不遜于黑社會和流氓團伙。雖然他們表面看起來比黑社會斯文，比流氓團伙體面。
　　中國的資產者和買辦者們，當然已經階層化了。
　　資產者中，也當然不乏由我的法國記者朋友定義了的“階層分子”。對于他們，實際上沒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為他們的私有財產，主要是依賴于父輩權力的大小而聚斂的。其過程往往簡單得令人咋舌，幾乎完全沒有什么真正的商業的意義可言。“中國特色”在這一點上具有極大的諷刺性。在中國經濟秩序還沒來得及形成的幾年里，他們往往很容易地就能從銀行貸出大筆款來，而且往往是無息的或低息的，然后迅速投機于最初的股票買賣或房地產買賣。對于他們沒有所謂風險可言，因為他們得天獨厚，信息靈通，買入順利，賣出及時。在別人來不及反應和動作時，他們已然做出了反應，采取了動作。當別人被“套”住時，他們早已攜利別往。當一些地方呼吁建立經濟秩序的聲浪高漲時，他們的身影早已出現在另一些有機可乘的地方。對于他們，“游戲規則”差不多總是滯后產生的東西。而所謂機會，總好像是有人專門為他們創造的；或者，為他們預留的。他們的后邊，似乎有一個“機會服務團隊”，或曰“機會黃牛黨”。
　　20世紀90年代，中國一個沿海小市掀起了開發熱潮。我曾在那里見到過他們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身影。因為那在當時是中國又一個提供地皮炒賣大好時機的地方，所以幾乎成了他們的一個“會師地”。我是應邀去參與一次電視劇策劃的，他們是為地皮炒賣這一種商業“游戲”而去的。他們中的某些人，甚至有半大不大的官員陪同，充當“高參”一類角色。我到后，黃金地段皆已有主。那當然是一紙空文就了結的事。他們轉手倒賣地契，旋即乘機回歸，坐收其利。一畝地價翻漲五六十倍甚至近百倍，他們“創收”之豐可想而知。短短的數日內，他們便暴發了一次，并且同時享受了一次愉快的旅游觀光。

　　在商業時代，沒有資產者階層是匪夷所思的，沒有買辦者階層也是匪夷所思的。好比水族館里沒有鯊魚，沒有巨鱆或沒有鯨，沒有海豚，也好比動物園里沒有獅、虎、豹、熊、犀、象。它們是水族和獸綱中最不可或缺的種類。沒有它們的存在，水族館不算是水族館，動物園又何謂動物園？資產者階層和買辦者階層，是商業時代繁榮鏈上最重要的一環，是商業時代的酵母。沒有他們的存在，商業時代只能是一種幻想、一種傳說、一種愿望。恐慌于他們的存在的人，是“葉公好龍”式的人。我們有理由反對的，只應當是“官僚資產者階層”和“官僚買辦者階層”的滋生、形成和存在。而且必須毫不動搖地加以反對。因為這兩個以官僚為母體，受孕于資產者階層和買辦者階層的“雜交階層”，對于權力的腐蝕性是無可比擬的，對于普遍的商業原則的破壞性是巨大的，同時必定等于對全社會的公平意識實行強奸。它們使商業委身于權力，因而使商業的行徑近乎于“偷漢子”。它們使權力賣淫于金錢，因而使權力形同暗娼。結果是商業和權力，同時變得下賤、卑鄙又骯臟。一個“官僚資產者”和“官僚買辦者”層出不窮的社會，哪怕他們還沒有形成為階層，都是在本質上難以真正建設起所謂“精神文明”的。他們對全社會的污染和危害，一點兒也不遜于黑社會和流氓團伙。雖然他們表面看起來比黑社會斯文，比流氓團伙體面。
　　中國的資產者和買辦者們，當然已經階層化了。
　　資產者中，也當然不乏由我的法國記者朋友定義了的“階層分子”。對于他們，實際上沒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為他們的私有財產，主要是依賴于父輩權力的大小而聚斂的。其過程往往簡單得令人咋舌，幾乎完全沒有什么真正的商業的意義可言。“中國特色”在這一點上具有極大的諷刺性。在中國經濟秩序還沒來得及形成的幾年里，他們往往很容易地就能從銀行貸出大筆款來，而且往往是無息的或低息的，然后迅速投機于最初的股票買賣或房地產買賣。對于他們沒有所謂風險可言，因為他們得天獨厚，信息靈通，買入順利，賣出及時。在別人來不及反應和動作時，他們已然做出了反應，采取了動作。當別人被“套”住時，他們早已攜利別往。當一些地方呼吁建立經濟秩序的聲浪高漲時，他們的身影早已出現在另一些有機可乘的地方。對于他們，“游戲規則”差不多總是滯后產生的東西。而所謂機會，總好像是有人專門為他們創造的；或者，為他們預留的。他們的后邊，似乎有一個“機會服務團隊”，或曰“機會黃牛黨”。
　　20世紀90年代，中國一個沿海小市掀起了開發熱潮。我曾在那里見到過他們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身影。因為那在當時是中國又一個提供地皮炒賣大好時機的地方，所以幾乎成了他們的一個“會師地”。我是應邀去參與一次電視劇策劃的，他們是為地皮炒賣這一種商業“游戲”而去的。他們中的某些人，甚至有半大不大的官員陪同，充當“高參”一類角色。我到后，黃金地段皆已有主。那當然是一紙空文就了結的事。他們轉手倒賣地契，旋即乘機回歸，坐收其利。一畝地價翻漲五六十倍甚至近百倍，他們“創收”之豐可想而知。短短的數日內，他們便暴發了一次，并且同時享受了一次愉快的旅游觀光。
　　然而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范圍以內進行的。只不過這種合法進行的商業“游戲”，是別人沒法兒也沒資格“玩兒”的罷了。
　　如今那小市的開發熱早已冷卻，因為地價在炒的過程中漲得失去了開發利潤。當然也有人傾家蕩產在那里，不過絕不會是他們中的某些人。
　　鋼材、木材、煤炭、石油、水泥、煙、酒，凡是曾一度緊俏過的商品，哪怕屬于國家調控物資，幾乎都為他們中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所染指過。“賣批件”“賣條子”這一種現象，在中國曾經是見慣不怪之事。王寶森不是挪用過兩千萬人民幣給他的情婦去做生意嗎？他難道不是先成了階下囚，才詳查出這一條罪狀的嗎？否則，“挪用”將不成其為罪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說成是北京市副市長親筆“批給”的。有權支配幾十億美元的一位官員，“批給”誰兩千萬人民幣做生意還不是小事一樁嗎？公開的對外的對付審計的招牌往往是“集體所有制”，實質上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是“個體”的。非說“集體”，也是他們自己那一個小“集體”。賺了一概劃入個人賬號，虧了算國家為繁榮“集體經濟”交“學費”了。虧個一干二凈算全交“學費”了，揮霍了也算全交“學費”了。在中國經濟秩序雜亂無章、剪不斷理還亂的幾年里，國家如此這般交了許多不明不白的“學費”。當然也不能說完全白交了，畢竟使他們先富起來了。甚至，也不能說交的“不明不白”。
　　切莫以為他們富起來了便都是些非常之幸福的中國人了。其實，除了在資產的占有方面和優越的物質生活的享受方面他們足以高枕無憂以外，他們內心深處依然是郁悶多多的，依然是些倍感失落的中國人。老百姓的郁悶和煩惱是可以找個傾訴對象訴說的。老百姓是有權利通過發牢騷甚至詛咒罵娘對現實宣泄不滿的，但他們卻喪失了這種宣泄的權利。因為他們已然是現實的最優先而且最實惠的既得利益受用者了。老百姓發牢騷或詛咒現實的時候，他們只有裝聾作啞緘口不言的份兒。老百姓罵娘的時候，他們總感到那等于就是在罵他們自己。他們都清楚，許許多多中國人的眼睛始終在盯著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和老百姓之間的鴻溝，是再也沒法兒填平了。起碼在他們這一代是沒法兒填平了。而他們的上一代，亦即他們的父輩們，原本是些曾為拯救中國老百姓的命運出生入死，功勛卓著，因而曾深受中國老百姓愛戴的人物。這一種關系的失落，乃是他們于中國當代諸種失落之一種，最心有千結之一種，最欲說還休之一種，最惴惴不安之一種。不要單看他們在現實中的表現便以為他們并不在乎，事實上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是很在乎的。又由于他們也清楚，他們從現實中依賴父輩的權威和名望獲得的越多，父輩乃至家族在中國人中的聲譽和威望越下降。他們的失落，他們的惴惴不安，包括他們難免常有所生的愧疚，便越加困擾他們。獲得和喪失恰成正比，這一正比將是他們心口“永遠的痛”。
　　他們中四十歲以上的大多數，都是在中國共產黨正統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才是他們的精神父母。而且曾是他們絕對崇敬之絕對忠誠于的精神父母。相比而言，他們的慈父愛母，倒更像是他們的奶娘，更像是受了共產黨委托教誨他們成長的監護人了。他們從小就曾立志要當“革命接班人”。只不過“革命接班人”五個字，體現于他們的意識，與體現于老百姓子女的意識，內容是大不相同的。老百姓子女立志要當“革命接班人”，往往意味著要當比是工人的父輩更不計所得的工人，比是農民的父輩更肯付出的農民，比是教師的父輩更優秀的教師，比父輩更服從國家和“革命”對自己命運的統籌安排，比父輩更勇于更樂于為國家和“革命”到最艱苦的地方去一輩子從事最艱苦的工作，并以此為榮。而他們立志要當“革命接班人”，往往意味著最終要接父輩的班，要像父輩一樣身居要職，要像父輩一樣為國家為“革命”實踐文治武功并受人們的普遍愛戴。這一種意識尤其較早地成熟在男性的“他們”的世界觀里。

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 作者簡介

梁曉聲，原名梁紹生，祖籍山東榮成，1949年生于哈爾濱，當代知名作家、學者。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資深教授，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至今創作了包括散文、小說、雜論、紀實文學等在內的作品逾千萬字。代表作有《父母歲月》《雪城》《年輪》《返城年代》《今夜有暴風雪》。憑借作品《人世間》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