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情報組織揭秘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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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情報工作起源日文中“情報”這兩個字產生于19世紀末。日本軍醫森鷗于1884—1888年在德國留學期間，翻譯了普魯士軍事戰略家克勞塞維茨的名著《戰爭論》，該書日文版于1903年10月正式出版。《戰爭論》第6章“NachrichteninKriege”，森鷗將其譯為“戰爭の情報”，從而創造了“情報”這兩個字。然而早在“情報”一詞出現之前，日本就已展開了有聲有色的情報活動，并將情報意識融于每位日本國民的血液之中。于是，情報成為了大和民族的立世之本，列島生存與拓展的要務。那么，日本情報工作的源流究竟為何？節日本情報思想的啟蒙者——《孫子兵法》日本的情報工作在世界上獨樹一幟，不僅在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效用，而且對各行各業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日本人的這種特點，追根溯源，與中國的孫子有著密切的關系。集中的體現莫過于《孫子兵法》對日本認識和運用情報所產生的重要影響。日本人不僅直接研究《孫子兵法》，并且長期以來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對孫子的情報思想進行發揮和再創造。應當指出，日本人在這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遠遠超過中國人。時至今日，《孫子兵法》中有關情報的精髓仍指導著日本情報工作的運轉。一、《孫子兵法》傳入日本《孫子兵法》何時傳入日本，學術界至今尚無定論。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三種觀點：“朝鮮傳入說”、“吉備真備引進說”和“中國兵法家攜來說”。（一）觀點一：“朝鮮傳入說”“朝鮮傳入說”出自日本著名兵法史學家佐藤堅司所著《孫子思想史的研究》一書。\[日\]佐藤堅司：《孫子研究在日本》，高殿芳譯，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他根據《日本書紀》所載，公元663年來自朝鮮半島百濟國的幾位兵法家到達日本，指導修筑了幾座城池，并因為精通中國兵法被授予榮譽勛位。由此，佐藤推測是他們把中國兵法傳入日本的，而且這部中國兵法可能就是《孫子兵法》。他的證據是，在57年之后成書的《日本書紀》中，記載著“神武天皇之兄征伐磯城的時候，椎根津彥的計策中有‘倏忽之間，出其不意，則破之必也’這樣的語句，與《孫子兵法·始計篇》的‘出其不意’，以及《虛實篇》的‘趨其所不意’在文字和意思上是相同的”。“因此可以認為‘出其不意’是由百濟人傳授的，進而可以認為這些百濟人把《孫子兵法》引進日本。至少可以設想《孫子兵法》，初是由他們傳進來的。”同上。（二）觀點二：“吉備真備引進說”“吉備真備引進說”源自《續日本紀》第二十卷天平寶字四年（760年）十一月丙申條的記載：“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關、中衛舍人土師宿彌關城等六人于太宰府，就大貳吉備朝臣真備，令司諸葛亮八卦、孫子九地及結營向背。”據此有些研究者，包括佐藤堅司也認為“在日本人中初把《孫子兵法》引進來的是吉備真備”\[日\]佐藤堅司：《孫子研究在日本》，高殿芳譯，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根據《續日本書紀》的記載，在秘藏家傳時期，吉備真備開創了日本軍事史上運用《孫子兵法》的先河。同上。他不僅平時教習士兵諸葛亮八卦陣、孫子九地及結營向背等作戰方法，還在奉命討伐惠美押勝叛亂惠美押勝之亂指的是：764年（日本天平寶字八年）日本奈良時代爆發的叛亂，又稱藤原仲麻呂之亂。藤原仲麻呂（藤原惠美押勝）企圖奪取孝謙天皇寵信的大臣禪師道鏡的位置而發動軍事政變。事件終以藤原仲麻呂的失敗而結束，道鏡被任命為大臣禪師，參與政事。時，靈活運用《孫子兵法》的“兵聞拙速”、“兵之情主速”，以及“以迂為直”等用兵原則，只用了8天時間就擊敗了叛軍，將惠美押勝“斬于湖畔”。（三）觀點三：“中國兵法家攜來說”“中國兵法家攜來說”出自美國《孫子兵法》研究家塞繆爾·B格里菲思的研究成果。他在《孫子兵法——戰爭藝術》一書中指出：公元516年，中國一位熟悉兵書的學者曾到日本。公元525年，日本繼體天皇（450—531年）在任命其子粗鹿火為兵馬統帥時曾說過“夫將者，民之命與國之存亡所系也”。這句話顯然有些受了《孫子兵法·作戰篇》中“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的影響。據此，格里菲思認為，有許多理由相信，早在吉備真備于公元735年返回祖國之前的幾個世紀，中國古代的軍事經典已被日本人所知。\[美\]塞繆爾·B格里菲思：《孫子兵法——戰爭藝術》，育委譯，學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346頁。大多數日本學者贊成“吉備真備引進說”這一觀點，將吉備真備稱為《孫子兵法》攜歸日本的“人”。717年，吉備真備作為遣唐留學生來到中國，歷時18年后于735年回國。日本很多學者認為吉備真備在回國的時候將《孫子兵法》《吳子》等中國典籍上獻朝廷，隨后便開始在日本軍人中傳授《孫子兵法》。但經過引經據典的考證，其實“中國兵法家攜來說”這一觀點更具說服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根據日本史書記載，繼體二十年（527年）日本筑紫的地方官國造磐井發動兵變，史稱“磐井之亂”。繼體天皇在其頒發的討伐叛軍的詔令中，曾寫有這樣的話：“良將之軍也，施恩推惠，危己治人，攻如河決，戰如風發。”“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于是乎在。”其思想和用語多與《孫子兵法·作戰篇》“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暗合。潘俊峰：“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和影響”，《軍事歷史》1989年第5期。這說明繼體天皇對《孫子兵法》已有所了解。其次，可以從圣德太子（574—622年）頒布的“憲法十七條”中得到印證。推古女皇于公元592年即位，翌年立圣德太子攝政。604年，圣德太子用漢文記述了官吏、貴族必須遵守的十七條政治道德標準，即史稱“憲法十七條”，也有稱“十七條憲法”者。對“憲法十七條”的遣詞用句，日中學者均認為多出自典漢籍諸子百家。其中文中有幾處用語與《孫子兵法》極其相似。例如：第十條“是非之理，詐能可定。相共賢愚，如環之無端”；第十一條“明察功過，賞罰必當”；第十五條“上下和諧，其是情矣”。上述條款與《孫子兵法》中的諸多語言極其相似，依次為：《孫子兵法·勢篇》“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孫子兵法·計篇》“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孫子兵法·謀攻篇》“上下同欲者勝”。盡管有學者研究認為“十七條”中有的句子可能引自《史記》等典籍，但也不能排除圣德太子研讀《孫子兵法》的可能性。雖然在那時《孫子兵法》作為禁秘書只有皇室少數人能夠接觸，但圣德太子攝政的身份是完全可能看到的。再次，據我國著名日本史學家嚴紹先生的研究表明，撰寫于養老四年（720年）的《日本書紀》“不僅全用漢字寫作，而且大量引用中國文獻典籍”，“引用了諸如《史記》《漢書》《南史》《北史》《水經注》《新序》《述異記》《尉繚子》《吳子》等書”。嚴紹璗：《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頁。這里雖然沒有提到《孫子兵法》，但早于《尉繚子》《吳子》在戰國時期就“藏孫、吳之書家有之”的《孫子兵法》，日本來華留學生想必也會千方百計弄到的，只不過當時作為禁秘書流傳不廣而已。后，從日本派出遣唐使的時間看，稱吉備真備為《孫子兵法》攜入日本“人”的說法并不科學，無法令人信服。日本自公元630—894年約260年間，共任命過20次（一說19次）遣唐使。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193頁。吉備真備來華時間次是公元717年，在中國生活18年。第二次是公元752年，翌年回國。在吉備真備入唐之前已有8次遣唐使到過中國，時間跨度約一個世紀。而作為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以學習文化，購求書籍為使命”。同上書，第202頁。我國《舊唐書·東夷傳》也記載，每次遣唐使歸國，都是“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這些都說明歷屆遣唐使的一個重要使命是搜求中國典籍。因此，很難想象在吉備真備入唐前的100多年間，8次遣唐使們會將《孫子兵法》這樣一部重要的兵書漏掉？于情于理都是說不通的。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孫子兵法》很可能在四五世紀，遲不晚于6世紀就已經傳入日本列島了，吉備真備并非將《孫子兵法》引進日本的人，而是現有文獻記載的首次在日本傳授《孫子兵法》的人。這樣表述可能更準確、可靠一些。蘇桂亮：“《孫子兵法》研究在日本”，《濱州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二、日本對《孫子兵法》的吸收與發展《孫子兵法》傳入日本后，被不斷發揚光大，逐漸形成獨具日本特色的兵學思想和情報觀念。這個過程可以劃分為三大階段：早期的秘藏家傳時期、江戶時代的刊刻注釋時期和近世的融合拓展時期。（一）秘藏家傳時期（710—1603年）這一時期《孫子兵法》作為禁秘書，只有皇室及親王等權貴能夠接觸，加之由中土傳來的漢文書籍有限，因此，這一時期《孫子兵法》傳播多以手抄口授為特征。經過長期經世的父子師承傳授，日本形成了專事傳抄、訓點和授讀的“明經世家”，其中以清原家久負盛名。日本戰國時代造就了一批著名的深諳用間之道的軍事將領，諸如楠木正成、武田信玄、上杉謙信、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毛利元就等。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都把《孫子兵法》奉為圭臬，并用于指揮作戰之中。例如，著名武將武田信玄少時即學習兵法，熟諳十三篇，特別鐘愛《孫子兵法·軍爭篇》“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四句話，并寫在自己的軍旗上。他不但敬仰《孫子兵法》，而且將其貫穿于自己所著的《甲陽軍鑒》中，故有“日本的孫子”之美譽。號稱“戰國武將中鶴立雞群”的織田信長，善用孫子“奇正”等謀略思想。在長條之戰中，他集中3倍于武田方的兵力作為正兵，又組織3000支火槍隊作為奇兵，擊退突入的武田勢力。其運用《孫子兵法》之妙，使他成為著名的兵法家，被視為在日本武將中“沒有可與信長齊名的名將”。豐臣秀吉則被稱為“《孫子兵法》真正實踐者”。他特別重視情報，不惜使用金錢構建自己的間諜隊伍，直至對對手情況了如指掌后才投入戰斗，即所謂的“勝而后戰”。在美濃攻略時期，他避免使用強攻，而是通過情報和謀略活動使對方或歸順或投降。縱觀這一時期《孫子兵法》在日本的流傳情況，雖因禁秘書而局限在皇室上層的小范圍內，但并沒有阻礙其傳播和在軍事斗爭、情報領域的運用，并為后來江戶時代《孫子兵法》應用高潮的到來奠定了基礎。（二）刊印注釋時期（1604—1868年）刊印注釋時期是指江戶時代。此間研究《孫子兵法》者近百家，刊印《孫子兵法》書達140余種。從此，日本的《孫子兵法》研究進入鼎盛時期。具體表現在：一是活字印刷《武經七書》，開創了刊刻兵書先河，從此結束了日本手抄摹寫漢籍兵書的歷史。二是首啟注釋《孫子兵法》之風。江戶時代的《孫子兵法》研究，是從林羅山的《孫子諺解》開始的。雖然林氏的注解“僅限于簡單的字句注釋，并不是主動的研究”\[日\]佐藤堅司：《孫子研究在日本》，高殿芳譯，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頁。，尚不是真正的注釋，但其顯赫的地位和影響卻對江戶時期《孫子兵法》研究的勃興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三是注釋《孫子兵法》的大家輩出。繼林羅山之后，注解《孫子兵法》遂成一代風氣，眾人群起而效法，出現諸如北條氏長、山鹿素行、獲生徂徠、新井白石、德田邕興、吉田松陰、恩田仰岳等一批至今仍有影響的《孫子兵法》注家。其中由于北條氏長對《孫子兵法·用間篇》的研究對日本情報工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佐藤堅司稱贊道：“氏長才是孫子‘用間’的理解者，才是對《孫子兵法》首尾篇的知音。”\[日\]佐藤堅司：《孫子研究在日本》，高殿芳譯，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頁。吉田松陰吉田松陰，幕末志士，長州藩士，精通兵學，投奔江戶佐久間象山門下學習洋學。注重了解海外情報，1854年美艦來航時因企圖偷渡而被捕入獄。其后設立松下村塾教授兵學和洋學。著有《西游日記》、《講孟余話》、《留魂錄》等。在松下村塾教授山鹿派兵學塾，在其《孫子評注》的注釋中對《孫子兵法·用間篇》推崇備至，評價很高。他對當時日本的鎖國政策所造成的國人無知狀況深惡痛絕，提出要“下田踏海”，即要從靜岡縣東南的下田港口出發，航海去歐美各國以及澳大利亞、中國、朝鮮等，以考察實情。在吉田松陰提出“下田踏海”主張后四年，因企圖搭乘佩里準將的軍艦去美國，觸犯了禁令而被囚于獲野山獄。四是孫子思想成為武學流派的兵學源頭。占據江戶時代武學統治地位的甲州派、越右派、北條派、山鹿派和長沼派，它們的創始人既是信奉儒家學說的大儒學者，又是研究《孫子兵法》的權威人物。孫子思想對各派產生深刻影響，成為各派兵學思想的源頭。五是影響了一批兵學著作。《孫子兵法》不僅催生了新的武學流派，出現了流派林立的局面，而且也左右了兵家武士的兵學思想，產生了一批重要的兵書典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