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經學的普遍主義:康有為的經學革新 相關資料

康氏的經學革新之舉，其價值當如何評估，又存在哪些問題值得反思？實際上，這是一體兩面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康有為的核心關切和問題意識；二是他所提供的解決方案。康有為所面對的是三千年未有之文明大變局，在此變局之中，以經學為代表的中國固有之學，面臨著從具有普遍主義屬性的文明形態退化為一種失效的地方性知識的危機，器物、軍事乃至國政層面的危機皆為此文明危機的表現之一端，根本危機在于文明命運本身，因此，對文教命運危機的認識成為康有為的核心關切。一種古典文明如何在自我保存和延續中完成現代轉型，從今日反觀，康有為的文明命運關切可謂具有洞見和前瞻性。文教危機的本質何在？康有為基于其所繼承的文化、歷史與學術傳統，看到了經學在既有文教傳統中的奠基性角色，經學與文教互為表里，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種對經學— 文教一體化的認識，乃康有為與受西學影響的“五四”一代在學術眼光上的殊別處。如果說中國既已成立的現代性，是繼承和發展“五四”一代的道路而來，那么康有為的意義在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中國現代轉向的更早的時間節點和一條不同的思路。康有為改革經學的整體思路是重建經學的普遍主義。回溯經學的歷史，可以看到，這一思路遵循了中國作為一文明實體的歷史傳統，既保存了經學的文明屬性，也保存了經學面向更廣闊世界和更遙遠未來開敞的可能性，這與民國以后一批學者將經學內縮為一國固有歷史文化之學的取徑全然不同。康有為重建經學普遍主義的方案包含兩大任務目標：一是在重整經學學術系統基礎上，重新界定經學的性質；二是基于他所界定的新經學，做出新的經學一體化解釋。經學史上兩次最關鍵學術轉向—今、古之學的轉變和漢、宋之學的轉變，均伴隨著經學體系的重整、經學性質的重塑和經學一體化解釋的重建，因此，從經學史的脈絡來看，康有為這兩個任務的目標均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不過，康有為的具體做法卻是洞見與弊病并存的。“兩考”是康有為完成第一項任務的主要手段。《新學偽經考》通過將所有古文經斥為偽經的方式，“澄清”了孔子真經，既解決了經學中周、孔異制的矛盾，又處理了清代學術中長期存在的漢、宋相爭問題。通過“澄清”孔子真經體系，經學成為孔子之法所在，也為康有為界定孔子之法即經學的性質提供了條件。然而，細考康有為的整個辨偽過程，絕非如錢玄同所稱道的那般“極精審”。符定一評價《新學偽經考》云：“其征引也博，其屬詞也肆，其制斷也武，其立意也無稽，其言之也不怍。” 此言切中康氏辨偽之病。若以廖平的今、古之辨作為對比，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分辨今、古的方式和手段顯得尤為成問題。廖平曾經致書康有為稱《新學偽經考》“外貌雖極炳烺，足以聳一時之耳目，而內無底蘊，不出史學目錄二派之窠臼”。廖平看到，今、古之辨在本質上是一個經學問題，既然是經學問題，“經學有經之根柢門徑”，那么，對今、古之學的分辨應該遵循經學的方式展開，因此，廖平的今、古之辨是通過對禮制的考察逐步展開的。以禮制立言，這是廖平學問的根柢所在，雖然通過禮制之辨以分今古之學的過程相當迂曲復雜，但這是正統的經學方式。然而，康有為取巧地使用了史學辨偽，避開了對經學核心問題的討論，通過對“劉歆作偽”這樁史事的考辨來實現分辨今古的目的，是故蒙文通一針見血地指出：“康氏之學實以龔、魏為依歸。” 換言之，《新學偽經考》不僅在史學辨偽上多有破綻，更關鍵的問題是，它沒有從經學本身出發，正面回應今、古之辨這樣一個經學議題，這樣一來，該書所得出的結論在史學與經學兩方面都難以真正立足。

康氏的經學革新之舉，其價值當如何評估，又存在哪些問題值得反思？實際上，這是一體兩面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康有為的核心關切和問題意識；二是他所提供的解決方案。康有為所面對的是三千年未有之文明大變局，在此變局之中，以經學為代表的中國固有之學，面臨著從具有普遍主義屬性的文明形態退化為一種失效的地方性知識的危機，器物、軍事乃至國政層面的危機皆為此文明危機的表現之一端，根本危機在于文明命運本身，因此，對文教命運危機的認識成為康有為的核心關切。一種古典文明如何在自我保存和延續中完成現代轉型，從今日反觀，康有為的文明命運關切可謂具有洞見和前瞻性。文教危機的本質何在？康有為基于其所繼承的文化、歷史與學術傳統，看到了經學在既有文教傳統中的奠基性角色，經學與文教互為表里，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種對經學— 文教一體化的認識，乃康有為與受西學影響的“五四”一代在學術眼光上的殊別處。如果說中國既已成立的現代性，是繼承和發展“五四”一代的道路而來，那么康有為的意義在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中國現代轉向的更早的時間節點和一條不同的思路。康有為改革經學的整體思路是重建經學的普遍主義。回溯經學的歷史，可以看到，這一思路遵循了中國作為一文明實體的歷史傳統，既保存了經學的文明屬性，也保存了經學面向更廣闊世界和更遙遠未來開敞的可能性，這與民國以后一批學者將經學內縮為一國固有歷史文化之學的取徑全然不同。康有為重建經學普遍主義的方案包含兩大任務目標：一是在重整經學學術系統基礎上，重新界定經學的性質；二是基于他所界定的新經學，做出新的經學一體化解釋。經學史上兩次最關鍵學術轉向—今、古之學的轉變和漢、宋之學的轉變，均伴隨著經學體系的重整、經學性質的重塑和經學一體化解釋的重建，因此，從經學史的脈絡來看，康有為這兩個任務的目標均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不過，康有為的具體做法卻是洞見與弊病并存的。“兩考”是康有為完成第一項任務的主要手段。《新學偽經考》通過將所有古文經斥為偽經的方式，“澄清”了孔子真經，既解決了經學中周、孔異制的矛盾，又處理了清代學術中長期存在的漢、宋相爭問題。通過“澄清”孔子真經體系，經學成為孔子之法所在，也為康有為界定孔子之法即經學的性質提供了條件。然而，細考康有為的整個辨偽過程，絕非如錢玄同所稱道的那般“極精審”。符定一評價《新學偽經考》云：“其征引也博，其屬詞也肆，其制斷也武，其立意也無稽，其言之也不怍。” 此言切中康氏辨偽之病。若以廖平的今、古之辨作為對比，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分辨今、古的方式和手段顯得尤為成問題。廖平曾經致書康有為稱《新學偽經考》“外貌雖極炳烺，足以聳一時之耳目，而內無底蘊，不出史學目錄二派之窠臼”。廖平看到，今、古之辨在本質上是一個經學問題，既然是經學問題，“經學有經之根柢門徑”，那么，對今、古之學的分辨應該遵循經學的方式展開，因此，廖平的今、古之辨是通過對禮制的考察逐步展開的。以禮制立言，這是廖平學問的根柢所在，雖然通過禮制之辨以分今古之學的過程相當迂曲復雜，但這是正統的經學方式。然而，康有為取巧地使用了史學辨偽，避開了對經學核心問題的討論，通過對“劉歆作偽”這樁史事的考辨來實現分辨今古的目的，是故蒙文通一針見血地指出：“康氏之學實以龔、魏為依歸。” 換言之，《新學偽經考》不僅在史學辨偽上多有破綻，更關鍵的問題是，它沒有從經學本身出發，正面回應今、古之辨這樣一個經學議題，這樣一來，該書所得出的結論在史學與經學兩方面都難以真正立足。

重建經學的普遍主義:康有為的經學革新 作者簡介

皮迷迷，女，1988年出生，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畢業，現為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經學、近現代中國哲學。在《哲學研究》《中國哲學史》《哲學動態》等多部期刊發表論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