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問道”叢書史學·史識·文化
——劉桂生史學論文集
劉桂生著版面字數：每頁（33）行×每行（34）字×總頁數（376）頁=（422）千字圖片1：1947年春，就讀上海大同大學附中一院高中部期間留影
圖片2：1950年6月，嶺南大學政治學會慶祝教師節暨歡送畢業同學攝影留念，前坐者為陳寅恪、唐筼夫婦，第二排中立者為劉桂生
圖片3：1979年，在北京與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東方語言和歷史系終身教授周策縱親切交談
圖片4：1988年1月，當選為北京市政協委員時留影
圖片5：1980年代末，在清華大學家中接待前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格魯尚茨，左一、左三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張柱洪、中國人民大學《教學與研究》主編張步洲
圖片6：1997年10月，應邀赴美國科倫達參加美國“二十世紀中華史學會”年會，在會上作“論近代學人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曲解”主題發言
圖片7：1998年6月，在德國海德堡大學講學期間，與曾赴中國訪學的外國學生相聚，左一史奈德（Axel Schneider，曾任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院長，現任德國哥廷根大學教務長），左二為林茹蓮（Marilyn ALevine,曾任美國中央華盛頓大學副校長、北美二十世紀中華史學會會長），右二為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曾任德國海德堡大學副校長，現任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副校長）
圖片8：1999年3月，在清華大學參加由清華大學歷史系與《歷史研究》編輯部聯合發起的“五四運動研究歷程回顧與檢視座談會”
圖片9：2000年秋，在清華大學家中接待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墨子刻(Thomas AMetzger)
圖片10：2002年7月，在北京師范大學參加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會時留影，中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劉家和教授
史學·史識·文化：劉桂生史學論文集>>> （原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
附一：何兆武教授來信
劉桂生同志論李大釗政治思想一文，材料翔實、論證精確，對長期以來學術界流行的一種似是而非的見解以及廣大讀者中間人云亦云的一個問題，給出了斷制性的答案；這個問題是：辛亥時期李大釗的思想是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嗎？從來在歷史上，思想的發展當是可以而且必須采取多種形式和途徑的，這里并沒有一種唯一無二的絕對模式可循；它不像古典力學中的物體運動那樣只能是遵循一條唯一的途徑。假如社會的發展有其一定的階段或形態的話，這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意味著思想的發展必然經歷幾個固定的、不可變易的階段或形態，比如說；改良主義→民主主義→革命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之類的公式。本文功績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它理清歷史學上一個具體疑難問題，即李大釗早期思想的性質，從而對近現代史的研究、黨史研究、思想史研究和社會主義史研究做出了有價值的貢獻；一是它通過對這一具體問題的具體研究闡明了一個歷史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即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和態度來研究思想發展和變化的規律問題。中國近代歷史的主潮流是要求解放，但具體到每個個人，則其途徑可以是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這一點可可以反映出歷史發展面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我讀本文，深受啟發，謹贅數語。
附二：《北京社聯通訊》報道
此文發表后，《北京社聯通訊》1986年第5期和北京《李大釗研究會通訊》1986年第1期，相繼發表學術界座談此文情況之消息，現將社聯所發之消息，轉錄如后：
8月21日至23日，北京市李大釗研究會召開了學術座談會。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修改《李大釗生平史料匯編》**卷提綱、交流近期李大釗研究工作的信息及成果。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系劉桂生教授，就辛亥革命時期李大釗的思想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對李大釗早在辛亥革命時期就是一個成熟的激進民主主義者這一我國學術界幾乎一致肯定的觀點，提出了異議。他認為，研究當時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分析比較同盟會進派與溫和派對這些事件的態度及李大釗在這一時期的言論，不難看出，李大釗在民國元、二年間曾經把國家早日實現統一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凱政府身上。在這一點上，他與同盟會中溫和派的態度是一致的，而與激進派堅決反袁的態度則是相反的。因此，不能說這時的李大釗已是激進革命民主主義者，而是只是一個滿懷愛國熱忱的有志青年。劉桂生教授在發表觀點時，強調歷史研究應該實事求是，必須依據文獻，進行探討。與會同志在討論劉桂生教授的觀點時，一致認為，李大釗研究必須打破框框，實事求是，堅持從歷史事實、歷史文獻出發，客觀地評價李大釗在各個不同時期的思想，否則無從研究他的思想發展道路。大家感到，有必要逐篇研讀李大釗的文章，為李大釗研究的深入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姜慶明）